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

政治學家 Gabriel A. Almond 與 Sidney Verba（1972）在其著作《公民文化－

－五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指出，三到十三歲是形塑一個人政治態度的決定性階 段。本節將探討政治社會化的意涵以及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機構，以作為本研究 擬訂研究架構的基礎，並作為研究結果解釋的依據。

壹、政治社會化的意涵

一般而言，政治學將政治社會化定義為「人們學習政治信念及價值的過程，

而且經由此學習過程，這些信念及態度得以一代傳一代」。因此，政治社會化可 以被理解為社會塑造其成員之政治意識的過程（周繼祥，2005:154）。簡單的說，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使政治體系的成員發展對政治的價值、

情感、態度、意見，使其能與政治建立關係之「過程」。傳統政治學將這個學習 過程稱為「公民教育」，但是「公民教育」概念過於狹隘，予人印象只限在正式 學校教育的範疇。因而，學者海曼（H. M. Hyman）另創「政治社會化」一詞，

泛指個人對政治事務的所有心理及行為模式的過程（彭懷恩，2004:129）。廣義 言之，政治社會化應包括人生所有正式的與非正式的，故意的與非故意的政治學 習在內；換言之，不僅包括明示的政治學習在內，同時也包括會影響政治行為的 非政治行為在內，例如學習與政治有關的社會態度，獲得與政治有關的人格特質 皆是（袁頌西，2004）。綜合以上所述，這些過程以社會學者看來，就是「社會 化」，而以政治學者的角度來看，所關心的人民獲得政治文化的信仰、態度、價 值、行為等的過程，而不涉及其他的文化領域，所以，也有學者將政治社會化界 定為「把政治文化一代代相傳遞的過程」。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開始的很早，大約是在三歲至四歲就已經開始（Ranny，

1995；周繼祥，2005；袁頌西，2004；彭懷恩，2004），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

開始接受學校教育之後，孩童的政治社會化也越趨成熟。一般來說，孩童到了十

四歲時，其政治的知覺及對政治事務的情感反應，才能達到前所未有的敏銳和清 晰的境界，同時，十四歲孩童的政治態度，已顯趨明朗，而對許多政治事務的感 情意象，例如黨性偏好，也漸趨定型（彭懷恩，2004:131）。另外一方面，少年 期的政治社會化，一般以政治認同、歸屬感、忠誠、服務培養為主。情感成分較 高的政治認知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直觀的、感性的、形象的政治事務和行為，

是這一時期的學習對象。學習方式也以服從與直接模仿為主。少年期政治社會化 的媒介主要是家庭和學校，家庭成員以及老師的影響力極大，但是當年紀漸漸增 長到十一至十五歲時，人們的政治知識往往飛快增加，並且越來越能了解家庭之 外的廣闊政治世界，青少年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漸漸像個成人（周繼祥，

2005:156）。

貳、影響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媒介分析

在影響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媒介部分，一般來說可被區分為家庭、學校、同 儕團體、大眾傳播媒介、以及社會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但基於文化體系的差異，

不同國家（政治體系）內政治社會化的機構對於政治態度的形成，比重各有不同，

例如歐美國家的家庭，特別是父母對子女的政治態度影響力較大，但對於權威國 家而言，學校影響力較大（彭懷恩，2004）。而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是臺灣的學生，

因此以下就學者針對臺灣的研究，整理政治社會化的機構內容。

（一）家庭

個人所碰到的一個社會化的機構是家庭。個人早年在家庭中所接受政治 的（也即是明示的）或與政治有關的（也即是暗示的）觀點，可能會影響他 一輩子（袁頌西，2004）。另外，家庭也具有對子女傳遞特殊的政治態度、

價值與認同的能力³，以及家庭透過對權威當局與政府或領導人的態度來影

3 參見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2, No. 1(March 1968), pp. 169-184; M. Kent Jennings and Richard G. Niemi,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Keeneth Langt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響子女的看法（陳陸輝、黃信豪，2007）。而中華文化中則是以家庭為一切 人際關係的核心，因此，家庭的重要性較其他文化體系為高；特別是在家庭 中，又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因此，研究華人的政治社會化必須先觀察家庭。

傳統上的中國家庭制度具有三大特色，分別是：1、對父母權威的絕對服從；

2、反對任何攻擊的行為；3、嚴格的秩序維持。這些運作的原則皆是父權至 上（彭懷恩，2004）。也有學者（Khare，1988）利用實證資料證實，父母 對於臺灣新一代的政治社會化影響力仍然重要，特別是在政治認知的培養；

而在兒童價值的形成，是父親的影響力大於母親；不過若是進一步分析，父 母的價值體系並不相同，母親較具愛國主義，而父親對知識、自由、平等的 價值感較高。

（二）學校

過去的研究顯示，家庭對兒童的政治社會化影響最大，但是晚近的研究 顯示學校對政治取向的形成已超過家庭。透過學校的各種儀式、符號的運用、

課程的安排、活動的設計、教師的教學，學生恨容易學習到政治態度與意見，

而兒童政治認知的發展也是多透過學校管道（彭懷恩，2004）。袁頌西（2004）

也認為，除了家庭之外，各國的公立學校都被視為擔任政治社會化最重要的 機構，因為公立學校不僅教導學生在文化方面認可的政治規範與政治角色，

而且也在灌輸學生愛國思想與尊崇國家制度等。同時，教育可以將重要的價 值與態度傳遞給社會的新進成員，以維持政治系統的穩定；特別是學校教育 在權威體制上扮演政治教化的重要角色，培養受教者的特定政治態度（陳光 輝、蔡奇霖，2010）；也有學者指出，所謂「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

也就是老師與學生之間互動模式及課堂討論情況，是過去研究學校對個人價 值與價值形成的重要面向（陳陸輝、黃信豪，2007）。

（三）同儕團體

在同儕團體（peer groups）的影響下，個人所屬的同儕團體，其成員的 異質性與否與個人政治態度的穩定有重要關聯性（陳陸輝、黃信豪，2007）；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思想與行動，如果能與其同儕團體相一致，那麼，此人 就較容易被其同儕所接納（周繼祥，2005）。在中華文化下成長的兒童政治 社會化，特別重視團體意識的重要性；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服從團體的意 識反而提高，居團體領袖的意願反而下降，進而發現，學生對政治的態度，

越來越受到同儕團體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重視的是團體內 的共識，所以政治意見必須與團體中的他人一致。在這種政治文化影響下，

團體立場就成為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來源（彭懷恩，2004）。

（四）大眾傳播媒介

大眾傳播媒體（mass media）在政治社會化的的為不可忽視，因為它不 僅可傳播消息給人們，就長遠來說，大眾傳播也可能影響到人們「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⁴的形成（袁頌西，2004）。在七 O 年代以前，研究政治 社會化者很少重視大眾傳播媒介，因為學者普遍認為學校與家庭是兒童政治 態度的主要施教者，而大眾傳播媒介只是用來傳遞訊息的工具。但是七 O 年代之後，因為電視的普及，已使新一代成為「電視兒童」，換句話說，在 社會化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可能成為兒童的新父母。彭懷恩（2004）也發 現，大眾傳播媒介在政治社會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的功效取決於媒介 的內容，而不是接觸的頻率。其研究顯示接觸電視的頻率不能解釋個人的政 治定向和行為模式。惟經常接觸報紙，個人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與政治參 與的程度較高。

（五）社會重大事件

前幾項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大多是透過日常生活，潛移默化的影響個人在 政治信念與行動的效果，不過，有一些快速的、突然的且立即的事件發生，

例如，國家元首遭受到暗殺、國家遭受恐怖分子攻擊或是國家元首與政府官

4 「認知地圖」由美國心理學家 Edward Tolman（1948）所提出，他將白鼠學習的行為，解釋為 一種認知學習的方式；他認為白鼠學到去找食物所在位置，並非機械式地對環境刺激做直接反應，

而是在牠走過之後，會對迷津通路有一個整體的概念，亦即獲得一個認知圖。因此，認知圖的形 成是由一系列的心理轉化所組成的過程，個人藉此獲取資訊、密碼化、儲藏、回憶及譯解與其日 常生活空間環境中各現象的相關位置，進而影響個人的行為模式。

員爆發重大弊案等，被稱為社會的重大事件（Events），都會對民眾的政治 態度、信念與信任感形成衝擊（王啟明，2010：502）。

綜合以上所述，可觀察到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主要媒介是家庭和學校，而同 儕團體與老師的影響力也極大；青少年藉由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學習到的政 治知識跟經驗也隨之不同。而孩童到了十四歲其政治態度也趨於明朗，逐漸定型，

他們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慢慢像個成人。故本研究對象設定為 13.5 歲（大約是 臺灣八年級學生），就是希望藉此來探究此關鍵時期青少年的公民素養情況，以 及可能的相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