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學謙 博士
語言意識形態與語言保存：
台東福佬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研究
研 究 生：林思恩 撰
中華民國 一 0 四 年 七 月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語言意識形態與語言保存：
台東福佬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研究
研 究 生：林思恩 撰
指導教授：張學謙 博士
中華民國 一 0 四年七月
誌謝辭
光陰荏苒，轉瞬間又來到一年盛夏，從進研究所到論文付梓，總共歷經了一 千多個日子，漫長的論文之旅終於來到了最終點，此時此刻心中只有滿滿的感動。
當初，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選擇邊教書邊念日間研究所，過著白天教學、
備課、行政，下班後還要修習特教學程的生活，時常拖著沉重疲憊的軀體回家，
論文進度只能靠著課餘時間與假日一點一滴的累積。但即使再累，我也未曾有過 放棄的念頭，因為出了社會工作才知道，單純的讀書真的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能夠完成論文，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首先最要感謝的當屬我的指導教授─
─張學謙老師。學謙老師為學嚴謹，教學認真。在修習研究所的課程時，我就立 定心志要成為老師的研究生，跟隨老師的腳步做研究，因為他的耐心、明確的指 導，讓我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沒有太多的迷茫。謝謝口試委員王雅萍老師、劉靜宜 老師、所上所有教師和同學，在浩瀚無垠的知識學問中，有你們同行，讓這一路 蜿蜒的旅程變得更加美麗。
再來要感謝我的母親，總是無條件支持我做任何決定，獨自一人撫養我和妹 妹成長，即使再辛苦也要讓我們繼續升學進修，給我許多愛與鼓勵。感謝妹妹詠 恩和表妹欣恩，你們總在我最需要幫助時不遺餘力的伸出溫暖的手。感謝明慶，
在我遭遇困難內心煩躁時，總是能適時撫平我的焦慮與不安，給我很多力量，用 你最拿手的獨門絕招─帶我去吃頓美食，每次都能一掃我心頭鬱悶。
最後，感謝上帝，一路走來，明明我是如此的不足，而祢的恩典讓我不至於 匱乏，讓我能夠順利的完成論文，取得學位，感謝主一切的保守看顧！
林思恩 2015.7.16
i
語言意識形態與語言保存：
台東福佬家庭語言政策的個案研究
作 者 ： 林 思 恩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華 語 文 學 系 碩 士 班
摘 要
母語的保存與否， 「家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是成效最佳的
語言保存管道。因此，家庭語言政策對母語的保存與流失有著關鍵性 的影響力。福佬族群為台灣最大的族群，然而學者的調查卻顯示台語 跟其他本土語言一樣，都有流失的現象。家長為族群語言最重要的傳 承者，他們的語言行為與語言態度將影響下一代母語的保存或流失。
本篇論文嘗試從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探討福佬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 如何影響母語的保存與流失。
家庭語言政策理論將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架構運用到家庭
領域。家庭語言政策分為三部分，即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語言
ii
管理。本研究以台東地區十二個福佬族群家庭作為研究對象，採多重 個案研究法進行深度訪談。研究問題為：一、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意 識形態為何？二、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實踐為何？三、福佬族群家長 如何管理家庭語言政策？四、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 語言的保存與流失？希望能對台語的語言保存理論與實踐提出貢獻。
本研究發現，即便是人口數佔優勢的台語也正面臨著流失的困境，
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將決定一個家庭語言的發展走向和家庭語言政策 的制定，也關係著台語的保存與流失。本研究關於福佬家庭語言政策 的探討結果可歸納如下：
一、 福佬家庭母語出現世代傳承的斷層問題：十二個福佬族群家 庭中，台語流失的子女數比保存的還多，且年齡層越低，台 語有效溝通的比率也越低；
二、 支撐福佬家庭母語保存的語言意識形態主要是強調文化、情 感認同的整合性動機；
三、 社會語言不平等造成台語的工具性動機低、語言活力低於國
語，加上台語長期被冠上負面意象的標籤，這些語言意識形
態不利於台語保存；
iii
四、 語言政策與社會變遷是影響家長語言意識形態的兩項宏觀 因素。語言政策導致當今社會都以主流的國語來溝通、社會 變遷使家庭結構改變，因此本文受訪的家長大多沒有和母語 流利的祖父母同住；
五、 家庭讀寫、媒體與網路等微觀因素也影響家長的語言意識形 態，除了造成家庭台語環境不足外，也降低其語言活力感 知；
六、 大部分的家長認為學校的母語教育成效普通，僅能引起孩子 的興趣，光靠學校課程是不夠的；
七、 在語言管理方面，受訪的家長也缺乏積極的語言管理，大多 採取自由放任的家庭語言管理策略，多用不利於母語保存的 單語(國語)言談策略。
本研究顯示，台語的流失表現在家庭缺乏足夠的語言意識形態支 撐，且家庭也缺乏語言實踐與語言管理，其中福佬家長的語言意識形 態對於母語保存有關鍵性的影響。台語的流失不容忽視，除了有賴於 福佬家長台語意識的建立、身體力行說母語、福佬家庭的世代傳承外，
也需要學校、社區的共同合作，以及政府積極建立專責性機構與政策
iv
誘因、提升台語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共同來促進弱勢語言的家庭語言 傳承。
關鍵詞：家庭語言政策、福佬、台語、語言保存、語言流失、語言意
識形態
v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Preservation：Multiple Case Studies of Ho-lo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Taitung
Szu-en Lin
Abstract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ther tongue preservation.
Family language acuqisition via parents is also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sustain a language. Therefore,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fluences crucially mother tongue preserv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Ho-lo people,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Taiwan, is suffering from language shift as other local languages. Parents are the most essential intermediate to preserve the mother tongue. Parents’ language behavior and attitude would hav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language inheritance of next generation. This study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as framework,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Ho-lo parents’ language language ideology on the mother tongue preserv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Spolsky’s (2004) theory of language policy to the
family doma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constitutes three factors
inculding: language practice,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vi
In this study, multiple case study method is used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ions:
What is Ho-lo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How languages are practiced in Ho-lo families ? How languages are managed in Ho-lo families?
How does Ho-lo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affect the preservation and shift of Taiwanese ?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aiwanese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Taiwan.
This study shows that Ho-lo Taiwanese is also facing the predicaments of language shift, despite Ho-lo Taiwanese is the major ethnic group in Taiwan.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will determine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of a family 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 language maintenance of Taiwanee. The findings of th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Generation gap is a major factor exists in Ho-lo families hindered the mother tongue inheritance. It is said tha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cannot speak Taiwanese is much more than who can.
Moreover, the younger the Ho-lo speaker is, the les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s made.
2. The language ideology favorable to Taiwanese preservation is
primarily supported by integrative motivation, which emphasizes
on cultural and emotional identities.
vii
3. As a result of sociolinguistic inequality, the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language vitality of Taiwanese are lower than Mandarin. Besides, Taiwanese has been tagged the negative label for a long period, and the language ideology which formed by the language policy is disadvantageou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aiwanese.
4.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are two macro factors influencing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policy, Mandarin becomes a mainstream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urthermore, social change e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In this case, the most of interviewed Ho-lo parents do not live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who can speak Taiwanese fluently.
5.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is affected by family literacy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which are micro factors. It not only causes a lack of Taiwanese speak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language vitality.
6. In most parents’ concept,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a school could only encourage children’s interest in mother tongue but is insufficient to improve children’s Taiwanese speaking ability.
7. Most parents show little involvement in their family language
management, leaving Mandarin as the main family langu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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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invisible.
In summary, the decline of Taiwanese is caused by a shortage of language ideologies support, language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in families.
Among the above factors, the Ho-lo parents’ language ideology is the key element of the mother tongue preservation. The decline of Taiwanese has become an issu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o promote minority languages in families for the coming gener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Taiwanese with Ho-lo parents, collaboration of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sha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ing incentive policies and establishing the exclusive agency to impro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aiwanese in Taiwan.
Key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Ho-lo, Taiwanese, language
preservation, language shift, language ideology
ix
目次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v
目次 ... ix
表目次 ... xi
圖目次 ... x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2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6
第一節 語言政策 ... 6
第二節 家庭語言政策 ... 11
第三節 語言保存及流失 ... 17
第四節 台灣各族群語言流失研究 ... 21
第五節 台語保存與流失研究 ... 2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25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 25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27
第三節 資料蒐集 ... 27
第四節 資料分析 ... 30
第五節 研究倫理與信效度 ... 31
第四章 個案訪談記錄 ... 33
第一節 個案 1 訪談紀錄 ... 34
第二節 個案 2 訪談紀錄 ... 40
第三節 個案 3 訪談紀錄 ... 45
第四節 個案 4 訪談紀錄 ... 51
第五節 個案 5 訪談紀錄 ... 57
第六節 個案 6 訪談紀錄 ... 63
第七節 個案 7 訪談紀錄 ... 69
第八節 個案 8 訪談紀錄 ... 76
x
第九節 個案 9 訪談紀錄 ... 81
第十節 個案 10 訪談紀錄 ... 88
第十一節 個案 11 訪談紀錄 ... 97
第十二節 個案 12 訪談紀錄 ... 103
第五章 綜合討論 ... 109
第一節 家庭語言實踐對台語保存的影響 ... 109
第二節 語言意識形態對台語保存的影響 ... 118
第三節 家庭語言管理對台語的影響 ... 132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 140
第一節 研究結果 ... 140
第二節 建議 ... 144
參考文獻 ... 148
附錄一 訪談同意書 ... 155
附錄二 訪談大綱 ... 156
表目次
表 2- 1 家長的五種言談策略 ... 16
表 2- 2「世代失調分級表」 ... 18
表 4- 1 受訪者家庭基本資料 ... 33
表 4- 2 個案 1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35
表 4- 3 個案 2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41
表 4- 4 個案 3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46
表 4- 5 個案 4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52
表 4- 6 個案 5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58
表 4- 7 個案 6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64
表 4- 8 個案 7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70
表 4- 9 個案 8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77
表 4- 10 個案 9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82
表 4- 11 個案 10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89
表 4- 12 個案 11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98
表 4- 13 個案 12 家庭成員語言能力表 ... 104
表 5- 1 受訪者夫妻過去和現在語言使用比較 ... 109
表 5- 2 受訪者夫妻對家中子女的語言使用 ... 112
表 5- 3 祖父母與孫子間的語言使用 ... 113
表 5- 4 受訪者口述其子女的台語能力 ... 117
表 5- 5 語言地位與重要性排序 ... 122
圖目次
圖 2- 1 家庭語言政策模式 ... 1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計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 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在這個美麗的小島上，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語言，呈現豐富活潑的特色，語言本不應該只有溝通的性質，它富含了許 多必須存在的理由。可惜的是，強勢華語的入侵，弱勢族群常因其語言的地位與 權力不如強勢語言，而放棄母語，改用強勢語言。台語或稱「福佬話」（Ho̍-ló），
福佬人口佔全台的73.3%（黃宣範，1995），為台灣人口最大族群的語言，一般稱 為台語。
身為人口多數的福佬族群，理當沒有語言流失的問題，但令研究者感到好奇 的是，許多學者的研究卻顯示，福佬人的語言能力已經大幅下降，父母間對話用 台語，而與子女交談卻大幅使用華語的現象也很普及。根據Sandel et al. （2006）、
陳淑嬌（2007）的研究顯示，台灣台語能力已經有隨年齡降低而下降趨勢，家長 使用較多的華語，導致兒童語言流失。華語成為當今台灣社會上的強勢語言，以 台語為母語的家庭，黃輝爵（2007）也在研究中提到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子女能夠 流利的使用華語，盡量避免使用母語與孩子溝通，導致母語使用能力一代不如一 代，年輕一輩的人與上一代的人有著明顯的語言落差。
這樣的情況，研究者似乎也深能體會，因研究者本身也生長在一個福佬族群 的家庭中，但回首過去27年來的家庭語言環境，幾乎都是用華語溝通為主，家中 的長輩為了和子女溝通，也都盡量使用華語，致使研究者從來不覺得台語有何重 要性，以及未曾思索過台語的意義，這樣的家庭語言環境無非影響了研究者母語
2
的流失。如今研究者的台語能力只剩下「能聽不能說」的程度，雖然近年來政府 相關單位相當重視本土化的浪潮，然而這幾年在鄉土語言政策的推動下，不禁讓 人思索政府的語言政策是否能有效的挽救語言流失的浪潮，許多學者如黃宣範
（1995）、洪惟仁（2004）、張學謙（2011）均指出母語的傳承出現危機，光靠國 家的語言政策似乎不夠，這樣的現象繼續延續下去，下一代母語流失的嚴重程度 不言而喻。
許多研究顯示出台語的流失，加上研究者回顧自身的母語學習歷程，認為台 灣的語言政策似乎無法對母語保存提供幫助，「家庭」應是母語的學習與傳遞最 重要的場所，進而引發研究者想對家庭語言政策相關議題作深入的研究。近幾年，
有越來越多學者將挽救語言的重心放在家庭，強調家庭語言政策對母語保存的重 要性，有關這些學者的論點，本文將於文獻回顧詳述之。至此，研究者認為母語 的保存不應依賴政策，必須回歸於家庭，從家庭出發，家長是傳承語言的關鍵角 色，家長的意識形態也將決定家庭的語言走向，對家庭語言政策的制定和語言的 保存和流失，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為探討台東福佬家庭的家庭語言政策與語言保存的關係，採 Spolsky
（2004）語言政策中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管理，作為家庭語言政策 的理論基礎。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為何？
二、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實踐為何？
三、福佬族群家長如何管理家庭語言政策？
四、福佬族群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語言的保存與流失？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分別針對研究中重要的名詞部分，進行名詞釋義的界定工作，依序包含 福佬人、福佬話、台語、家庭語言政策、語言意識形態、語言保存及流失等名詞。
一、 福佬人、福佬話、台語
台灣的福佬人所用的語言有各種稱呼，如：台語、福佬人、河洛話、鶴佬語。
長久以來，台灣福佬人使用的語言，常被稱為「台灣話(Tâi-oân-oē)」，戰後常簡 稱為「台語」。福佬人口佔全台的 73.3%（黃宣範，1995），是台灣最大族群的語 言，除了是族群內部的語言之外，也充當社會的共通語之一。因此，就其為福佬 人的族群語言，可以稱為「福佬話」，官方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稱之為「閩南 (Bân-lâm)語」，一般社會大眾則常使用「台灣話」或「台語」。以上名詞皆代表 同一種語言。
本文將福佬族群人士稱之為福佬人，而福佬人所用的語言稱之為台語。此外，
為尊重受訪者以及引用資料來源的說法，則依照其所用的詞語論述。
二、 家庭語言政策
家庭語言政策的定義為：「家庭成員間語言的使用上明確且公開的規劃，並 提供家庭內部語言如何管理、學習與協商的綜合概況研究。」（King-Fogle &
Logan-Terry, 2008: 907）。
三、 語言意識形態
語言意識形態最初的定義為：「語言使用者透過語言信念將語言結構與語言 使用之認知合理化、正當化。」（Silverstein, 1979: 193）。意識形態為一種語言態 度，足以左右人行動的信念和價值。語言態度、語言意識形態在文中為同義詞，
本文主要探討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家庭語言政策，故以意識形態一詞論述。
4
四、 語言保存及語言流失
Thieberger（1990: 334）下的定義為：「語言保存或流失情形的記錄，以及目 的在增進語言保存的活動。」前者可以說是「診斷」語言的病情，後者則是「醫 治」語言流失的狀況。在文獻上，通常將語言流失和語言保存分開處理，前者指 涉語言使用人口、能力或是領域下降的情況，而後者則指語言人口穩定，老少都 能熟練使用並在日常生活領域使用的情形（Baker, 1998）。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地區以台東市區的福佬家庭為主；研究單位以一家庭為一單位；
研究對象必須是福佬族群所組成的家庭，不涉及異族通婚的家庭，且家中有就學 的子女，研究者將進入其家庭訪談、觀察。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福佬家長的家庭語言政策，但研究有許多細節 未能顧及，如：受訪者的主觀限制。本文受訪者皆來自不同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受訪者的對答會因自身的成長經驗、思想觀念、道德標準而有所不同，以「描述 語言能力」而言，每位受訪者評估自身和子女的語言能力時，無法有一個全面客 觀的標準來衡量。如：認為自己的子女台語能力「尚可」的家長，或是認為孩子
「會聽不會說」的家長，每個家庭和子女又都存在著個別的差異，研究者只能請 受訪者提供更多具體一點的例子，來補充說明子女的台語能力，因此，評估語言 能力時難免落入主觀之嫌。此外，語言意識形態屬於心理層面的議題，每位受訪 者對語言的意識形態也會有所不同，受訪者本身因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問題，一 時間不知道該如何描述，或是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內心真正的想法，需要研究者透
過另一個話題，旁敲側擊的拼湊出受訪者想要表達的想法，這也是本研究在進行 時會遇到的限制。
再者，本文以台東地區福佬家庭作為研究對象，希望以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 談勾勒出福佬家庭語言政策的多元樣貌，但也面臨到受訪者的對象限制問題，原 先欲尋找三種語言使用的福佬家庭，分別為：使用國語的福佬家庭；僅用台語的 福佬家庭；使用台語、和國語的福佬家庭，因研究時間與研究者找尋對象的限制，
當中並無找到僅使用台語的福佬家庭，而數量以十二個家庭作為個案研究，無法 對全台東的福佬家庭進行調查與訪談，故訪談結果有其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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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語言政策；第二節為家庭語言政策；第三節為語 言保存與流失理論；第四節為台灣各族群語言流失研究；第五節為台語保存與流 失之文獻回顧。
第一節 語言政策
一、 語言規劃
語言政策與規劃的議題在國外發展多年，「語言規劃」一詞是由著名的學者 Haugen（1959: 8）所確立，當時 Haugen 以討論挪威語言問題，運用語言規劃的 概念於學術研究中，Haugen（1969: 701）將其定義為：「語言規劃是語言學院及 語言社區對語言標準化的工作、語言教化的一般認知，及語言改革或標準化的所 有目標。」之後，出現各種對語言規劃的定義，其中 Cooper（1979）認為一般 的語言規劃文獻常把語言規劃或語言政策定位在國家的層次，指的是有意識去影 響他人語言行為的努力，Cooper 亦補充說明語言規劃的三大類型：地位規劃
（status planning）：即改變語言相對於一個國家內其他語言的地位；本質規劃
（corpus planning）：即改變語言原有的結構、字彙、拼音、或書寫方式；學習規 劃（acquisition planning）：強調語言的功能、形式、學習三者之間具有密切的關 係。Fishman（1980）則從權力的角度去詮釋語言規劃，認為語言規劃即是對語 言資源的權力分配。
宏觀語言規劃（macro language planning）常以政府單位由上而下的政策，
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規劃者通常就是政府官員，忽略了政府以外的語言規劃參 與者及其相關活動。微觀語言規劃（micro language planning）將語言規劃者擴充
到國家之外的層級，不管是國家、教堂、學校或者家庭都可以作為語言選擇的決 策單位，也都具備類似的決策過程（Cooper, 1989: 37-38）。近幾年來微觀語言規 劃逐漸受到語言規劃界的重視，透過觀察人們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選用不同的語 言，是微觀語言規劃的研究重點之一，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 語言政策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關係密不可分，其關係在於語言政策的目標與制定，
必須先探究語言規劃的目的，語言政策可以是有建設性的對語言進行推廣語保存，
也有可能為語言帶來限制與毀滅，也就是說，語言規劃若著重在單一語言的推廣，
將產生各語言地位變化的過程，進而影響其他語言的發展（黃建銘，2011）。
關於語言政策的分類，學者 Deutsch（1975）認為語言政策可以歸納為三類：
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允許獨立或成立地域性的自治政府；鼓勵多元主義（轉引 自施正鋒、張學謙，1996）；而 Annamalai（2002）將語言政策分為三類：消滅
（elimination），嚴禁某種語言公開的使用，以達到語言同化的目的；容忍
（toleration），亦即維持現狀，讓弱勢語言自生自滅；推動（promotion），盡力避 免任何語言流失，鼓勵私下使用或是公開使用而不被歧視（轉引自施正鋒、張學 謙，2003）。Spolsky（2004）的理論是將語言政策分為三部分：語言實踐，即使 用者的語言行為；語言信念或意識形態，即關於對語言和語言使用的情感和信念；
語言規劃或管理，則是通過各種干預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
國內的學者，如施正鋒（1998）認為語言規劃不只是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 權力的分配，語言同時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邱敏捷（1998）提到語言政策就是 統治者針對語言問題及語言環境，考量政治發展與政治利益下所擬定的指導原則 及內容。陳美如（2009：21）所謂語言規劃係指國家或社會團體為了對語言進行 管理，而進行的各種工作的總稱。
由上述對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論點可知，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密不可分，
語言規劃常需要和權威合作，黃宣範（1995）、鍾榮富（2002）、認為語言政策的
8
目的與規劃往往與參與者有關，尤其是政府機構，傳統的語言政策常強調語言法 規的制定，重視公領域的語言權利制定，有明文法令作為依據，將有助於語言規 劃的實踐，所以語言規劃是語言政策下的具體步驟，透過公認「由上而下」的語 言規範，才能達到具體的語言規劃。因此，語言政策通常也傾向於官方的語言規 劃，較不注重家庭、社區的語言規劃（張學謙，2012）。語言政策的制定將關係 語言的走向，當政府的語言政策是以單語同化作為政策方向，將造成其他語言的 發展相對受到限縮，亦將破壞語言的供需市場，而使其他語言面臨消逝危機（黃 建銘，2011）。
三、 台灣的語言政策
台灣歷史上，曾有兩次官方主導的「國語」運動，分別為日治時期與日本戰 敗後國民政府來台時期，兩階段的統治者皆企圖以「官方語言」、「單語同化」逐 步消滅台灣本土語言。解嚴後，由於民主觀念的成熟，基於語言人權及語言背後 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政府的語言政策普遍朝著多元文化的方向規劃，以保留少數 族群語言為目標。以下將台灣的語言政策以日治時期、1945年戰後至今來說明：
（一） 日治時期
1895年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開始為期五十年的日治 時代（1895-1945），當時台語、客家語、南島語皆屬台灣本土語言，蒙受日語的 壓迫，當時統治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三階段的語言政策（參見洪惟仁，1992），分 別為懷柔期（1895-1912）、收縮期（1913-1936）、嚴厲期（1937-1945），每個時期 皆有不同的語言主張與規劃。
懷柔期又稱安撫期，此階段主要以積極培育日人教師、官員學習台語（福佬 話）為主，當時福佬人口佔台灣總人口的85%之多，因此採用日台對譯的方式，
以台語說明、教授日語為主。
收縮期又稱同化期，則是積極普及日語教育的階段，鼓勵台灣人說「國語」
（日語），此時不再以對譯法為主，而改用全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日語普及率在 此階段比例提高。
嚴厲期，即皇民化運動時期，統治者嚴禁台灣人在公開場合說本土語言，獎 勵「國語常用家庭」，說台語者將處罰，此時期會說日語的人口激增。
五十年的日治時期，統治者雖欲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國民，實行三階段的國 語政策，台灣本土語言受到日語的強烈壓迫，但真正嚴厲執行的皇民化教育只進 行了八年，日本即戰敗離台，因此並未使本土語言的根基動搖，台灣的本土語言 也未從家庭消失。黃宣範（1995：94）提到歷經日語嚴厲期過後的台灣，以日語 為家庭常用語言的人口數只有77,679人，佔台灣人口的0.9%，可見當時社會雖以 日文為主，但僅使用於官方場所，如：學校、官廳等，並未侵入公共場所或家庭
（黃宣範，1995：98-99）。因此，直至日治末期，台語仍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
（二） 1945 年戰後
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初領台灣，此時台灣的國語由日語改為北京話。
根據陳美如（1996）的分類，戰後台灣的語言政策可分為三個時期：改制穩定期
（1945-1969）、計畫貫徹期（1970-1986）、多元開放時期（1987-迄今）。
改制穩定時期，1946年政府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管全省的國語 規劃（黃宣範，1995），目的是為了將前統治的語言驅逐，而後1947年發生二二 八事件，全面禁止說日語；1949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退敗來台，隨即訂定「台 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嚴格規定學校和社教機構加強推動國語運動；1965政 府推出《加強推行國語計劃》，更以明文法令禁止人民說母語。
而後的計畫貫徹期，統治者規定不限學校，全面積極地排除各族母語。1970 年教育部頒布「加強推行國語運動辦法實施要點」規定國語是全國一致使用的語 言，要求學生除了在學校，在公共場所都應說國語，要求各機關行號也要說國語；
1976 年公布實施〈廣播電視法〉，該法執行後傳播媒體也開始參與壓抑台灣語言 的工作（王順隆，1995）。國民政府為了方便溝通，控制人民思想與語言行為，
10
加強推行國語統一政策，採取高壓同化的「單語政策」發展，演變為「獨尊國語」
的結果。
多元開放時期，即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至今，由於政治限制的鬆綁和民間 團體的努力，語言教育逐漸朝向多元化發展（陳美如，2009）。過去壓抑本土語 言的氛圍逐漸舒緩，母語意識逐漸抬頭，各族群的人們開始關注重視本土語言與 文化，以往未受重視的原住民族語言、客家話、台語，也開始爭取和官方語言並 存的平等地位，教育部並於 2000 年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並自翌 年實施母語教學，本土語言雖看似獲得重生之契機，但母語教學至今（2015 年）
已來到十餘年頭，和過去本土語言歷經長久的壓抑下相比，光靠一星期只有一堂 四十五分鐘的鄉土語言課程，不禁讓人思索官方的語言規劃是否能有效挽救語言 流失的浪潮。
獨尊國語、壓制本土母語的單語教育政策，結果各族群的學生學會了國語，
卻喪失其母語（張學謙，2003）。許多學者的調查均顯示台灣族群母語依然持續 流失，鄭良偉（1990）分析日據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顯現出 在台灣除了華語以外的所有的語言都有瀕臨流失的現象；根據黃宣範（1995：4-5）
之統計，無論是台灣閩南語、客家語、或其他漢語方言的家庭以華語為使用語言 的比率逐漸升高，而以母語（或各漢語方言）的使用頻率則日漸降低；黃純敏（1998）
也認為台灣族群語言急劇流失、瀕臨死亡，是「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的 結果；蕭素英（2007）、Chen（2011）的研究中也顯示台灣母語有持續流失、轉 向使用華語的現象，並未因為實施母語教學有所停歇。
以上研究均顯示一個事實：母語流失是政府語言教育政策造成的“削減式”
雙語現象，政府主導的語言政策對於保存母語的功效是不夠的，現今台灣的語言 政策不管是學校母語教育還是公領域的語言權利，都無法確保母語傳承，少數族 群母語依舊持續流失（張學謙，2011）。台灣母語的保存運動，無法單憑學校的 母語教育達成，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援系統，特別是家庭和社區的支持，Fishman
（1991）也認為學校不足以擔負起母語保存的責任。他指出學校母語教育有三個
限制（轉引自張學謙，2011）：
1. 學校不是語言保存最關鍵的因素：學校對母語的作用主要是水 平的語言功能擴張，家庭跟社區對母語的傳授才是垂直的代代 相傳；
2. 學校的母語教育太晚也太少：學校教學時數明顯不足，僅把母 語當作一門學科，而非教學語言，師資、經費等，並不像英語 一樣受到重視；
3. 學校教育缺乏溝通外的功能：母語除了是溝通的工具，也是情 感的寄託、認同的記號、文化的表徵和社會的聯繫，而在這些 面向上，學校的母語教育是有限的。
因此，家庭可以說是弱勢族群習得母語的最佳場域，母語若缺乏家庭的語言 世代傳承，很難繼續維持，挽救語言的流失需從家庭出發，有關家庭語言政策的 相關研究，將於下節介紹。
第二節 家庭語言政策
一、 家庭語言政策相關研究
Huss（1999: 95）說：「語言復振要從家庭開始！」家庭語言政策是新近發展 的研究領域，本文採 King、Fogle & Logan-Terry（2008: 907）的說法，其定義為：
「家庭成員間語言的使用上明確且公開的規劃，並提供家庭內部語言如何管理、
學習與協商的綜合概況研究。」一般文獻都將語言政策定位為國家的層次，是「由 上而下」的語言策略，但微觀語言規劃對於此限制有所突破，Nettle & Romaine
（2000）強調語言永續生存需要「由下而上」的語言保存法，強調集中於家庭母 語的世代傳承。Cooper（1989）認為微觀的語言規劃，不管是國家、教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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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家庭都可以作為語言選擇的決策單位，因為它們也具備類似的決策過程。
Fishman（1991）認為語言的發展除非融入日常的、普通的、家庭的社會生活中，
否則便不能促進語言的長期發展。Luykx（2003）也說明許多挽救語言流失的研 究常把家庭語言決策過程作為衡量成效的重要指標，說明了家庭語言政策對語言 保存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理論經常被引用來當作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 礎，他將語言政策分為三大部門：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特別強 調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的關係，相關的研究如：Barkhuizen & Knoch（2006）探 討語言的宏觀政策和微觀層面對新西蘭移民的規劃，其中微觀與宏觀即語言意識 形態的因素；King & Fogle（2006）的研究說明家長的觀點與態度對於家庭語言 政策的重要性；Schwartz（2010）研究在少數和多數語言的背景之下，父母如何 選擇語言，在家中進行他們的語言政策。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對於家庭語言政策 制定有一定的影響，關於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於下段落說明。
二、 語言意識形態對家庭語言政策的影響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理論由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組 成，他認為家庭領域的語言政策，跟其他社會領域一樣，可以從以上三方面來進 行分析。他也說明了家庭內的語言政策管理中，家長的意識形態影響決定要用何 種語言和孩子說話，或者決定是否保存母語，或跟隨多數群體在使用的語言。
Curdt-Christiansen（2009）根據 Spolsky（2004）的家庭語言政策模式提出了 修正，重視家庭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加入了影響語言意識形態 的宏觀以及微觀因素，此圖說明了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的干預（管理）、語言實 踐的關係。如圖 2-1。
圖 2- 1 家庭語言政策模式 (Curdt-Christiansen, 2009; 引自張學謙，2012：16)
根據上述語言宏觀及微觀因素，顯現語言態度和語言學習的動機（motivation）
是 互 相 連 結 的 ， Gardner 與 Lambert （ 1972 ） 將 語 言 學 習 分 成 工 具 性 動 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
（一）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即情感論，認為語言具有情感 與認同的功能，因為喜歡此文化或特定國家而去學語言，為了能更融 入這個團體或文化；
（二）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即工具論，把語言當作主要的 溝通工具。語言學習的目的是為獲得工作、達到課業要求標準或認同，
完成更多任務時。
Spolsky（1991）認為，家長或照顧者的決定，受到諸多相互衝突因素的影 響，他認為語言的保存需採取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才能克服強勢語言工具性價 值的勢力。Fishman（1991）也說明了意識形態澄清的重要，因為它反應出該使 用者的心理層面的概念與價值判斷，藉由自身所看到的社會趨勢、政治、經濟、
語言走向，和使用者本身的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帶來的不同刺激，進而影響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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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語言行動的信念和價值。Chrisp（1997）從個人與家庭層面，提出四個影響 語言選擇的因素，其中有兩個和態度有關，即動機：父母必須具備使用及傳承母 語的意願與需要，其動機可以是經濟、社會或文化因素；另一個是批判性意識：
父母應注意到自己在家庭母語傳承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各項決定可能帶來的影響。
King & Fogle（2006: 696）說明家長的觀點對於家庭語言政策的重要性：「照顧者 嘗試影響那些家庭成員的那些（語言）行為，為了什麼目的，在什麼情況下，以 什麼方式，透過什麼樣的決策過程，達成什麼效果？」家長的態度或意識形態將 影響家庭語言政策的語言行為，是否為增益式或是削減式的雙語現象（張學謙，
2011）。Sandel et al. （2006）也認為語言意識形態對父母選擇何種語言與孩子溝 通，扮演關鍵性的角色。King et al. （2008）和 De Houwer（1999）並在其研究 中指出雙語家庭中影響到家庭語言的使用的四種語言態度或語言意識形態有四：
家長對語言及其功能、使用場合的態度；家長對特定的互動方式的態度，比如說 符碼混合以及俚語；家長對語言學習以及雙語現象的態度也影響他們互動策略；
家長對他們影響力的信念。
由以上學者的論述可知，澄清語言的意識形態成為家長極為重要的工作，因 為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決定一個家庭語言的發展走向。周蔚（2001：172）指出：
「加強對自己語言的正面態度，是語言保存裡最重要的一件工作。語言若是沒有 了這些正面的態度，一定會步向衰亡。」倘若家長對母語的重視較高，他們會較 常使用母語與孩子進行日常生活的交談；反之，他們則會選擇社會上較為強勢的 語言與下一代進行交際，家長的態度或意識形態不外乎是影響本土語言保存或流 失的重要因素。
國內關於語言態度的研究，如：劉秋雲（2001）曾做過小規模的布農族人語 言態度研究，結果顯示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布農族人對語言使用與民族認同之間 的黏著關係已經逐漸鬆散，其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情形也都隨著年齡下降和教育 程度增高而衰退；段淑琴（2007）以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來蒐集研究的資料，並 分別就認知、情感認同及行動三層面探討客家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
度之情形；馬文雄（2009）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探討家長支持度、電視影響力與 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度之關係；陳春美（2012）訪談三位有客語能力佳孩 童之家長，針對客語保存的態度及行動進行研究。
目前國內較少關於家庭語言政策方面的文獻，張學謙（2015）探討台灣人家 庭語言政策，並以家庭語言政策著手看台語的未來；張學謙（2013）從語言管理、
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三方面討論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研究發現占人口多 數的華族其母語也急劇流失；賴佳珍（2013）以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對台東12個 福客通婚家庭進行個案研究，分析福客通婚家庭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及語 言管理，研究發現客語和台語在通婚家庭都有流失的傾向，逐漸轉向華語； Chen
（2011）的研究探討多語環境下的家庭語言政策，家長語言意識如何形成、影響；
莊佩芬（2004）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兩個布農族家庭的個案研究，探討母 語流失對於台灣原住民家庭的影響。本文除了從家庭語言政策理論出發，更從語 言意識形態著手，希望能了解福佬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語言的保存與流 失。
三、 家庭語言的言談策略
母語的家庭世代傳承是延續語言保存的關鍵，父母親是族群語言的傳承者，
擔任子女語言學習與語言發展的重要角色，而家庭語言的教學方式，就是最佳的 語言學習環境。許多挽救語言流失的研究常把家庭語言決策過程作為衡量成效的 重要指標，因為弱勢語言的生存不能完全依靠國家的語言政策，「家庭」才是自 然傳承語言的基礎場域，而家長的言談策略會受到家庭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
如：不同社會、文化、語言、政治和經濟狀況。張學謙（2011）指出「家庭雙語 主義」的研究可以作為如何在家庭中保存弱勢語言的參考。對於說不同母語的父 母，若要母語在家中要得以保存，而實踐的方法就是所謂的雙語策略。
根據家庭語言政策界定的領域，黃宣範（1995）認為「一人一語」與「一地 一語」的方式是發展家庭雙語現象的好方法。例如：父親為福佬人，母親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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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的原則就是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母語和孩童說話，孩童則以父母親跟他 們說話的語言回答。反之，造成弱勢語言流失的家庭語言策略為父母親相互以母 語交談，但用強勢語言跟下一代交談。學者 Lanza（1997）根據家中語言使用的 可能性，將家長與孩童之間的語言使用區分 出五種策略 ：「最小 理解策 略」
（minimal grasp strategy）、「問問題策略」（expressed guess strategy）、「重複策 略」（repetition）、「繼續說」（move on strategy）、「語碼轉移」（code-switch），
如表 2-1（轉引自張學謙，2011：60）。
表 2- 1 家長的五種言談策略
言談策略 說 明 例 子 最小理解
策略 要是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 可以說：我聽不懂或是請再 說一次，這個策略保持單語 交談情境；
直接請求：請閣講一 擺。
間接請求：我聽無。
問問題策
略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使用 目標語言猜測他說的意 思，通常使用是非問句；
你是欲講食飯 sio?
重複策略 小孩說其他語言，家長用目
標語重複說一次； 孩子說：吃飯 家長說：食飯 繼續說 家長不管小孩說其他語
言，繼續談話； 孩子說：我要吃飯。
家長說：欲食家己去 貯。
語碼轉移 家長跟隨小孩的引導，轉向
使用其他語言。 孩子說：我要吃飯。
家長說：要吃自己去 盛飯。
資料來源：（張學謙，2011：60）
不同的言談策略對小孩的雙語能力有不同的影響。本文所要研究的對象為單 一福佬族群所組成的家庭，因此家長雙方的母語皆為台語，根據上述的言談策略 可知，單一母語的家長若採用單語言談策略，較能夠逆轉語言權力不均等的現象，
支援小孩使用弱勢語言。雙語言談策略對弱勢語言比較不利，語言勢力的不均等，
兩種語言並用，通常造成家長使用弱勢語言，而小孩只說強勢語言的「各說各話」
情形（De Houwer, 2009）。
目前國內對於家長雙語態度的研究如：張毓仁（2004）以台東馬蘭國小為例，
調查家長雙語使用的態度與語言使用的情形，發現不同性別的家長在雙語使用態 度上無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的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母語和國語的情形有顯著 差異，如：客家族群的男性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國語的情形遠高過客佳女性；
張麗君（2006）調查幼兒雙語教育與語言轉移現象，研究結論顯示家長多為具備 兩種以上語言能力，但台南市地區的家庭，國語漸漸取代台語成為小朋友的母語；
戴允華（2010）以台北縣文山區為例，探討家長對雙語現象和雙語教育的態度，
發現各族群家長大都具有雙語能力；但其子女的國語能力和國語使用率明顯優於 母語。
第三節 語言保存及流失
一、 語言保存與流失理論
語言保存是指一個語言使用人口穩定，老少都能熟練使用並在日常生活領域 使用的情形（Baker, 1998）。相反地，語言流失即是指「語言的死亡」。江文瑜（1996）、
Fishman（1996）均指出，語言流失的特徵有：使用人口減少、語言能力的喪失、
或是在不同領域中越來越少使用某種語言等，表示那種語言即將滅亡。
Fishman（1991）「挽救語言流失」是研究保存瀕臨絕種語言的經典著作。
他以「世代失調分級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來記錄語言 流失或保存的情形，同時提出促進語言保存的相關建議。世代失調分級表的作用，
讓我們可以檢視語言流失的情況，數字越大表示越嚴重。「世代失調分級表」將 挽救語言流失的分為八個階段（如表 2-2）。在此，階段的用意是強調如果上一個 階段的基礎沒打好，貿然進行下一階段的效果不大。綜合這八個階段，Fishman 也認為其他階段的發展必須和第六階段（有世代相傳及人口集中的家戶／家庭／
鄰里：族語傳承的基礎）連接起來，語言傳承才有實質的意義（Fishma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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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張學謙，2011：44）。
表 2- 2「世代失調分級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
1. 較高層次的教育、工作、大眾傳播媒體以及高層的政府運作；
2. 地方／地區性的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地方政府的民眾服務；
3. 包括本族群及其他族群的地方／地區性的工作場所；
4b. 部分的族群母語教育。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受其他族群的控制；
4a. 完全使用族語的學校。本族群對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有主導權；
II. 達到雙言現象之後再超越雙言的挽救語言流失
5. 培養成年人及少年人讀寫能力的學校，並沒有取代義務教育；
6. 有世代相傳及人口集中的家戶／家庭／鄰里：族語傳承的基礎；
7. 部落社區裏還有老一輩使用本族語的文化交流；
8. 重建本族語，成年人再學習族語（將族語當作第二語言學習）； I. （意識啟發之後）欲達成雙言現象的挽救語言流失
資料來源：（Fishman, 1991，轉引自張學謙，2011：44）
二、 語言活力理論
藉由 Fishman 的世代失調分級表，我們可以了解挽救語言各階段應該加強的 重點，除了上述世代失調分級表外，我們亦可用語言活力去檢視語言的活動能力。
語言活力即為語言的生命力，也被認為是語言在一定場域中被使用的頻度和完整 度的總合（何大安，2007：1）。Giles 等人（1977）提出「語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
的理論，認為語言活力取決於三個因素：經濟社會地位、人口（數量、比例、分 佈、移出、移入、出生率、通婚情況）、制度的支持。任何語言若在此三方面均 占有相對之優勢，該語言必然最具活力，而活力低的語言勢必會逐漸流失而瀕臨 滅絕。
語言活力指根據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專家會議，通過了 一套語言活力評估標準（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LVA），這套標準有九個 衡量因素，主要在評估語言的活力與所面對的威脅、語言態度以及語料典藏的急 迫性，（謝國平，2007），九項衡量要素如下：
（一） 語言的世代傳承；
（二） 語言使用者的人口總數；
（三） 語言使用者佔該社群總人口比率；
（四） 語言現存使用的領域及功能；
（五） 語言是否使用於新領域及媒體；
（六） 是否有讀寫的材料及語文教育；
（七） 政府的語言態度及政策；
（八） 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
（九） 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
其中前六項因素評估語言的活力及瀕危狀態，7、8 項評估語言態度，末項評估 語料文獻典藏的急迫性。每個因素再依嚴重程度區分為六種衡量等級，六種等級 依評估標準區分為 0 到 5，其中以 0 為瀕危程度最嚴重、或政府對語言態度最消 極負面、或語料文獻典藏最少的等級，而 5 則為該語言安全不虞流失、或政府對 該語言的態度最積極正面、或語料文獻典藏最質優豐富的等級（陳淑娟，2010）。
目前國內關於語言活力的研究，如：黃宣範（1995：438）指出，人們往往 喜歡認同自己認為比較具有活力的語言，而語言活力的表現通常在於語言的實用 性、族群區別以及自我認同的展現；林宜慧（2007）調查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語 言活力與語言保存的情形，研究發現青少年雖然對雅美語皆有正面的態度與高認 同感，但語言態度和認同卻無法成為評估語言活力的指標； 陳淑娟、鄭宜仲（2008）
對南投語言活力消長進行調查研究，研究顯示華語在「語言的地位」及「制度的 支持」這兩個因素，先取得絕對的優勢，最後成為最具活力的語言，陳淑娟（2010）
同樣使用語言活力對司馬庫斯及竹東的泰雅族語進行研究，研究顯示司馬庫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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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語相當於 Fishman「世代斷層分級表」的第六級，其需要訓練族人讀寫的能力；
竹東泰雅語趨近第七級，急需讓族語恢復世代溝通的功能。
三、 語言選擇
語言選擇（language choice）的類型可分為語言維持（language maintenance）
和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依據 Fasold（1984）的定義，語言轉移表示一群 人放棄原有的語言而去選擇一個新的語言，語言維持則指一群人集體決定使用原 來一直使用的語言，也是指當語言受到生存的威脅時，使用該語言的群體對這種 語言所進行的維護。影響語言選擇的因素有許多，社會文化因素也會影響語言維 持或轉移，黃宣範（1995）認為，任何兩種語言 A、B 相互接觸後，可能會產生 三種變化：兩種語言都保存下來；A 取代 B；B 取代 A，語言選擇的最終結果，
不是形成語言保存，反之，就是流失的局面。而語言態度也深深影響著使用者的 語言選擇，Fishman（1972: 76）提出影響語言維持和語言轉移的語言態度主要分 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處理語言的態度、處理語言變體的社會顯著性、關注不同類 型的語言態度應用。
語言適應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是語言選擇的一種現象，Giles 等人（1973）指出說話者會依據不同的對話者及情境而調整語調、發音、方言和 語域等，說話者會採取語言聚合（convergence）或背離（divergence）的方式，
以縮減或增加與說話者的差異。黃宣範（1995）則稱之為語言遷就現象，指的是 在多語社會中，許多人能同時選擇好幾種語言，並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語 言，語言的選擇會造成「聚合」和「分離」的現象，聚合就是向另一方的語言靠 攏，語言遷就現象因此而產生，而分離則是雙方各自認同自己族群的語言。
第四節 台灣各族群語言流失研究
一、 台灣各族群的語言流失現況
台灣地區的語言使用狀況已有不少調查研究，許多學者如最早的范登堡
（1986）應用語言遷就理論（language accommodation theory）來研究臺灣閩南人 語言使用情形；Young（1989）的調查，已經發現臺灣各族群都有母語移位至華 語的現象；鄭良偉（1990）的觀察，發現母語使用的範圍越來越少，使用母語的 能力減退，導致母語失傳；黃宣範（1995）探討語言、族群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其在著作中統計各族以華語為使用語言的比率逐漸升高，而以母語的使用頻率則 日漸降低，國語已是臺灣家庭中「親密」語言，不只是「官方」語言而已；曹逢 甫（1997）、詹惠珍（2002）的研究對造成語言保存或流失等多種因素進行探討；
洪惟仁（2004）則針對台灣各地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研究均指出台語的流 失；蕭素英（2007）研究發現閩客家庭都有向優勢語言轉移的情形、陳淑娟（2007）、 陳淑嬌（2007）以台語的語言使用和語言活力作為研究題材進行研究，發現台語 已退出家庭，語言活力大不如前；邱英哲（2008）調查發現，Hla’alua人語言能 力呈現國語高於布農語，布農語又高於Hla’alua語的情況；教育程度越高及年齡 層越低者，族語能力越弱；鍾秋妹（2009）探討美濃客家家庭客語的流失與保存，
認為客語的世代傳承處於「明確危險」程度；黃建銘 （2012：9）研究受試者在 家庭、學校上下課、工作場所、公家機關、私人機構、百貨公司、菜市場、教會 或廟宇等場合中，發現以華語溝通交談為多，尤其在傳統上認為使用台語較多的 菜市場，其華語的使用頻率亦顯著高於台語。
以上文獻論述顯示台灣族群語言均有流失的情況，台語流失的情形雖不比上 述客家語和原住民語嚴重，但近幾年來研究也顯示出台語有向國語轉移的現象，
國語已進入家庭成為最親密的語言，有關於台語的流失情形，將於第五節獨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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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造成語言保存及流失的因素
（一） 使用者背景因素
Young（1989）研究台灣閩南語和客語的維持及轉移，其研究發現語言與性 別、年齡、職業的關係，說明越年輕者越常使用華語、女性在家庭及朋友兩個領 域比男性更常使用華語、以及身為公務員的警察、教育工作者均較常使用華語；
曹逢甫（1997）指出，年齡和教育程度等兩項社會變數皆是影響原住民語言的能 力與使用的因素，年齡越低者，語言能力越低，也越少使用族語；教育程度越高 者，因其對華語的高度使用，族語程度較偏低，也不常使用族語；詹惠珍（1994）
的研究也發現，年齡、性別都與河洛人的語言選擇有關。黃宣範（1995）指出，
通婚也是導致語言流失的因素，當母親為非本族人時，這個家庭的語言通常會轉 成第三種共通語言，或是持續使用父母某一方的母語；冉明珠（2008）透過微觀 的角度分析受訪者的語言背景，以通霄地區客家族群的人際傳播過程中，探討語 言使用上的隱形行為。由上述學者的研究，顯現語言使用者本身的背景皆為語言 保存或流失的變因要素之一。
（二） 政治、社會、地理因素
許多學者如：黃宣範（1995）、曹逢甫（1997）、李壬癸（1994）、詹惠珍（1994）
等皆指出，語言政策的強力介入下，是導致台灣的語言流失很大的因素，許多國 家透過國家的語言政策禁止某些語言在公共場所使用，導致語言的流失，何德華
（1995）也在其研究中指出華語教育對族語的衝擊。社會的升遷與中產階級的興 起也是影響語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流角色，語言使用亦會 隨之改變，於是造成母語流失。地理因素包含居住地和人口，Fishman（1972）
認為一般預期從地方語向標準或優勢語言的轉移，是從都市，或工商業地帶擴散 到鄉下，詹惠珍（1994）的研究也指出，住在台北的福佬人，使用華語的比例高 於其他都市，因其都市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和強勢語言往來，越不容易維持自己
的語言。都市也是政經活動的樞紐，少數族群都市化程度低，人口自然較少，所 以弱勢語言在大都市很難生存（黃宣範，1995）。
（三） 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
語言意識形態是人們對一種語言的態度，往往直接影響著該語言的生存，而 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影響一個家庭語言的走向。King & Fogle（2006: 696）說明 家長的觀點對於家庭語言政策的重要性。Fishman（1991）也說明意識形態的重 要性，因為它反應出該使用者的心理層面的概念與價值判斷，藉由自身所看到的 社會趨勢、政治、經濟、語言走向，和使用者本身的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帶來的 不同刺激，進而影響足以左右語言行動的信念和價值，黃宣範（1995：264）也 指出，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在某一情境下，就會依他認定的社會價值而選擇使用 某一個語言，而不同的語言經常會被分配到不同情境，高階語言分配到學校或某 些工作地點，低階語言可能被分配到家庭或宗教集會。Chrisp（1997）認為家長 對語言的態度中，動機是很重要的因素，父母必須具備使用及傳承母語的意願與 需要，其動機可以是經濟、社會或文化因素，因此，家長的態度或意識形態是影 響本土語言保存或流失的重要因素，因為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決定一個家庭語言 的發展走向，倘若家長對母語的重視較高，他們會較常使用母語與孩子進行日常 生活的交談；反之，他們則會選擇社會上較為強勢的語言與下一代進行交際。
第五節 台語保存與流失研究
「台語」，是台灣 73.3%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語言（黃宣範，1995），而目前 對台語的研究，大多都是台語的語詞、語音、語用、教學研究居多，但關於台語 的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行為研究相當缺乏，一般人認為，台語使用人數眾多，按 理應當沒有語言流失的問題，但根據鄭良偉（1990）的研究顯示說明，台語使用 的人口、使用的場所愈來愈少，並且使用母語的能力減退。黃宣範（199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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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台灣的雙語家庭的類型以及雙語發展的歷程，也發現福佬籍的母親或父親也 有不少母語失傳的情形。聯合報（2002）的調查也說明母語在家中使用的情形，
此調查亦發現以下三種狀況：家庭母語傳承不佳；母語傳承意願薄弱；台語能力 衰退。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也在 2004 年 9 月針對全市一百四時多所小學，共計三 千多位學童、家長及教師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發現：逾九成的學童從來沒有在校 說台語，也有近八成的學童在家不說台語，調查也顯示約八成的家長和教師認為，
學童學英語比台語更重要。這的確是台語保存的一大隱憂。Sandel et al. （2006:
135）根據 Fishman 的世代失調分級表，發現台語已經在年輕一代開始流失，兒 童無法以母語流利溝通。陳淑嬌（2007）的研究顯示，若以年齡層區分，各年齡 層能用台語有效溝通的比率分別為：12 歲以下（含）為 44.09%；13-18 歲為 55.29%；
19-29 歲為 71.48%；30-45 歲為 93.21%；46-59 歲為 93.29%；60 歲以上（含）為 100%，顯見隨著年齡下降，能以台語有效溝通的比率也就相對降低，而現今父 母間對話用台語，而與子女交談卻大幅使用華語的現象相當普及，造成等老一輩 走了之後，就變成十足的華語家庭，其他母語亦有此種情形。
由上述文獻可知，台語的使用能力、使用場合以及傳承意願都有衰退的現象，
台語的流失是從家庭開始的，因此語言的保存與維持須從家庭做起，這也是本篇 研究家庭語言政策的動機之一。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以十二個福佬族群家庭作為研究對象，除了從家庭語言政策理論出發，
更從語言意識形態著手，希望能了解福佬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語言的保 存與流失。為能深入不同家庭中蒐集相關資料，做有意義的詮釋與探究，本文主 要以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進行，再以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的方 式，佐以家庭語言政策理論來分析與詮釋。
本章共分五節，將分別說明採個案研究法的原因與目的、研究對象、資料蒐 集、資料分析、及研究的倫理與信效度。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一、 採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質性研究」是一種整合性的名詞，用來指稱所有具備相同特質的研究方法 與策略。質性研究對於人、事、時、地、物做相當豐富的描述，不以統計程序或 其他量化方式來處理，其研究問題是在脈絡中建構出來的，以掌握問題的複雜性
（黃政傑，1996）。相對於量化研究先假設、演譯結果的方式，質性研究主要是 產生描述性的資料，透過深度訪談，獲得受訪者對於事件的看法、描述，進而歸 納整理。莊明貞、陳怡如（2005）認為質性研究屬於詮釋的典範，透過與參與者 進行深度、長時間的互動，運用觀察、訪談等方法。Schwartz（2010）回顧 1998 至 2008 年家庭語言政策的相關文獻，指出家庭語言政策的研究方法最常使用的 是質性研究法，特別是深度訪談、半結構式的訪談，並主張運用三角測量法，多 方進行研究。
本文採質性研究的理由，乃因每一位福佬家長皆來自不同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對語言的態度也會有所不同，訪談的內容也涉及研究對象的思想觀念、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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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理層面，任何的想法和經驗都具有獨特和異質性，使用質性研究不但可以開 放性的觀點了解家庭語言現象的本質，更可以歸納、描述、分析家庭語言政策所 呈現的多樣貌，綜合以上原因，研究者認為使用質性研究方法來檢視、探求語言 意識形態和家庭語言政策是較為恰當的方式。
二、 採個案研究法的目的
質性研究包含許多類型，其中之一為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關於個案，
陳萬淇（1995：3）指出：「所謂個案，乃許多相關事實的說明，它提供問題的狀 況，以待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案。」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實徵性的探究，其具體 使用個案研究的適當時機如下（尚榮安譯，2001）：
（一） 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在於事件是如何發生（HOW）與發生的原因
（WHY）
（二） 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行為和事件控制不大時
（三） 研究者的焦點聚集在真實生活情境所發生的現象時
個案一詞，不僅限於個人，只要在研究中提供研究者一個引發思考、判斷的 單位，都可以稱之為個案。然而，個案研究法中又可下分為單一個案、多重個案 的類別，本研究即以「家庭」為一個案單位進行多重個案研究法，以深度訪談的 方式探討家長語言意識形態和家庭語言政策的相關問題，目的是為了透過和個案 的訪談與互動，得到的不僅是真實事件的描述，也許會有更多的隱含訊息出現。
另外，本研究也採半結構性的問卷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特點在於沒 有訪談的標準化程序和提問順序，可視情況彈性調整訪談的內容語順序，且以日 常會話的方式進行（高淑清，2008）。因此，研究者和個案訪談時，會請家長先 描述家庭的語言使用狀況，加以引導出本文的研究問題，而半結構的訪談過程使 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不那麼拘束，降低制式化的問答，得到較趨於真實的資料。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次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料，研究者於民國 103 年任職於台東體中，先尋找 身邊的教職同仁，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友人引薦的對象，口頭詢問是否有符合上 述福佬家庭語言使用情形，且有意願接受訪談的人，初次口頭詢問內容包含：受 訪者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子女年齡、家庭結構、家中成員、平時使用的語言、
和家中語言等。對象選取確認後，再說明研究目的、訪談內容，和受訪者確定訪 問時間和地點，以假日或平日晚上的時間進行訪談。因此，本研究的對象以居住 地在台東市的個案為主，家長組成背景為單一福佬族群，不涉及異族通婚的案例，
且已有家庭與正就讀國小的子女，因子女年齡小，家庭語言的傳承較無外在環境 干擾的問題，目的為了解福佬族群如何使用、看待自己的語言，挑選研究對象時，
將家中語言使用的情形分為以下三種：
一、僅用國語的福佬家庭 二、僅用台語的福佬家庭
三、使用台語、和國語的福佬家庭
除了以上三種福佬家庭語言使用情形，本研究為讓研究對象多元化，家庭結構有 單親、核心、三代同堂，探討各福佬家庭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和家庭語言政策的 相關問題，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共分為研究前置階段、研究正式階段及研究完成階段。以下依研究三 階段分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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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前置階段
（一） 選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父母皆為福佬族群，但研究者自身的台語能力不佳，此現象讓研究者 不禁省思台語是否在福佬家庭長期被忽略，導致子女的台語能力流失，而許多學 者的研究也一再顯示台語雖為人口族群最多的語言，但也正走向流失一路，加上 碩士班課程接觸到家庭語言政策，和台灣母語保存等文獻，認為家庭應為學習母 語的關鍵場域，而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極具有重要性，因此選定此研究主題。
（二） 蒐集閱讀文獻
確定研究方向後，研究者開始蒐集相關文獻，如：家庭語言政策、語言使用、
語言意識形態、語言保存、語言流失、語言行為、台語的相關研究等，閱讀文獻 後，發現目前較缺少對於福佬族群家庭語言政策的質性研究，且探討語言意識形 態的研究也較缺乏，透過不斷地與指導教授討論，更確定此研究主題。
（三） 論文計畫書申請及口試
論文計畫書經指導教授同意，和研究計畫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詳細的研 究計畫時程表經與指導教授討論，明定各項工作及完成時間。
二、 研究正式階段
（一） 尋求與確認訪談對象
因研究者於民國 103 年任職於台東體中，先尋找身邊的教職同仁以及友人引 薦的對象，口頭詢問是否有符合福佬家庭資格，且有意願接受訪談的人，再以滾 雪球的方式另尋其他受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