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成果報告
華人權威順從取向之內涵、形成及其轉化——本土心理學
研究取徑
核 定 編 號 ： NSC 101-2420-H-004-026-DR 獎 勵 期 間 ：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指 導 教 授 ： 黃莉 博 士 生 ： 簡晉龍 公 開 資 訊 ：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 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3 年 07 月 29 日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華人權威取向之概念建構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ese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An Indigenous Approach
指導教授：黃囇莉
研 究 生：簡晉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博士學位論文
華人權威取向之概念建構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ese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An Indigenous Approach
指導教授：黃囇莉（Li-Li Huang）
研 究 生：簡晉龍（Chin-Lung Chie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華人權威取向之概念建構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摘要
本研究採取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在關係主義（Hwang, 2000）的預設下， 以楊國樞（1993a, 2004）權威取向為基礎，探究華人權威取向的形成及內涵，並 進行實徵研究證成之。 研究一為質性研究。根據 18 位受訪者的敘說資料（10 位男性和 8 位女性）， 獲得權威取向形成的歷程及歷程中各階段的權威取向內涵（成分）。「前權威取向 階段」是權威取向尚未形成的階段；「工具性階段」會形成「權威畏懼」與「權 威依賴」（合稱「工具性權威取向）；「義務性階段」會形成「權威敬重」與「權 威服從」（合稱「義務性權威取向）；到了「習慣性階段」，先前階段習得的心理 與行為模式都會變成習慣反應，也會衍生出「權威敏感」。基本上，後面階段產 生的心理成分並不是取代前面階段，而是在新增到權威取向內涵之中，因此，權 威取向的形成是由簡單而趨向複雜的過程。 研究二以師生關係（指導教授和研究生）為脈絡，探究義務性權威取向在上 下關係中的功能。研究二 A 為調查研究，有效樣本 227；研究二 B 採準實驗法， 有效樣本 177。結果發現：權威敬重可預測畢業前對指導教授（上位者/權威）的 恭敬行為和順從反應，也可預測畢業後的恭敬行為和關係維繫意願；權威服從可 預測畢業前和畢業後的順從反應和幫忙協助指導教授之意願。此外，不論義務性 權威取向是高或低，只要上位者違反強制義務，都會大幅減少畢業前和畢業後的 恭敬行為、順從反應、幫忙協助及關係維繫意願；對於權威敬重較強的人，在上 位者執行強制義務後，則更願意提供幫忙協助（畢業前和畢業後皆然）。以上結 果顯示，在上下關係脈絡中，義務性權威取向確實有其功能，且即便脫離正式權 力關係依然發揮著作用，展現其係以角色義務為基礎的構念。 研究三藉由權威敏感來展現權威取向的習慣性面向。研究三 A 採調查研究， 有效樣本 212；研究三 B 採實驗法，有效樣本 60。結果顯示：在人際場合中，‧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權威覺察是普遍存在的，背後的基礎主要是一種習慣；此外，權威覺察後，若有 權威在場，人們會立即展現恭敬的行為反應（如：起立），這是一種自動化的習 慣反應。以上結果顯示，華人權威取向具有習慣性的一面。 最後，將本研究的構念體系，分別與楊國樞的權威取向、西方的權威性人格 做一比較，並提出本研究之理論貢獻，緊接著對權威取向的變與不變（社會層次 與個人層次）、權威取向的範疇特定性等議題進行討論，並引出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本土心理學、社會取向、關係主義、權威性人格、權威取向‧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Conceptualiz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Chinese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An Indigenous Approach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relationalism (Hwang, 2000)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by Yang (1993a, 2004), an indigenous approach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components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AO). A series of studies was conducted, the first of which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followed by a survey, and quasi-experiment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Study 1 was a qualitative study in which 18 participants (10 men and 8
women) were interviewed regard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interacting with authority figures (e.g., parents and teachers) since childhood. According to the participants, 4
stages of the Chinese AO formation process exist: the “pre-AO,” “instrumental,” “obligational,” and “habitual” stages. In addition, Chinese AO has been identified as
comprising 2 sub-orientations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and obligational orientation) and 5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authority-dread, authority-dependence,
authority-reverence, authority-obedience, and authority-sensitivity). In Study 2 we investigated the obligational orientation function of AO in the context of
teacher-student (advisor-advisee) relationships, which have been and remain a vital vertical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societies (e.g., Taiwan). A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in Study 2A, using 227 valid samples, and Study 2B wa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in which 177 valid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n advisee’s
obligational orientat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spectful behaviors,” “submissive reactions,” and “helping behaviors” in school and after graduation, as well as on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dvisees who have high authority-reverence will be likely to provide their advisors with ass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graduation if advisors fulfil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obligational orientation is strong or weak, if advisors violate their compulsory
obligations, an advisee’s respectful behavior, submissive reactions, helping behaviors, and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intentions would be reduced. Authority-sensitivity, one
of the AO components, is defined as a habit. A person sensitive to authority is accustomed to verifying whether an authority figure is nearby during interpersonal
contact (termed “authority-awareness”) and subsequently performs respectful behaviors automatically and habitually if an authority figure is present (termed
“corresponding behaviors”). A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in Study 3A, using 212 valid samples and Study 3B was experimental and included 60 valid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st people habitually notice if an authority figure is present during interpersonal contact; in addition, respectful behaviors (e.g., standing and
bowing) are automatically prompted when primed by a demonstration of authority cues. Authority-sensitivity as a habit-based construct was supported. Finally, Chinese
AO a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was compared with Yang’s AO an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s defined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Chinese relationalis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章節目錄
中文摘要
……… i英文摘要（Abstract）
……… iii第一章 緒 論
……… 1第一節 研究背景
……… 1 一、問題意識 ……… 1 二、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 3 三、研究目的 ……… 5第二節 文獻探討
……… 5 一、文化的定位……… 5 二、從權威性人格到權威取向 ……… 8 三、尊卑倫理：權威取向的文化設計 ……… 13 四、權威取向的形成與傳承：社會化的作用 ……… 15第三節 研究概觀（overview）
……… 18 一、概念形成與建構：質性研究 ……… 19 二、概念操作與證成：量化研究 ……… 20第二章 華人權威取向之內涵及形成歷程（研究一）
… 22第一節 前 言
……… 22第二節 研究方法
……… 24 一、資料蒐集：深度訪談 ……… 24 二、研究參與者及訪談工作之進行 ……… 25 三、資料分析與先前理解 ……… 26第三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 27 一、權威的概念 ……… 28 二、前權威取向階段：本真自我的呈現 ……… 31 三、權威取向的初始形塑：社會化（管教）介入 ……… 32 四、工具性階段：外鑠的恭敬順從 ……… 37 五、義務性階段：內化的角色倫理 ……… 44 六、習慣性階段：自動化的權威取向 ……… 51第四節 綜合討論與後續研究
……… 56 一、質性研究結論 ……… 56‧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權威取向的普世性？──工具性權威取向 ……… 57 三、與傳統文化硬核接榫：義務性權威取向 ……… 58 四、人際互動中的文化慣性？──權威敏感 ……… 59第三章 義務性權威取向的功能（研究二）
……… 61第一節 前 言
……… 61 一、義務性權威取向的功能 ……… 61 二、「人在關係中」：關係脈絡下之探究 ……… 64 三、研究二概觀 ……… 65第二節 指導教授的角色義務（研究二 A）
……… 66 前導研究（研究二 A） ……… 67 一、研究參與者與程序 ……… 67 二、研究工具與結果 ……… 67 正式研究（研究二 A） ……… 67 一、研究參與者 ……… 67 二、研究程序 ……… 68 三、研究工具 ……… 68 四、研究結果 ……… 69 五、討論 ……… 72第三節 義務性權威取向在上下關係中的功能（研究二 B）
… 73 一、研究參與者 ……… 73 二、研究設計與程序 ……… 74 三、研究工具 ……… 74 四、研究結果 ……… 80 五、討論 ……… 95第四節 綜合討論（研究二）
……… 96 一、解釋過去的構念所不能解釋者 ……… 96 二、所謂的「義務性」為何？……… 97 三、執行/違反強制義務的不對稱效果 ……… 98第四章 權威敏感的實存性與普遍性（研究三）
………… 100第一節 前 言
……… 100第二節 權威敏感之初探（研究三 A）
……… 101‧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前導研究（研究三 A） ……… 101 一、研究參與者 ……… 101 二、研究工具與程序 ……… 101 三、研究結果 ……… 102 正式研究（研究三 A） ……… 102 一、研究參與者 ……… 102 二、研究程序 ……… 103 三、研究工具 ……… 104 四、研究結果 ……… 105 五、討論 ……… 117第三節 恭敬行為做為習慣反應（研究三 B）
……… 117 一、自動化行為的實驗典範 ……… 118 二、研究概觀 ……… 119 前導研究（研究三 B） ……… 119 一、研究參與者 ……… 120 二、研究程序與工具 ……… 120 三、研究結果 ……… 120 正式研究（研究三 B） ……… 121 一、研究參與者 ……… 121 二、實驗設計與程序 ……… 121 三、實驗作業與問卷 ……… 122 四、研究結果 ……… 125 五、討論 ……… 130第四節 綜合討論（研究三）
……… 131 一、權威敏感與人際敏感 ……… 131 二、再探權威取向的習慣化 ……… 133第五章 總結與討論
……… 134第一節 總結
……… 134 一、站在巨人肩膀上 ……… 134 二、與權威性人格之別 ……… 135 三、理論上的貢獻 ……… 136‧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綜合討論
……… 138 一、權威取向的變與不變 ……… 138 二、權威取向做為習慣化系統 ……… 139 三、權威取向的範疇特定性？ ……… 141註釋
……… 143參考文獻
……… 145附錄
……… 160 附錄一：研究一訪談大綱 ……… 160 附錄二：研究二 A 之網路問卷（部分） ……… 162 附錄三：指導教授四種角色義務之內涵（研究二 A） ……… 165 附錄四：研究二 B 正式研究問卷（指導教授執行強制義務版） ………… 168 附錄五：義務性權威取向和上位者執行/違反強制義務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 用（畢業前） ……… 175 附錄六：義務性權威取向和上位者執行/違反強制義務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 用（畢業後） ……… 176 附錄七：研究三 A 之網路問卷（部分） ……… 177 附錄八：不同版本在各項反應指標之差異比較（研究三 A） ……… 184 附錄九：研究三 B 實驗中的詞彙（前置研究結果） ……… 187‧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表目錄
表 2-1 訪談參與者基本資料 ……… 26 表 2-2 權威取向各階段之內涵 ……… 55 表 3-1 義務性權威取向第一次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研究二 A）………… 71 表 3-2 義務性權威取向最終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研究二 A） ………… 72 表 3-3 義務性權威取向第一次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研究二 B） ……… 76 表 3-4 義務性權威取向最終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研究二 B） ………… 77 表 3-5 階層迴歸（義務性權威取向預測力）中所有變項之相關矩陣 ……… 85 表 3-6 義務性權威取向為預測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畢業前） ……… 86 表 3-7 義務性權威取向為預測變項之階層迴歸分析（畢業後） ……… 87 表 3-8 執行/違反強制義務在行為應該/不應該程度之差異（操弄檢核） … 88 表 3-9 義務性權威取向和上位者執行/違反強制義務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用 （畢業前） ……… 91 表 3-10 義務性權威取向和上位者執行/違反強制義務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 用（畢業後） ……… 92 表 4-1 參與者與目標對象之關係特性 ……… 106 表 4-2 權威覺察的頻率 ……… 106 表 4-3 權威覺察原因的第一次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107 表 4-4 權威覺察原因的最終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108 表 4-5 權威覺察的相關變項 ……… 109 表 4-6 權威覺察的多元迴歸分析 ……… 109 表 4-7 認知反應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112 表 4-8 情感反應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112 表 4-9 行為反應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113 表 4-10 不同版本在各因素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 114 表 4-11 權威在場與反應變項之相關矩陣 ……… 115 表 4-12 研究三 B 的操弄檢核分析 ……… 126 表 4-13 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128 表 4-14 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128‧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圖目錄
圖 2-1：權威取向形成的階段與歷程 ……… 28 圖 3-1：執行強制義務和權威敬重對畢業前幫忙協助之交互作用 ………… 94 圖 3-2：執行強制義務和權威敬重對畢業後幫忙協助之交互作用 ………… 94 圖 3-3：違反強制義務和權威敬重對畢業前恭敬行為之交互作用 ………… 95 圖 4-1：權威在場時的恭敬行為及其影響路徑 ……… 116 圖 4-2：權威線索之有無對恭敬和非恭敬行為表徵之效果 ……… 129‧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緒 論
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著一塊牌位，用金字寫著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 「天地君親師」。 魯迅：《我的第一個師父》 （引自徐梓，2008）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問題意識
在跨文化比較研究領域中，華人社會定位為集體主義（collectivesm），特別 是一種垂直（vertical）集體主義。也有人認為，華人社會與文化可以說是權威主 導的（authority-directed），任何擁有權威的人即可控制或支配非權威者（Lew, 1998）。不論這些概念或稱謂是否妥切，它們都指出一件事，華人社會是相當重 視上下關係的階層排比，在各種關係中處於上位者的即是權威。如同章頭所引， 魯迅家正屋所供奉之牌位顯示，傳統華人社會不僅尊敬權威、服從權威，甚至將 權威予以神格化。 西風東漸已超過百年，華人社會（台灣）也一直是東西文化交流頻繁，但華 人對於權威的尊敬與服從，並未因此而消逝。黃囇莉與朱瑞玲（2012）以代表性 樣本分析台灣社會的價值觀變遷，結果發現：「服從長上」與「孝順」都仍是相 當受重視的價值；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尊敬長輩」仍是最多人選擇的 價值取向註1。此外，鄭伯壎（1995）對一家民營企業的觀察研究，部屬通常是順 從老闆意見（在開會場合），少有人敢提出相反意見。從大樣本的量化研究和個 案質性研究都顯示，對於權威的服從與尊敬，仍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那麼，在這 些現象背後，反映了些什麼？‧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傳統華人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基礎，家庭內關係又以父子為主軸，其他關係 可視為父子關係的延伸（Hsu, 1965），此即為「父子軸家庭」（楊國樞，1992）。 父子軸的特性是強調上下排比，父親對子女有絕對的權威，且不論是家族內的關 係，或是擴及國家層次的君臣關係，均是父子關係的投射。多位學者（如：金耀 基，1979/1986；楊國樞，1965）都指出，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中容易孕育 出「權威性格」或「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此外，一九六０至 七０年代，一群國內社會科學家聚集在一起，討論華人的國民性或民族性 （national character），《中國人的性格》（李亦園、楊國樞，1972）的出版為此次 討論做了暫時性結論，學者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權威性格」是華人的基本性格之 一，也是華人的民族性（文崇一，1972；韋政通，1972；徐靜，1972；曾炆煋， 1972）。 論及權威性格或權威性人格，可追溯至 1950 年代的《權威性人格》（The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AP ） 一 書 （ 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
Sanford, 1950）。當時，Adorno 等人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理論為基礎， 建立一組性格型態，以解釋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人（特別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偏見、 歧視及暴行。早期學者們對華人性格或民族性的討論，基本上是援用權威性人格 （TAP）之概念，以理解華人社會中下位者對上位者之心理與行為。然而，華人 真的具有 Adordo 等人所稱之「權威性人格」嗎（楊中芳，2001）？更適當的說 法是，以 Adorno 等人之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如何對待長上的心理與行為（如 尊敬長上、服從長上）是否貼切或恰當——亦即是否具有楊國樞教授所說的「本 土契合性」（楊國樞，1993b，1997）？ 從知識社會學觀點來看，社會科學的任何理論與概念，幾乎都會受到社會文 化脈絡的影響，例如，以北美為代表的主流心理學，便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 （Yang, 2000）。從理論發展的脈絡來看，權威性人格自始就帶著猶太裔左派知識 份子的色彩，其理論初衷所欲分析的對象是右派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者（石 之瑜，1998）。的確，隨著相關研究的進展也顯示，權威性人格並不是中性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其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右翼權威性人格」（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
Altemeyer, 1998）。簡言之，權威性人格此一概念之發展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歷 史背景，也和西方政治發展過程的意識型態息息相關。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華人社會對上下關係之安排自有一套完整的結構，且 與上下對偶關係的「角色倫理」緊扣在一起（黃光國，1995；黃囇莉，1999/2006； 韓格理，1990）。這樣的一套角色義務倫理，規範著華人（身為下位者）應如何 對待權威（上位者）。而這樣的一套文化系統或結構，自不同於權威性人格背後 的文化脈絡與意識型態。呼應知識社會學的主張，社會科學家在進行研究時應當 「掌握社會科學家用以建立其概念與理論的脈絡情境」（韓格理，1990），而本土 心理學亦主張，應當把社會/文化/歷史脈絡放入研究架構中來思考（楊中芳，1993）。 綜上所述，在華人社會/文化/歷史脈絡——關係主義和義務取向（黃光國，2004； 許詩淇、黃囇莉，2009；Hwang, 2000）之下，研究者該如何理解華人尊重與服 從權威之心理與行為？
二、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欲回答上述問題，採取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的研究取徑（以 下簡稱「本土取徑」），應當是一條適切的、甚至是必經之路。長期以來，台灣心 理學界（非西方心理學）以美國為依歸，有知識權力結構不平等及學術殖民的情 況，台灣的心理學也成為西化心理學（楊國樞，1993b）。這種一面倒的情形，也 反映在大學教科書內容及期刊發表的權力結構中（黃囇莉，2003）。然而，直接 以西方建構的理論解釋華人的心理與行為經常會產生落差，無法妥切地理解或解 釋當地人的心理，而此種落差主要來自於不同社會有其特殊的文化脈絡。 廣義來說，文化涵蓋了社會民眾的價值觀、社會規範、意識型態，乃至於有 形無形的生活方式。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文化不僅型塑一般民眾的心理，也影 響心理學家觀察與詮釋現象的角度。因此，西方（北美）心理學家建構的知識體‧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系並不是全然客觀中立或具有普世性的，而是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心理學（Markus & Kitayama, 1994），也可說是美國的本土心理學（楊國樞，1993b）。 為了匡正主流心理學對文化的忽略，心理學有所謂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本土心理學便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一種心理學註2（Yang, 2000）。 「本土心理學是一種以科學方法研究某一特定族群團體或社會文化中之人民的 心理與行為所發展出來的心理學知識體系，但研究歷程中所採用的理論、概念、 方法及工具必須與所探討的本土心理或行為現象及其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 文化的、及歷史的脈絡高度契合、符合或貼合」（楊國樞，2005）。因此，本土心 理學既是一套心理學的知識體系，也是一種研究取徑或方法論。 以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來說，西方的理論是立基於西方生活世 界所建構出的微世界，而微世界與生活世界間原本就會有落差（黃光國，2005）。 但不同文化間的生活世界有所不同，若以西方建構的理論解釋華人的心理與行為， 不只會有落差，而且可能是一種「雙重落差」，此種落差也將造成一般民眾與心 理學之間的疏離。採用本土取徑建構出的心理學知識（科學微世界），是直接根 植於該社會文化的生活世界，不但可避免前面所說的「雙重落差」，更可使學術 社群擺脫 OEM（加工式）的研究，以彰顯「學術實踐的主體性」（黃光國，1999b）。 然而，什麼是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本土取徑不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更 沒有標準的研究流程，但這並不表示本土取徑是毫無章法的（見楊中芳編，2008）。 大體上，本土取徑是一種研究的基本觀點或視角，首重將研究對象所處的文化脈 絡（更廣來說，社會/文化/歷史脈絡）放在研究的思考架構中（黃光國，1995； 楊中芳，1993）。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社會行動的背後有「意 義」存在，而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則是意義的來源。採取本土取徑有助確切掌握 行動者背後的意義，拉近心理學與民眾的距離，進而彰顯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同 時也彰顯研究者的學術主體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三、研究目的
華人社會中，向來有尊重權威（上位者）的傳統（楊中芳，2001）。在現今 華人社會中，孝順、服從長上、尊敬長輩也都仍是普遍受重視的價值之一（黃囇 莉、朱瑞玲，2012）。然而，「權威性人格」基本上是一種異文化的產物，根植於 西方政治發展與個人主義文化脈絡，若以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尊重或服從長上 （上位者）的心理，表面上看似合理，卻是一種誤解。也就是說，貼上一個權威 性人格的標籤，並沒有辦法增加太多理解註3。 在本土心理學的進程中，楊國樞（1993a）曾提出「權威取向」（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Yang, 1995）的概念，說明下位者對待上位者時的心理與行為特點。 他認為權威取向有權威敏感、權威崇拜及權威依賴等特徵，這些特徵主要起源自 宜農（精耕農業）的生態環境及其衍生的家族主義與父權家長制。楊國樞教授並 未言明是否意圖以權威取向取代權威性人格，但研究者認為，相較於權威性人格， 權威取向更具有「本土契合性」（楊國樞，1997），因此，若要探究華人尊重權威 的心理與行為，以權威取向取代權威性人格應更為妥當。 然而，權威取向目前尚停留在起步階段，不但概念之間的關係尚未形成完整 的體系，概念本身也較偏向行為描述與歸類，對於相關的心理基礎或機制也尚未 有足夠著墨；再者，目前亦缺乏相關的實徵研究來加以證成。鑑於此，本研究目 的便是在既有的權威取向概念上，以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徑，建構一套關於權威 取向的概念體系，並進行實徵研究以提供相關證據。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文化的定位
前面提到，本土取徑是一種研究的基本觀點或視角，首重將研究對象所處的 文化脈絡（更廣來說，社會/文化/歷史脈絡）放在研究的思考架構中（黃光國，‧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95；楊中芳，1993）。進一步來說，當研究者將文化脈絡放在研究架構中來思 考，文化的位置應放在哪裡？（一）主流心理學觀點
主流心理學近年來開始重視文化議題（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普通心理學、人格、及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也大都會談論到文化對心理與 行為的影響，或甚至有獨立章節（e.g., Aronson, Wilson, & Akert, 2010; Pervin &
Cervone, 2010; Smith et al., 2003）但其觀點與作法皆不同於本土取徑，而是將文 化「對比化」和「變項化」。其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eism, I/C）在主流心理學研究中最具代表性，I/C 向度也最常用來解釋不同文化下人們 的心理與行為之差異（Oyserman et al., 2002）。 這套關於 I/C 的概念基本上以歐裔美國人做為中心或參考座標（據於個人主 義之一端），其他文化（如：華人社會）則在 I/C 向度上居於不同位置；然而， 後者（非美國/非西方）的「文化面貌模糊，必須藉由和美國人的對比，才能夠 看清楚自己的心理特徵」（黃光國，2009，頁 7）。在 I/C 概念下，主流心理學也 慣於將文化變項化，其中，不外乎將文化視為(1)前置變項（antecedents）：將文 化視為自變項，比較不同文化在某些變項上的差異（e.g., 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2)調節變項（moderators）：將文化視為調 別變項，檢視某些因果關係是否隨不同文化而有改變（e.g., Han & Shavitt, 1994）；
或(3)中介變項（mediators）：將文化視為中介變項，找到某些可以中介文化（實 際上是國家）與行為關係的文化變項（e.g., 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
主流心理學的觀點與作法（將不同文化放在 I/C 向度上對比，並將文化具體 化為變項）自有其優點，不但簡單明瞭且容易進行操作或測量，但也受到相當多
質疑（e.g., Fiske, 2002; Kitayama, 2002; Miller, 2002）。Miller（2002）曾指出，I/C 概念有助發展具有普遍性的理論，並可用來預測或解釋行為，但這樣的概念太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究累積後，對「非西方」社會的瞭解仍是模糊的，更缺乏對當地人們心理與行為 的相應瞭解。（二）本土心理學取徑
雖然主流心理學也關注於文化議題，但他們是以西方（美國）的個人主義為 中心，對其他文化的理解則建立在「不是個人主義，就是集體主義」，或是建立 在與個人主義對比後得出的結果（黃光國，2009；Fiske, 2002）。此外，主流心 理學也把文化看成「靜態的實體」（static entity），文化是外在於個人心理與行為， 也是影響行為的前置變項，此稱為「文化實體觀」（entity view of culture; Kitayama,2002）。 相對於文化實體觀，Kitayama（2002）主張「文化系統觀」（system view of culture），把文化視為由各種不同元素所組成的「動態系統」，文化和人之間相互 影響與建構，文化一方面塑造人，人們也會依不同情境展現出不同面貌。在討論 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時，黃光國（2009）也贊同文化系統觀。由文化系統觀 來看，主流心理學的文化對比與文化實體觀有過於簡化之嫌。再者，從文化心理 學的角度，文化與人心彼此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實在難對文化和 心理做區隔或切割（余安邦，1996）。由於文化是一套系統，人們生活、浸淫在 文化中，故文化對心理與行為之影響應是全面而整體性的；或者說，文化和心理 相互建構、滲透、交融，難以將文化與心理做切割並將文化加以變項化。 基本上，研究者贊同上述文化系統觀及文化心理學的立場，亦即文化是一套 系，同時文化和心理也是相互交融的，難以進行切割。為了能夠不將文化變項化， 而是讓文化自然地融入心理學概念中，本研究是將文化往上推向「預設」層次， 帶著文化視角與敏感度，嘗試建構出具有文化色彩的一套概念。那麼，這樣的文 化預設是什麼？一言蔽之，就是華人「關係主義」（Hwang, 2000）。關係主義源 自儒家的文化傳統，強調不同關係的人「應當」如何與他人互動，而此種「庶人 倫理」是以尊尊法則和親親法則為「深層結構」，會展現在不同角色關係的互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之中（黃光國，2009）。在這樣的預設下，文化便不是一個一個的特徵變項，而 是一套系統化的設計與安排。二、從權威性人格到權威取向
在現今華人社會中，尊重權威與服從權威似乎仍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然而， 過去多是用西方的權威性人格做為理解的框架，但權威性人格基本上是一種異文 化的產物。一直到權威取向的提出，才開始有本土性的概念。以下對此一轉折做 一介紹與說明。（一）源自西方的權威性人格
西方學者對於權威性人格的關注，一開始與「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 有關，如 Adorno 等人（1950）想要瞭解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反猶太的心 理根源，並將反猶太主義歸諸於德國人的權威性人格之故。權威性人格係由一組 特 徵 （ syndromes）所組成，包括傳統主義（conventionalism ）、權威性服從（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權威性攻擊（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反內省 （anti-intraception）、迷信與刻板印象（superstition and stereotypy）、重權勢與嚴
峻（power and toughness）、破壞性與憤世嫉俗（destructiveness and cynicism）、投 射作用（projectivity）及對性的偏執（concern with sex）等（Adorno et al., 1950;
Brown, 1965）。爾後，權威性人格的研究也擴及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與偏見（prejudice）等範疇，亦即用來解釋對外團體的偏見，而不侷限於猶太人 等特定團體（Brown, 1965）。 在理論觀點上，早期的權威性人格立基於精神分析論，視權威性人格之形成 來自於兒童時期與權威人物（主要為父母）的互動經驗（Brown, 1965; Sanford, 1973）。例如，Brown（1965）認為，如果權威人物採用權威式的對待方式（權 威式教養），則人們會對權威產生敵意與攻擊傾向，但這些內在的心理卻無法直 接表達出來；因而人們會採用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將敵意轉為愛與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從傾向，攻擊傾向則轉為對弱勢者或違反社會規範（由權威者定義）者之攻擊。 最近的研究在幾個不同文化樣本（如：土耳其、德國）都發現，若父母採取愈多 權威型教養，人們的權威性人格也愈強（Kornyeyeva & Boehnke, 2013）。在實徵測量上，Adorno 等人（1950）根據前述九項心理特徵，編製了各式權威性人格 量表，其中最著名者為「法西斯主義量表」（Fascism scale, 簡稱 F 量表）。
在 TAP 一書出版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批評與研究（Stone, Lederer, &
Christie, 1993）；其受到的批判可分為來自政治上、方法上及理論上的批評 （Pettigrew, 2007）。在政治方面，權威性人格被是認為反映了右翼保守主義。在 測量上，TAP 的研究方法及 F 量表效度受到質疑。因此，F 量表也歷經多次修正，
而有多種權威性人格的相關量表（Christie, 1990）。整體來說，權威性人格並沒 有一個良好、統整或一貫的理論可以引導研究進行（Baars & Scheepers, 1993）。
早期採用的精神分析理論一度被放棄，而改採社會學習論或走向心理計量取向， 到最近開始有人嘗試將精神分析帶回研究中（Kornyeyeva & Boehnke, 2013）。
目前，權威性人格仍持續不斷地受挑戰與修正（如：Altemeyer, 1998; Feldman,
2003; Funke, 2005; Oesterreich, 2005）。Oesterreich（2005）指出，權威性人格是 由許多不同特徵所組成，但各項特徵間的關係是不清楚的；再者，以權威性人格 來預測行為亦有套套邏輯（tautology）之嫌。在後續各項修正中，受到最廣泛採
納與運用的是「右翼權威主義」（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的概念及其 量表（Altemeyer, 1998），將權威性人格簡化為「權威性服從」（authoritarian
submission ）、「 權 威 性 攻 擊 」（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 及 「 傳 統 主 義 」 （conventionalism）三個因素。RWA 經常被用來預測政治態度與行為，特別是解 釋白人對各種族群（如：美籍猶太人、黑人、同性戀）的偏見與歧視（e.g., Whitley, 1999）。 過去學者便是借用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尊重和服從權威的現象。然而， 由以上介紹可知，權威性人格的初衷是要解釋德國人的反猶太主義，後來延伸至 對用來解釋一般人們對外團體的偏見或歧視。再者，權威性人格帶有政治上右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保守主義的色彩，是西方社會或政治脈絡下出現的產物。這樣的意識型態，和華 人社會中強調上下角色的尊卑倫理，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二）權威取向：華人本土化的概念
隨著華人本土心理學之開創與進展，楊國樞（1981，1993a）從文化生態學 的角度提出華人社會取向的理論觀點。他認為傳統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基本上是社 會取向的，其內涵包括：家族取向（團體取向）、關係取向、權威取向及他人取 向四者。社會取向是指「個體如何融入或配合其社會環境的一套適應方式」；權 威取向則是個體如何與權威（上位者）融合、配合或順從之傾向。楊國樞（1993a） 認為，權威取向包括幾項特徵，即權威敏感、權威崇拜、及權威依賴。權威敏感 指人們對於權威的存在非常警覺，在任何場合中總是留意誰高誰低、誰尊誰卑， 如此方能得知彼此的對待之道。權威崇拜指對權威的崇拜是無條件（全然接受）、 無範圍（權威全能）且無時間限制（一日權威，一世權威），權威具有絕對化之 傾向。權威依賴指面對權威全能與資源的徹底依賴，進而呈現出心理無能感及無 條件式的服從。後來，楊氏在權威取向中又加入「權威畏懼」的特點（楊國樞， 2004）。 從文化生態學觀點，文化是人類適應生態環境的結果（楊國樞，1981，1997）。 傳統華人生活於適合務農的生態環境，以精耕農業為主要經濟型態，具有工作繁 重、經濟匱乏及固守土地等特徵，易形成以家為重的「家族主義」（楊國樞、葉 明華，2005）。在家族內，父子關係為「主導的關係」（dominant relationship）， 而父子關係（父子軸）具有「權威性」（authority），此特性也會遷移到其他關係 上（Hsu, 1965），因此，家族內的關係大多具有上下階層之特性。在家族主義籠 罩下，個人生活在家長權威及家族的階序結構下，很容易養成一套服從權威的心 理與行為傾向（楊國樞，1993a）。若再透過泛家族化的歷程，在面對家族外的權 威時，也可能展現類似的心理與行為傾向（楊國樞、葉明華，2005）。 在權威取向提出之前，過去學者多以「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順從或尊重‧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權威之傾向。雖然過去諸多研究也顯示：在跨文化比較上，華人的權威性人格分數（以 F 量表測量之）明顯高於西方人（Meade & Whittaker, 1967; Singh, Huang,
& Thompson, 1962），但此種「移植式」的研究只顯示表面上量的差異，卻無法 反映華人權威取向背後的文化意涵（如：華人為何尊重權威？）。如前所述，權 威性人格之概念來自於西方的社會政治脈絡，本身不僅帶有政治上右翼保守主義 的色彩（石之瑜，1998；Altemeyer, 1998），也是一種帶有負面意涵的性格或態 度構念（Butler, 2000; Rubinstein, 2003）。權威取向則是華人在家庭（家族）中習 得的一套融入或配合上位者（權威）的心理與行為傾向（楊國樞，1993a），理應 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如：維繫家族和諧）。此外，華人社會重視下位者以上為尊 的角色尊卑倫理（黃光國，1995），故權威取向也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 無可避免的，權威性人格也隱含了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預設，以一種去脈絡 的、化約的方式解釋社會行為。此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主張，如果不瞭解有關個人的事實，便不可能對社會現象作出完 備的解釋，因此，「個人」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位（Hwang, 2000）。但是， 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許契合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但卻無法契合華人以「倫理為本 位」的關係主義文化（梁漱溟，1963/1989；Hwang, 2000）。 綜上所述，權威性人格的概念並無法對華人權威取向提供適切與深刻的理解， 且權威性人格也未能與關係主義文化有所契合。因此，研究者認為，我們有必要 從自身文化脈絡，重新檢視華人的權威取向。基本上，華人也可能具有某些類似 權威性人格的傾向（如：服從權威），但內涵及背後意義則迥異於權威性人格。 因此，本研究以「權威取向」取代「權威性人格」，並對權威取向進行更深入的 探索。這意味著研究視角的轉變，亦即從移植式/客位式（etic）的西化心理學觀 點，轉變到主位式（emic）的本土心理學觀點與取徑（Yang, 2000）。
（三）從「性格」到「取向」
：權威取向的概念定位
楊國樞（1993a）曾指出，若要探究華人的社會取向，可以採取從人境互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觀點或性格特質觀點；前者係將社會取向視為一套社會互動（人境互動）的系統， 後者則將社會取向視為一套人格特質的模式。權威取向是社會取向的次取向，同 樣地，也可從這兩種角度。然而，研究者認為這兩種觀點是無法分開的，雖然權 威取向是一種「類」性格，但無法以去脈絡化的方式單獨審視之，而必須在人境 互動的脈絡下探究。 傳統上，「性格」的定義大多強調「一致性」（consistency）。進一步來說， 性格是一組心理特質，讓個人產生具有持續性（enduring）與區別性（distinctive）的知覺、思考與行為模式（Pervin & Cervone, 2010）。「持續性」指的是跨時間、 跨情境的一致性。在 1970 年代，跨情境一致性受到情境論者的挑戰，連帶著性 格的構念也受到質疑（當時有所謂的性格心理學的危機；McAdams, 1997），而 衍生出「人境爭議」（person--situation controversy）：到底是性格，還是情境對行 為的影響力較大？ 目前多數學者都接受人境互動的觀點（McAdams, 1997）。研究者也贊同人 境互動觀點，認為權威取向是在人境互動的脈絡下形成，而更進一步，權威取向 的作用應當也是在人境互動脈絡產生。所謂情境，小至當下的立即刺激，大至整 個文化脈絡。由於文化和心理相互滲透，難以進行切割，本研究是將文化上推至 預設層次，帶著關係主義的預設來探究問題。根據上下尊卑，關係可以分為垂直 關係和水平關係；而相關理論和研究也都指出，這樣的區別對華人是有意義的分 類（莊耀嘉、楊國樞，1997；黃光國，2009；Han, Li, & Hwang, 2005）。因此，
在關係主義預設下，權威取向應該放在關係脈絡中來探討，特別是從上下關係互 動的角度，探究權威取向的形成與運作。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人境互動觀點，探究權威取向的形成與運作情形。除了 整體的文化脈絡（預設）外，「境」主要是指上下關係脈絡。權威取向則可視為 關係脈絡下的類似於性格或特質之構念，但必須放在與權威互動之脈絡下，方能 產生作用並彰顯意義。這和傳統「去脈絡化性格」（特別是特質論）有所不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探討某個範疇的性格，本質上還是偏向個人主義。為了表示區別，本研究將權威 取向稱為「取向」，而不叫做性格或特質，以彰顯本土化意涵。三、尊卑倫理：權威取向的文化設計
文化和心理是相互建構的，文化會滲透入個體的心理與行為，而心理與行為 之表現則再現了文化的內涵（Markus & Kitayama, 1994）。大致而言，華人的權威取向可視為來自下層結構（宜農的生態環境）與上層結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 思想）的相互作用（李美枝，2002；黃光國，1995；楊國樞，1993a）。楊國樞（1993a） 在建構權威取向概念時，較偏重從下層結構談起（見頁 10）。此外，上層結構的 儒家思想及其延伸的家訓與童蒙教育，也為權威取向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文化基礎， 其所表徵的是傳統社會對上下關係互動的文化設計。
（一）倫理本位/關係主義下的角色義務
華人社會基本上是一種「關係本位」（梁漱溟，1963/1989）或「關係主義」 （Hwang, 2000），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五種對偶關係，即五倫——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其中除朋友關係外，其他四倫都有上下高低之別。君、父、 夫、兄為尊；臣、子、婦、弟為卑。五「倫」各有其相應之「理」，故關係本位 也是「倫理本位」（梁漱溟，1963/1989）。「倫理」即人倫之理，也就是各種人際 關係中所共守的規範（韋政通，1991；引自黃囇莉，1999/2006）；也就說，五倫 各自有其對應的角色義務，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 順、君仁、臣忠，此為「十義」（《禮記‧禮運》）。上層結構對「角色倫理」的構 想，為權威取向提供了社會文化基礎（黃光國，1995；黃囇莉，1999/2006；韓 格理，1990）；這樣的文化基礎，一言蔽之，就是上下關係的「尊尊」原則，強 調下位者要以上為尊。 在傳統社會中，除了儒家經典之外，更直接影響人們實際生活與行為者，很 可能是家訓之學與童蒙教本（林文瑛、王震武，1995）。這些文化傳統對於下位‧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者應如何對待上位者，均有明確規範，如：「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 長幼序，有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人所同。」（《三字經》）這表徵了 角色倫理的尊尊原則。進一步來看，尊尊原則又包含「敬」與「順」兩大內涵。 就理想而言，當長上有任何交代的事項或指示時，下位者應該要「聽話順從」， 亦即盡可能遵循並達成長上的命令，如：「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 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見《弟子規》）；而與長上互動時，下位 者則要「恭敬有禮」，亦即以恭敬且合禮的態度與方式來應對長上，如：「凡稱呼 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凡道路遇長者，必立正拱手，疾趨而揖。」（見 《童蒙須知》）在分析傳統社會的教化內容後，韋政通（1974）也指出《童蒙須 知》（宋代朱熹所著的家訓）把儒家（孔、孟）的「無違」（順）與「尊長」（敬） 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 綜上所述，在形式上權威取向可視為對待上位者或與之互動的一組心理與行 為，著重在個人如何融入、配合或順從權威的傾向。若依傳統的文化理想，下位 者在面對或對待長上時，應該要「恭敬有禮」且「聽話順從」。進一步來說，當 下位者與上位者有所互動，其應對進退首重在「敬」，而當上位者有所指示或吩 咐時，下位者應當要「順」。敬與順兩者都是「內建」在下位者角色內的義務。 因此，華人權威取向不僅是一種心理與行為傾向，也帶有倫理上的意義。（二）角色義務基礎：相對倫理或絕對倫理？
傳統社會中的角色倫理觀曾經歷過重大轉變，從「相對倫理」轉變為「絕對 倫理」（黃囇莉，1999/2006）。在秦、漢前，先秦儒家提出的五倫是一種相對倫 理觀，關係中的上下角色均受規範；例如，父慈子孝，彼此均有應盡之義，又稱 為「對稱性」關係（金耀基，1979/1986）。秦、漢之後，董仲舒將倫理基礎建立 在陰陽之上，將尊卑、善惡、貴賤與陰陽相配，亦即尊、貴、善為陽，卑、賤、 惡為陰；君、父、夫為陽且為統治者，而臣、子、妻為陰且為被統治者（黃囇莉， 1999/2006）。至此，相對倫理觀轉變為絕對倫理觀；雖說父慈子孝，但「父不慈，‧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子亦要孝」，此為「非對稱性」關係（金耀基，1979/1986）。此後，人在關係中 的行事舉止，不再依據仁義禮智之判斷，而是依據「尊卑貴賤的順逆問題，順者 為善，逆者為惡」（黃囇莉，1999/2006）。在絕對倫理觀下，下位者的義務是無 條件的。 那麼，在倫理片面絕對化之後，面臨不義的上位者，下位者是否無所遁逃？ 鄒川雄（1998，2000）指出，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陽/陰默認體制」。在這個體 制下，中國人的基本思維與行動策略，是「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雖然陽 奉陰違不具有倫理或道德上的正當性，但卻是大家都默認的事實。在「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的絕對倫理下，下位者違逆或反抗上位者，在道 德或倫理上是不正當的。但是，「陽/陰默認體制」可以讓下位者在不公然違抗上 位者的前提下，為自己創造一個緩和的空間，亦即「陽奉陰違」。 在現代的華人社會中，絕對倫理觀是否仍在？研究顯示，在當前的華人社會 中，不論是親子關係（許詩淇、黃囇莉，2009）、婆媳關係（黃囇莉、許詩淇，2006）或師生關係（顏綵思、黃光國，2011；Chen & Huang, 2010; Chien & Huang, 2010），角色義務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具有心理實存性。然而，以「絕對 倫理」為基礎的角色義務及關係，已逐漸、甚至相當程度地在當代華人社會中消 退（林文瑛、王震武，1995；許詩淇、黃囇莉，2009；葉光輝，1997）。因此， 如果說現代社會中的權威取向有角色義務之基礎，那麼，它應當是偏向相對倫理， 而不是絕對倫理式的。
四、權威取向的形成與傳承：社會化的作用
舉凡任何文化設計，皆得透過現實生活中一個個真實的人，方能展現。從文 化層次落實到個體層次，則有賴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作用（楊國樞，1997）。 社會化可視為素樸的（naïve）個體習得一些技巧、行為模式、價值觀及動機的 過程，而這些習得的心理與行為，都是在其成長的文化下，有效適應所需要的‧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Maccoby, 2007）。鑑於此，在上層與下層結構作用下形成的權威取向，亦是係 透過社會化而代代相傳（傳承）的。（一）華人社會中的社會化
社會化通常透過社會化「執行者/代理人」（agent）—通常是父母親或主要照 顧者—來執行（Maccoby, 1992）。在華人的傳統大家族之中，家中任何長輩（如： 祖父母、伯伯、叔叔、姑姑）多少也具有執行者的功能（多重執行者）。研究也 顯示，在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中，家長在文化的傳承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李瑾， 2012）。一般而言，在兒童「懂事」（大約六歲）後，華人父母才會開始有積極的 管教（Ho, 1986; Wu, 1996），亦即在懂事前相當寬容甚至放縱，而懂事後則嚴厲 對待（Ho, 1981）。 管教，可以從「方式」與「內容」兩方面來談。「嚴教觀」是傳統教育的主 流思想，「嚴教」係指「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時時處處加以防範，毫不放鬆。嚴教 的目的在於『倫常』的維繫，以維持一個『長幼有序』的社會秩序」（林文瑛、 王震武，1995）。教雖嚴，卻不一定要體罰或打罵，它可能是透過耳提面命或不 怒而威的方式，以達成教化的目的；然而，就現今的社會而言，體罰與打罵似乎 是最為普遍之教化方法，這很可能是嚴教觀世俗化的結果（林文瑛、王震武， 1995）。 在教化內容上，忠、孝、悌等德目是傳統教化的重點，反映了尊重與服從權 威（君、父、長）的價值理念（韋政通，1974）。在比較三地華人社會（中國大 陸、臺灣、新加坡）後，Wu（1996）發現當今華人父母仍關注訓練小孩，以發 展出良好的品德，如尊敬長上、合作、維持和諧的社會關係。即便是在美國的華 裔親代也保留了要求子女服從及尊敬長上的傳統價值（Wu & Wue, 1995; 引自Wu, 1996）。一篇以台灣代表性樣本進行的研究顯示，「服從長上」仍是台灣社會 中的重要價值之一（黃囇莉、朱瑞玲，2012）。顯然地，華人社會中尊重或服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詩淇、黃囇莉，2009）。（二）權威取向的文化設計與落實
不論從上層結構（以儒家思想為主）談起，或是從社會化的內容來看，都可 以見華人社會對於上下關係尊卑倫理之重視。這套尊卑倫理是一套對角色義務的 構想，強調下位者應以上位者為尊、為重，對待上位者時，應該要恭敬而順從。 即便到了現代社會，這樣的一套價值或規範仍然存在，但很可能已經不是一種絕 對倫理。不過，前面所談的，主要是從社會文化及社會化代理人（agent）的角 度出發。 若從下位者的角度來看，這套傳統的文化設計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其普 遍性又如何？綜覽華人社會中的相關研究，目前直接以權威取向為題的研究少之 又少。雖然有一些研究涉及「遵從權威取向」，但並非本研究關注的權威取向。 遵從權威取向是組織心理學中採用的變項，指主管認為人們（下屬）是否應該遵 奉權威者（如長者、輩分及位階較高的人）的信念（吳宗祐、周麗芳、鄭伯壎，2008；林姿葶、鄭伯壎，2012；Farh, Early, & Lin,1997）。這些研究關注的是領導 者的信念與行為，而非身為下位者的權威取向，故在此不多做探討。 有兩項研究雖然不是以權威取向為名，但其研究結果對研究者的發問可提供 一些啟發。在一項非正式研究報導中，莊慧秋（1987）曾對十四位不同身份背景 者進行質性訪談，請受訪者談論從小到大，面對各種尊長（父母、老師、長輩、 上司）時的內心感受及溝通相處方式。結果發現，其中十一位都曾有過畏懼權威 或向權威妥協（指服從聽話）的經驗。許多受訪者在面對權威時多有害怕的感受 （退縮、緊張、不自在），儘管會聽話順從，但內心也多所抱怨。
另外一項研究是量化研究（Chien & Huang, 2010, study 2），探究身為學生的
權利和義務之社會表徵（social representations）。研究者列出多項可能屬於學生 角色的義務（如專注用功於課業、服從師長的教導）和權利，請參與者（台灣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並將資料進行對應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其中，與本研究有關的結果 是，從大學生的角度來看，敬（對師長畢恭畢敬）和順（服從師長的教導）仍被 認為是各級學生（至少從小學生到研究生）共同的義務。 莊慧秋（1987）和 Chien 與 Huang（2010）兩個研究都是從下位者的角度出 發的。在莊慧秋的研究中，當人們面對權威時，通常會向權威妥協或順從，也會 有害怕的感受。莊氏的研究呈現和楊國樞（1993a, 2004）對權威取向的描述（如 對權威的服從、權威畏懼），大致上都可以對應起來。而就 Chien 與 Huang 之研 究來看，現今的大學生大致上能認同恭敬與順從是的學生角色義務，顯示華人文 化對尊卑倫理的設計，依然普遍存在人們心中。以上研究顯示，權威取向的心理 特徵與文化設計，在個人心理與行為層次確實存在。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文化與心理相互建構和滲透。然而，文化不會憑空存 在，必須藉由人來傳承與體現。而文化設計要落實到個體層次，則有賴社會化的 作用。社會化是一個歷程（process），是個體由「生物」人邁向「社會/文化」人 的歷程，那麼，進而推衍之，隨著社會化的進展，個人的權威取向應當也是逐漸 形成的，且具有歷程性與階段性；隨著形成歷程，各階段可能產生不同的內涵及 特色。因此，本研究將從社會化角度，建構華人權威取向內涵及形成歷程。第三節 研究概觀（overview）
華人社會向來有尊重權威的傳統（楊中芳，2001），服從長上也是華人社會 中的重要價值之一（黃囇莉、朱瑞玲，2012）。由於權威性人格基本上是一種異 文化的產物，有其自身根植的背景脈絡，因此，以權威性人格來理解華人尊重或 服從長上（上位者）的心理與行為，就會有失偏頗。若採取本土心理學研究取徑， 應更能掌握權威取向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不但可建構出更具有「本土契合性」 （楊國樞，1997）的理論或概念，更可以展現研究（者）的「學術主體性」（黃‧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光國，1999b）。 本土取徑是一種研究的基本觀點，首重將文化脈絡（更廣來說，社會/文化/ 歷史脈絡）放在研究的思考架構中（黃光國，1995；楊中芳，1993）。然而，不 同於主流心理學的作法（將文化變項化），本研究贊同「文化的系統觀點」（黃光 國，2009；Kitayama, 2002），採取將文化推向「預設」層次，帶著文化視角與敏 感度，嘗試建構出具有文化色彩的一套概念。在關係主義的預設下，研究者先對 權威取向的社會文化基礎（文化設計）做一耙梳。大致而言，權威取向產生於下 層結構（宜農的生態環境）與上層結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思想）的相互作用。 上層結構的儒家思想及其延伸的家訓與童蒙教育，為權威取向提供了重要的 文化基礎，其表徵的是一種文化設計，特別側重在上下關係的角色義務規範，強 調下位者應該對上位者敬重與順從。然而，究竟文化設計落實到具體的個人會呈 現出什麼樣態？在權威取向形成過程中，會經過怎樣的歷程？權威取向又具有哪 些內涵？這些都是本研究亟欲探究之問題。以下對本研究將進行之研究做一簡單 扼要之說明。一、概念形成與建構：質性研究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研究者將從社會化的角度，捕捉華人權威取向的內涵及 形成歷程（研究一）。由於研究一關注的問題尚在初步階段，且涉及歷程性的問 題，故採用質性研究法來探究。 透過質性研究（研究一），研究者建構出權威取向的形成歷程，並確認歷程 中各階段之心理成分或內涵（詳見研究一）。簡單來說，華人權威取向的形成， 可分為「前權威取向階段」（權威取向尚未形成）、「工具性階段」、「義務性階段」 及「習慣性階段」。在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心理成分，構成了權威取向之豐富 內涵，包括：工具性階段的「權威畏懼」和「權威依賴」（合稱「工具性權威取 向」）、義務性階段的「權威敬重」和「權威服從」（合稱「義務性權威取向」）及‧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習慣性階段的「權威敏感」。在形成過程中，後面階段衍生的心理與行為並不是 取代，而是在先前階段的內涵上，又多增加一些新的成分，因此，權威取向形成 是一種從工具性逐漸朝向工具性、義務性與習慣性三者兼備的過程。二、概念操作與證成：量化研究
研究一的結果係以質性詮釋為主，基本上屬於特則式（idiographic）的理論 陳述。為了將這些特則式陳述，轉化為可以操作或測量的概念，並瞭解這些概念 在更廣大社會中的實存性及運作情形，從而建立通則式（nomothetic）的理論陳 述（見黃囇莉，1999/2006），研究二和研究三將扣緊研究一的質性研究發現，進 行量化研究及量化分析。 在權威取向的形成階段中，以義務性階段和習慣性階段較具有本土文化特色， 因此，量化研究將扣緊義務性權威取向（權威敬重、權威服從）和習慣性階段的 權威敏感，做為探究的主要議題。相較之下，工具性權威取向可能較具有文化普 同性，可留待後續做文化比較（詳見研究一討論）。本研究先針對較具有文化特 色的概念進行進一步探究。其中，研究二將針對義務性權威取向，檢驗義務性權 威取向在上下關係脈絡下的功能，並探究其角色義務的性質是相對倫理或絕對倫 理〔見研究一「綜合討論與後續研究」（頁 58）及「研究二」（頁 61-98）〕。研究 三將針對權威敏感的概念，檢視其在人際互動中的實存性與普遍性，並展現其做 為一種習慣反應。研究三係藉由「權威敏感」來展現權威取向具有習慣化的一面。 〔見研究一「綜合討論與後續研究」（頁 59）及「研究三」（頁 100-133）〕。在研 究二與研究三之外，權威取向亦有其他議題值得探究（如：工具性權威取向之文 化比較），但由於心力與資源有限，只好留待論文完成後，再行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在楊國樞（1993a, 2004）的基礎上，先透過質性研究建 構一套權威取向的概念體系，接著，再以量化的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準實驗法及實驗室實驗法，對義務性權威取向和權威敏感做進一步探究。透過一 系列研究，質性與量化並行緊扣，本研究不但展現了本土心理學在方法上的多元 並蓄（黃光國，1999a；楊國樞，1993b），在功能上亦可收「異法同證」之效。‧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華人權威取向之內涵及形成歷程（研究一）
第一節 前 言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自從出生開始，首先接觸到的權威就是自己的父母。 就此點而言，華人和西方社會應無太大差異。然而，家族主義是華人社會的重要 文化特色，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人們從小到大的主要生活經驗來自家族，而在家 族中所獲得的生活經驗，又成為理解家族外生活的基本依據（楊國樞、葉明華， 2005）。雖然現在已進入工商社會，但家族主義的色彩及其對華人心理與行為之 影響，依然隨處可見（鄭伯壎，1991；Farh & Cheng, 2000）。由此可推知，華人 權威取向的形成，應當也是人們在家族中，透過與父母及各種長上互動，逐漸習得的一套心理與行為模式。據此，研究一將從人們在家（族）中所接受的社會化， 來探究華人權威取向形成的歷程及其內涵。
在社會化研究中，親代的教養方式或教養型態一直是核心議題（Grusec, 1997;
Maccoby, 1992），許多關於教養的向度或分類也不斷提出，其重點之一在瞭解各 種教養認知或型態與社會化（內化）的關係（Grusec, Rudy, & Martini, 1997）。在 社會化過程中，華人父母（或教化代理人）對子代尤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李瑾， 2012）。因此，研究一將從親代教養方式（管教）開始，切入權威取向的社會化 （習得）歷程，並從這樣的社會化歷程中，探究下列問題，包括：權威取向如何 開始形成？權威取向的形成經過哪些階段？各階段的內涵及特色有哪些？從階 段到階段之間的機制為何？ 在跨文化比較上，華人的親代教養方式經常被歸為「權威型」（authoritarian） 教養型態，有時也稱為「親代控制」（parental control）或「控制」（Grolnick &
Pomerantz, 2009），這是一種高度嚴厲、高度控制、低度溫暖、甚至帶有敵意與 攻擊性的教養方式（Chao, 1994; Pomerantz & Wang, 2009）。西方研究（以白人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樣本）大都指出，權威型教養（或控制）對下一代的社會化與心理發展有不利的 影響，而「民主專制型」（authoritative）才是最佳的教養方式（Grusec, 1997）。 然而，以權威型教養來理解華人的教養方式，也不斷受到討論與質疑（Chao,1994; Chao & Tseng, 2002）。檢視權威型教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係來自西方清 教徒（Puritan）或福音教派（evangelical）的原罪（original sin）觀念（Chao, 1994）。
Chao 指出，在這樣的觀念下，子代的不服從（不守規矩）必有其內在之惡，因 此，父母對孩童是採取比較負向的觀點，以敵意性、低支持性、控制性的手段，
擊垮孩子的意志（breaking the child’s will）。研究也顯示：在個人主義文化下，「權 威型教養」和「缺乏溫暖/關愛」（lack of warmth/nurturance）有顯著相關（Rudy &
Grusec, 2001）；此外，權威型教養對華人子代及親子關係的影響，並不像西方白 人來得如此負向（李偉斌、簡晉龍，2012；Chao, 2001; Chao & Tseng, 2002）。
根據上述討論，若要理解華人的教養方式，必須跳脫出西方的權威型教養之 概念。在這方面，Chao（1994）嘗試提出具有本土意涵的概念，即教訓（chiao shun）
和管（guan）。教訓，包括訓練或教導孩童遵守社會期許（socially desirable）與 文化讚揚（culturally approved）的行為，其背後包涵親代的犧牲奉獻，同時也是
支持性、高度融入（involved）及親近的親子關係（特別指母子）脈絡下進行的 訓練。管，不但有管理/控制（to govern）之意，同時也有關懷（to care for）、關
愛（to love）的正面意涵。Chao 也指出，教訓和管涉皆及儒家對角色關係之界定 有關，也就是說，執行管教（教訓、管）是父母和老師應盡的角色義務（見許詩 淇、黃囇莉，2009）。 綜上所述，雖然華人親代對子代的教訓或管，有看似權威型教養之處（對子 代的嚴格控制），但其背後的文化意涵是完全不同的。若直接以西方的教養類型 （權威型教養），來理解華人的教養方式，易有偏頗與誤解之處。雖然 Chao（1994） 僅是提出了一些初步概念，尚未發展出較完整的構念與測量工具，但這些概念應 有助於瞭解華人的教養方式，也可避免將權威型教養誤植於華人文化脈絡中。故 本研究將以「管教」取代「教養方式」，以彰顯其本土文化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