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異族通婚與族群認同
第一節 Hla’alua 人的婚姻
一、婚姻
劉彬雄將 Hla’alua 人的親屬分成血親與姻親兩種，並歸納出三個範疇的親屬 組織原則3：
（一）同居親屬群（residential kin group）：
以家族為主要代表，由血親與姻親混合而成。
（二）嗣系群（descent group）：
以一個始祖為中心。包括從該始祖所繁衍下來的所有單系親屬群，為一單 系嗣系群。單系是由血親所夠成為其主要的特質，而 Hla’alua 的特徵為一 父系嗣系群。
3 劉彬雄，〈沙阿魯阿族的社會組織〉，1969，頁 104。
（三）親屬網（kind or network）：
以自己為中心。透過父母、同胞、配偶及子女而展開的親屬群。
亦即是 Hla’alua 人的親屬組織包含以上三種層次，以自己（ego）為連結中 心，從其父母雙方向上追溯三代到四代的曾祖妣，旁系到第二從表兄弟姊妹，向 下推三代到曾孫為止，再加上姻親在內等，組成一個龐大綿密的親屬網絡。
Hla’alua 人的親屬組織對社會有其功能性，「家族」是一種共同居住、從事 經濟合作以及生殖的社會團體，在日常生活裡發揮其最高功能。「嗣系群（氏族）」 則是在多數的場合是（狩獵區、漁區）的共有，宗教活動、祭典儀式以及性禁忌 的共守團體，在一年生活中發揮最高的功能。「親屬網」是實現許多親屬間相互 共盡義務與責任的功能團體，在一生生活裡發揮其最高的功能4。
親屬組織是透過「婚姻」制度所建立。Hla’alua 的人口稀少，在禁婚範圍的 規定下，通婚對象有限。依據小島由道（1918）的調查，Hla’alua 在日治時期婚 姻禁婚範圍，血親在宗族間絕對禁之，外親間在二世親內禁之；姻族在直系親間 及二世親內，之旁系間禁止5。Hla’alua 社會視近親通婚為禁忌，故原本的族內婚 法則，轉而成氏族外婚。後來，Hla’alua 四社之同族氏族之結婚，卻導致孩子存 活率不高甚至不孕，最後轉向外族通婚。
日治時期，為方便管理布農人，而強制將布農族遷移至桃源鄉。光復後，交 通日漸便利，Hla’alua 人與布農族接觸頻繁而大量通婚，使 Hla’alua 原有的親屬 組織產生質變。「婚姻」原本是凝聚的 Hla’alua 內部結構的因子，其婚姻擇偶轉 化過程，由內婚社區演變成地域外婚，最後再與異族通婚6。但與異族通婚後，
尤以布農族為主，導致族群認同呈現出複雜多元的現象。
二、主要通婚對象-布農族
根據布農族人的口傳，布農族在進入山地之前，原是居住在台灣的西部平 原，而後因漢族的入侵以及台中平原諸平埔族鬥爭的結果，轉向南投縣仁愛鄉、
信義鄉一帶的山地。進入南投縣山地後，布農族人漸漸形成六個部族。根據《台
4 劉彬雄，〈沙阿魯阿族的社會組織〉，1969，頁 104。
5 小島由道，《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 鄒族》，2001，頁 156。
6 賴建戎，《台灣南鄒沙阿魯阿族社會文化之研究》，2004，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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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布農族被分成六大社群，分別是：卡社
（Take--baka）、丹社（Take--vatan）、郡社（Bubukun）、卓社（Take--todo）、巒 社（Take--banuan）和蘭社（Take--pulan）。
卡社、丹社、郡社名稱的由來，據老一輩的族人們說是他們的祖先首先遷徙 於某地時，取第一位祖先的名稱而來。至於卓社，則是以他們第一次的定居地為 其社名，蘭社則是對自己的自稱。每一各部族其實正是一個同祖群，以一個大社 為中心，擴展出其他的部落，繼而成為一個超部落的氏族系統。每一個部族有一 定的領域，以及特有的習慣和語言。其中蘭社群因為人數較少，並且與鄒族相鄰 而居，於是逐漸與鄒族混血，成為鄒族的一小分支。
而布農族進入 Hla’alua 的生活領域，基本上是自十七世紀以來，以獵場找尋 的自由遷移與國家力量7造成的結果。依據馬淵東一等人在《高砂族系統所屬の 研究》中所記載，布農族的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發源地為中心，
在鄰近的丹大溪、郡大溪流域建立各個據點，此時期也確立了布農族的各部族。
第二階段是由各部族為狩獵區域向外擴展，越過玉山向東方或南方遷移，最後一 波移動是由台東內本鹿地區與新武溪中上游，往高雄地區移動8。
在高雄地區的遷移舞台，以郡社群為主，最早出現的的是 takis-husogan 氏 族，大約在 1860-70 由 Mundavan 經新武溪上游，越大關山（Maupauk）到桃源 鄉的拉庫斯流域，之後在 Bibiyu（復興社）一帶居住。跟著是 takis-dahuan 及 takis-tahayan 氏族，新武溪上游而關山、小關山（haunhaun）到達寶來溪上游的 salvi（布農話為 salavg）、takis-lailoan（gani 溪頭社，舊勤和），takis-dahuan 及 takisp-tahayan氏族來桃源鄉，並以若干代價購得當時還是 Hla’alua 的土地。
1890年，布農族遷移的另一舞台在邦腹溪 Balisan 升起。巒社群向台東新武 溪拓展時，被下山社9所擊敗。於是商請當時住在 lito 一帶的 is-mahasan-makilian 氏族一同擊退下三社，巒社就將所得的大部分土地給與 is-mahasan，該氏族開始 向高雄地區移動。
7 日治政府的統治政策。
8 參考《高雄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頁 36-45。
9 下三社為現今茂林鄉的魯凱族三社。
同時間，在高雄的北端，亦開始有布農族的進入，大多由 mundavan 南下經 台東新武溪上游向關山一帶的天池、啞口及梅山深山找尋獵場及耕地。1952 年 後，大量的布農人因交通不便與開墾地日益減少，由梅山、樟山遷入今高中村第 四鄰長老教會一帶。整個桃源鄉成為布農族的新移民區域，遷移的動機主要是為 了獵場與耕地，以及與家中成員不合而向外移出者。當時的土地還是 Hla’alua 的 所有權，因此布農族必須與 Hla’alua 族密切的接觸。高中村 Hla’alua 人在其內部 的禁婚條例下，布農族人的遷入，當然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主要通婚對象。
（三）通婚後的影響
1969年，劉彬雄指出 Hla’alua 族的婚姻，其中一半是和布農族通婚，因此 親屬組織中，有一半成員是由布農族所構成。自不難想像，兩族原有語言、習俗 不同，但經過婚姻，互相參與對方的生命禮俗及活動，而慢慢的融於一爐10。
現今高中村新一世代的婚姻，幾乎皆與布農族或其他外族通婚，即便有兩人 都是「鄒族」身份結婚的，血統也難脫一部份是源自布農族。高中村在布農族人 口倍數成長的優勢下，其空間語言、生活模式充滿著布農氛圍。是以依此狀況發 展當下，Hla’alua 的族群認同，是否受到影響而有所變遷？下文中將繼續深入其 家庭中，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