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意識的研究

2.1 勞動意識的研究

主流經濟學把「經濟」當作一個獨立且專門化的領域，自由派政經學者肯定亞當 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把市場中的交換關係看做是消費者基於效用和滿足，在彼此 競爭的商品中所做的選擇，認為市場的力量越大，消費者選擇的自由度也就越多。而 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依循馬克思主義研究路徑，關注在產製組織方面，關心 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及權力的運作，他們並不否認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一直有選擇的機 會，可是這些人選擇的範圍只在一既定的結構中。

在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的研究範疇，涵蓋歷史、機制（含產業結構）、國家 角色、國際傳播問題等面向的分析。歷史的分析在探討傳播現象與結構形成的政治、

經濟與文化等背景因素。Golding 與 Murdock 勾繪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主要研究 領域，包括：一、文化產物的政治經濟分析，即強調產品是權力的行使，在研究社會 統治階級（資本家與國家機器）是如何控制文化產品與配銷，以及控制與規範傳播活 動的結果；二、文本的政治經濟分析，著重在分析文化形式的中介角色，如產業結構 的因素會特別突出那些文化形式與內容的報導，而忽略一些公共的議題；三、文化消 費的政治經濟分析，是在研究限制閱聽眾接觸媒體與文化產品的物質與文化因素，如 收入、時間、空間與文化能力等。Golding 與 Murdock 指出，有四個主要的歷史過程 與文化的政治經濟分析有密切的關聯，包括媒介的發展（如集團化與集中化的潮流）、

公司觸角的延伸（如傳統製造業購併媒體）、商品化（如文化生活的商品化過程）與政 府角色與規範的改變（如規範解禁、國營或公營企業的私有化）。(Golding 與 Murdock，

1996；胡光夏，2000)。

如Golding與Murdock所重視的是，資本家與國家機器對文化產品的控制過程，並 且在媒體併購與集團化發展時，影響了文化商品化發展。當資本家企圖把「看不見的 手」伸進產業內干預文化產品生產，必定會對其參與生產過程的工人發生控制與影響。

對於勞工階級有深刻研究的社會學者Jeremy Seabrook指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產業 工人階級逐漸式微以及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之間，階級差異已經逐漸模糊。但這只代 表在全球經濟體制下，階級已經被一種世界規模的度量衡重新劃過。但如果因此認為 財富的創造可以化解不平等，就是在自欺欺人。在全球主義(Globalism)的美麗外表

下，人們已經長久為支配與服從形勢所困(Seabrook，2002)。²²

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延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疇，把場域（champs）的概 念帶入生產結構的研究中。Bourdieu 認為資本不僅只有一種，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 所組成的，它如同市場體系一樣，進行著多樣化的資本競爭與交換，人類活動的目標 即在累積和獨占各種資本，以維護或提昇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這些資本，可以劃分 成四大類：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 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經濟資本是由生產因素如土 地、廠房、勞動力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和經濟利益所組成，這些資本可立即或直 接地轉換為貨幣，並以財產權的形式獲得制度化保障。文化資本是由知識、語言、思 考模式、行為習慣、價值體系、生活風格或慣習（habitus）等組成，在某種情形下，

文化資本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並且以教育文憑的形式獲得制度化。社會資本是指借 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或財富。因此，社會資本是由社會地位與社 會關係所組成，經由社會賦與它的名銜而制度化。象徵資本的概念，可能是文化資本、

社會資本，或者是指對社會理解、認知、指稱、界定等能力。

在各個場域內部，Bourdieu 以「慣習」(habitus)意指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活動者 的日常行為當中，一種經由環境而形成或被加以塑造的行為傾向系統，它同時是透過 歷史與社會環境的脈絡而支配或被支配的行為體系。各行各業的工作者，他們的行為 慣習基本上是由環境或是克服環境所產生，而環境的大框架則是透過歷史文化與社會 演進所凝聚而成。(舒嘉興，2001)

以場域的概念延伸，Bourdieu 在進行電視結構之研究時提出兩種不可忽略的事 實：一是政治的干預、政治的控制：特別包括政府的權力運作在通過從電視高層人士 任命到其他支配的位置上，交換一種巨大的審查機制，使進入場域的主體往往自覺或 是不自覺的自我設限，不需要提醒自己，就會遵循既有的秩序；二為影響電視的經濟 限制。也就是說，電視上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全然被擁有電視機的人、付廣告費用的 廣告客戶、給予補助的國家來決定；另外不可輕忽的是，電視頻道經營者的身份、以 及一部份不同身份的廣告客戶。媒體產業內存在著無形或是看不到的機制，實際的操 控著電視產業的秩序，是一種電視人都無意識運作或是忍受的共犯關係(Bourdieu，

1996)。

22 Seabrook, Jeremy(2002)著，譚天譯，<<階級—揭穿社會標籤迷思>>，pp9-18。

Bourdieu 認為傳播機構倚賴於廣告代理商在整體市場當中壟斷的能力，這是因為 廣告大亨越能左右市場供需的情勢，則越能提供傳播機構廣告收益的相對保證，也才 能繼續生存。至於新聞工作者自身所面臨的環境，則必須要依靠其所屬的傳播機構在 市場上的獨占程度，例如所屬的報社或電視台在市場上所能擁有的銷售數量與收視率 多寡，以免傳播公司藉由人事精簡的理由免除其職務，當然傳播機構也能據此正當性 的理由，增加旗下人員的就業危機感，以便督促他們更能貫徹公司的意志；其次，新 聞記者也要展現在工作上自己特有的能力，如此一來他們便必須在「商業活動」與「專 業知識」的兩個極端上做出平衡。專業名聲與社會名望兩者間的互動，有賴新聞工作 者在場域內的實際作為而受到大眾評價的肯定方能達成。(舒嘉興，2001：18-22)

Bourdieu 進一步指出，在生產的場域中進入的電視人，以他們的社會出身背景、

教育養成訓練等分別佔有一席之地。電視人透過其生產工具，掌握了壟斷事件事情的 權力以及大規模播送訊息讓受眾知悉的能力。但同時，電視人作為文化事業的生產者，

生產者總是被安置在某些生產條件上，佔據了一個被資方支配的位置，才可能生產出 合乎資本家要求的作品(甚至是產量)。電視人在機構中的位置，也提供了位置給與他 的束縛，什麼該做、什麼不能做，都已經藉由機構空間中的政治經濟關係，深植在從 業人員腦中。而在電視的世界裡，充滿了新聞、娛樂節目等光鮮的視覺影像內容，但 勞資緊張關係在螢幕上並沒有明顯為人討論。年薪千萬的明牌主播、片酬動輒上百萬 的大明星，遮掩了電視產業幕後埋頭苦幹的工作人員所身處的工作條件越來越不合時 宜的事實。

Bourdieu 強調，媒體產業具有一個非常反常的現象，那就是一個非常有權威的專 業，卻是由非常脆弱的個人所組成。例如記者，在強勢的集體權力下，相對於知識份 子和政治人物而處於次等位置的記者，其地位的脆弱性，具有極端的不一致性。總體 而言，記者可能摧毀所有；但是在個人方面，他們卻是不斷地處在危險之中。記者是 一個職業，但是生活卻是極為艱鉅的，尤有甚者，小主管通常是非常可怕的，資淺的 記者總是最先的犧牲者，但這也並非是小主管太狡猾，只是因為他們也是這樣被選出 來的，這是一個「結構」在壓迫他們。

電視從業人員在機關裡擁有的個人位置(正式任用、按稿計酬等)，這決定了他擁 有的法定不同保障(特別是與知名度相連)和薪資，場域內強化了「商業性」，加強生產

者產出商品之交換價值的同時，生產者就越犧牲屬於自己的職業價值與原則的防禦能 力，更忽略掉自己身處的場域與其他場域生產者，同源為「勞工」結構可被組織起來 的能力。電視台利用人事升遷的管道，對旗下的工作人員做出外人不知究竟的懷柔或 者是強制性的箝制。社會上有失業大軍等待就業，此種壓力對年輕人來說，更是構成 了獲得工作機會的渴望。電視媒體業者根本不用擔憂沒有工作人手可以接替，因為不 服從團體政策而遭去職的人所遺留下來的空缺，社會上還有眾多嗷嗷待哺的年輕人，

正排著很長的隊伍準備遞補。也因為此種現象，電視新聞場域內墨守成規的保守傾向，

其巨大的程度則讓人無法想像。在這種電視內外環境中，新聞場域結構可以施加的隱 形機制用不著刻意地提醒大眾，當下的每一個人往往自覺或不自覺的自我設限，他們 不需要提醒自己，便會按照此種既有秩序繼續遵循下去。(布爾迪厄，1996：48；舒嘉 興，2001：7-8)

即使媒體產業中部分的專業工作者或是主管以上管理級人員，仍舊逃離不了資本 主義社會勞工階級被剝削的本質，這些人員只是擁有比一般勞工階級較多的討價還價 權力。終究資方掌握了整個生產過程的支配權，而且「合法」擁有媒體產業所生產的 文化商品所有權。所有受薪工作者只是在參與生產過程之前，經過一次「標價」的過 程，帶著薪資、職稱的殊異進入生產過程，終究仍是無法擺脫了勞工的本質。

林韋任(2003)認為收視率是電視台內新聞部論功行賞的控制體系，收視率控制有

林韋任(2003)認為收視率是電視台內新聞部論功行賞的控制體系，收視率控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