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碼：RES-104-02
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
國民幸福指數調查暨主觀幸福感研究 期末報告
受委託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
印製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目 錄
頁次
目錄
...01
表目次
...03
圖目次
...04
研究團隊
...05
調查執行團隊
...06
摘要
...07
Abstract ...08
第一章 緒論
...09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09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0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11
第一節 研究方法
...11
第二節 研究進度
...14
第三章 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16
第一節 蒐集之資料
...16
第二節 文獻分析
...18
第四章 電訪樣本分析結果
...23
第一節 電訪樣本的人口特徵
...23
第二節 電訪樣本的主觀生活福祉
...23
第三節 電訪樣本的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25
第四節 電訪樣本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
...28
第五節 不同群體樣本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
...34
第六節 各層面生活滿意度與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關聯
...36
第五章 網路調查樣本分析結果
...40
第一節 網調樣本的人口特徵
...40
第二節 網調樣本的主觀生活福祉
...41
第三節 網調樣本的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42
第四節 網調樣本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
...44
第五節 網調與電訪分析結果的比較
...46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50
第一節 主要發現
...50
第二節 建議
...51
第三節 研究限制
...53
表一至表二十八
...56
圖一至圖八
...87
參考資料
...95
附錄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表
...102
附件（調查執行報告書）
...108
表目次
頁次
表一、電訪正式訪問樣本配置表
...56
表二、電訪樣本最適訪問結果統計表
...57
表三、電訪成功樣本的代表性檢定（加權前）
...58
表四、電訪成功樣本的代表性檢定（加權後）
...60
表五、網調回收日期及份數
...62
表六、網路調查樣本的來源分配
...63
表七、2014、2015 年電訪資料人口特徵分配
...64
表八、2014、2015 年電訪資料主觀福祉變項描述統計
...65
表九、生活各層面滿意度之因素分析結果
...66
表十、情緒感受之因素分析結果
...67
表十一、2014、2015 年電訪資料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變項描述統計
...68
表十二、2014、2015 年電訪資料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變項描述統
...69
表十三、政府治理之因素分析結果
...70
表十四、電訪資料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71
表十五、電訪資料生活滿意度（九項）之迴歸分析
...72
表十六、電訪資料情緒感受之迴歸分析
...73
表十七、2014、2015 年電訪資料係數比較：生活滿意度
...74
表十八、2014、2015 年電訪資料係數比較：情緒感受
...75
表十九、電訪資料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依年齡分組
...76
表二十、電訪資料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依教育程度分組
...77
表二十一、電訪資料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依生活滿意度分組
...78
表二十二、2014、2015 年電訪資料整體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79
表二十三、電訪資料整體生活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81
表二十四、電訪、網調資料人口特徵對照表
...82
表二十五、網調資料主觀福祉變項描述統計
...83
表二十六、網調資料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變項描述統計
...84
表二十七、網調資料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變項描述統計
...85
表二十八、網調資料生活滿意度及情緒感受之迴歸分析
...86
圖目次
頁次
圖一、網調每日回收份數折線圖
...87
圖二、各層面生活滿意度平均分數與 10 項分數、9 項分數加總
...88
圖三、整體生活滿意度與對人生所有做過事情評價平均分數
...89
圖四、各項情緒感受與整體情緒感受平均分數
...90
圖五、社會聯繫與社會信任比例與平均數
...91
圖六、公民參與比例
...92
圖七、政府治理-對政府各項與整體平均分數
...93
圖八、政府治理-民主生活與言論自由滿意度平均分數
...94
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 姓名/職稱
督導研究人員 于若蓉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杜素豪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楊孟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廖培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蔡明璋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謝淑惠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參與研究人員 王千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研究助理 陳宗興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研究助理 鄭皓駿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調查執行團隊
調查執行團隊 姓名/職稱
電訪業務負責人 施佳妤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資料檢誤業務負責人 蘇脩惠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資深專案管理師
協辦人員 簡辛伃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電訪檢誤人員 林雅琪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案助理
網調檢誤人員 羅婉云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案管理師
加權人員 陳鴻嘉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獎助
摘要
民眾的生活福祉通常可由主觀感受與客觀指標來衡量。其中主觀感受聚焦於個人對於生活各面向 的滿意程度與快樂感，因而包含了認知感受的評估與情緒反應，據以呈現個體對於生活經驗的主觀評 量。本計畫之目的即在於探究民眾的主觀福祉，希冀藉由問卷調查資料的蒐集，瞭解民眾的主觀幸福 感受、社會聯繫、公民參與，及對政府治理等議題的態度與看法，並探討相關變項對於主觀幸福感受 的影響。鑑於電訪的母體清冊來源為室內電話號頭，對未使用市話而採用手機、網路通訊的族群較難 以掌握，在今年的計畫中，除延續前一年度的調查方式，以電話調查蒐集相關資料外，亦採用網路調 查的方式蒐集資料。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均以居住於臺澎金馬，且年滿十五歲以上的本國籍人口為對 象。其中，電訪樣本自抽樣產生，而網路調查則是透過召募的方式邀請受訪者上網填答。問卷內容延 續前一年度調查之社會聯繫、公民參與、政府治理等問項，以及 OECD 出版之「衡量主觀幸福感指 導手冊」之核心題組與生活層面評量題組，作為整體生活與各層面滿意度及生活感受之測量，並可與 採用相同測量的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研究。
關鍵字:主觀福祉；幸福感；滿意度；國民幸福指數
Abstract
Individuals’ well-being can be evaluated by either th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dimension. Studies that concentrated on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indicated that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perception or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life domains deserves extensive exploration because such a perception reveals one’s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life experience. This project aims to underst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aiwan population by collecting survey data on individuals’ attitudes toward happiness, social connections, civil engagement, and governance. The associations of happiness with these important factors will be examined. Besides the telephone survey method adopted in the last year’s project, we use web survey to collect data due to the concern that some cell phone and mobile device users may not be contacted by landline phones. The
targeted subjects of the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are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aged 15 years or older. The sample of the telephone survey was drawn by random sampling, whil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web survey were recruited online. Similar to the survey of previous year, this year’s questionnaire contains items on social connections, civil engagement, governance, etc. Questions on happiness are retrieved from the core questions and domain evaluation questions of the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ublished by the OECD. These questions are used to measure cognitive percep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general and with different life aspects. The constructed measures can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make cross-country analysis.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iness; satisfaction; National Well-being Indicators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常以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作為主要衡量指標，
然而近年由於貧富差距擴大、氣候變遷、生態環境破壞等發展問題，使得世界各國意識到以 GDP 衡 量國家社會福祉（well-being）的侷限性。以平均國民所得或其他經濟指標來觀察一個社會的發展概 況時，其視野多侷限於社會整體的經濟水準或成長，或是個人的生活水準、享有的物質生活，缺乏精 神生活面的衡量（鄭詩華，1981）。為了更全面地瞭解民眾的生活福祉，必須考量經濟指標面向之外 的指標，因而產生建構國民幸福指數之需求。
過去以客觀指標來測量生活品質者，常以經濟發展的概念或標的為出發點，建立單一指標。或是 將蒐集到的次級資料以因素分析或函數分析等方式，產生數個綜合指標，藉以反映生活品質在多種面 向的客觀表現，如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環境等，據此評估民眾的生活水準或特定面向的生活品 質是否達成預定目標（Hagerty et al., 2001; Diener and Suh, 1997; Hsieh and Liu, 1983）。然而，單以客 觀指標作為測量，僅能瞥見生活福祉的若干面向，無法展現其全貌，亦缺乏對民眾實際生活感受的瞭 解。客觀指標的表現，固然可以呈現一個地區的生活品質概況，但卻無法反映出民眾對於生活的主觀 評價。因為這些社會、經濟、教育文化、醫療服務等指標所呈現的，實為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代表 了生活環境品質的客觀評量，而非主觀生活經驗的指標（楊國樞，1981）。自主觀心理感受所建立的 指標，較能反映出心靈層面的滿足感，及對各個生活領域的滿意程度。因此，要評量國家社會的生活 品質，必須同時考量客觀的生活經濟條件及主觀的生活福祉。
欲瞭解主觀生活福祉，可由民眾對於生活各層面的主觀評量與認知來檢視。自 2013 年起已就此 針對全國代表性樣本進行電話調查訪問，今年持續對生活滿意度、情緒感受等主觀幸福測量進行電話 調查，同時也將持續在調查中蒐集人口特徵、社會網絡支持、社會接觸頻率、對他人信任程度、參與 政治活動情況、對機構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信任程度等資訊，以瞭解相關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效 果。此外，嘗試以網路調查蒐集資料，以彌補電話調查資料可能存在的涵蓋率（coverage rate）問題。
藉由各項指標在不同年度的測量結果，不僅能具體呈現民眾福祉的變化趨勢，亦可適度地導引政策及 資源配置，從而促進福祉之提升。此外，為了便於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的生活福祉，必須以相同的測 量內容，針對具有同樣人口特徵的對象蒐集資訊。因此，本研究計畫以 OECD 發展之「美好生活指
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架構為基礎，同時參酌 OECD 於 2013 年所發行之「主觀生活福祉評量 手冊」（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OECD, 2013），採用其中的核心題 組，並就生活各面向之評量設計問卷題目。由於該評量手冊的題組亦用於 OECD 各國進行資料蒐集，
以瞭解不同國家民眾的生活福祉，本計畫的調查結果可做為跨國比較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我國國民幸福指數遵循 OECD「美好生活指數」架構，區分物質生活條件（居住條件、所得與 財富、工作與收入）及主客觀生活品質（社會聯繫、教育與技能、環境品質、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人身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兩大面向共 11 個領域。其中的主觀生活福祉，
意指民眾對於生活的經驗與感受，是前述架構的重要成分。藉由問卷調查，可蒐集民眾在各生活層面 的滿意程度及日常情緒感受，以及社會網絡支持、社會接觸頻率、對他人信任程度、參與政治活動情 況、對機構與社會保障制度的信任程度等資料。本計畫所得到的調查資料，可作為編製國民幸福指數 的主觀評量結果。此外，OECD 於 2013 年 3 月出版之「主觀生活福祉評量手冊」（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指出，相較於整體生活評估，特定生活領域的長期性評估更適合作為政策參考 之用，並可分析整體生活滿意度與其他因素的關聯。因此，自去年的調查開始，即已增納「主觀生活 福祉」領域研究，用以分析國人生活滿意度，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
本計畫除蒐集生活品質的調查資料之外，也將分析蒐集到的資料的基本敘述統計特性，以及透過 迴歸分析方法研析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並與去年的分析結果進行比較，以瞭解兩年間的變化情 況。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進度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這項計畫採用兩種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其一為電話抽樣調查，另一則是邀請非特定受訪者上 網填答問卷的網路調查。在去年的計畫中，只有以電話抽樣調查蒐集資料，網路調查是今年新增的調 查項目。以下分別說明問卷設計、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的規劃與執行方式。
一、調查問卷設計
為能與去年蒐集的資料進行比較，本次計畫的問卷題組與去年大致相同。除個人基本資料外，包 含社會聯繫（社會網絡支持、社會接觸頻率、對他人信任程度）、參與政治活動、對政府機構及社會 保障制度的信任程度、對民主生活與言論自由的滿意度、對於整體與特定生活領域的滿意度評量，以 及情緒感受。相較去年的題組，這些題組僅有若干題目的文字做了微幅修改，以讓題意更清楚。另外，
基於電話調查接觸到的樣本在通訊行為等方面可能與網路調查填答樣本有所差異，在調查問卷中，增 加了以下這項去年沒有的題項：
請問您平常最主要用什麼方式跟人聯絡？
(1) 用市內電話 (2) 用手機打電話
(3) 用手機通訊軟體或電腦通訊軟體 (4) 其他
在電話調查、網路調查問卷中，前述題項的內容完全相同。唯由於網路調查有委請各地區社區大 學、救國團中心、樂齡學習中心、臺灣大學 BBS 批踢踢實業坊張貼公告，並在中央研究院相關網頁 進行公告，在網路調查問卷中加入以下題項，詢問受訪者是經由何種管道得知這次的網路調查活動。
請問您是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本次網路調查活動？
(1) 社區大學 (2) 救國團中心
(3) 樂齡學習中心 (4) 臺大 PTT BBS
(5) 中央研究院相關網頁 (6) 親友或其他認識的人 (7) 其他
問卷內容除經參與的研究人員開會討論、調查訪問組提供修訂意見，也與主計總處參與同仁反覆 商榷，而後確定最終的問卷版本。
二、電話調查
（一）電話調查的母體與抽樣設計
電話調查是以年滿十五歲以上、且家中有電話之民眾為調查母體；調查訪問地區涵蓋臺灣本島、
澎湖縣、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
本計畫採分層多階段RDD-PPS隨機暨戶中抽樣法（random digit dialing using 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within household sampling），進行電話調查抽樣。樣本抽取方式 如下：第一階段抽樣時，先以臺灣二十二個縣市作為二十二個分層，根據行政院內政部提供的 2014 年 6 月人口統計資料計算臺灣二十二個縣市人口數，以等比例原則計算出各縣市所需抽取之人數（見 表一）；接著，將各縣市電話局碼個別依使用量排序累加後，以等距抽樣原則於各縣市分別抽出中選 局碼。第二階段抽樣則是於中選局碼內抽選千位碼（電話號碼後面起算第四碼），抽樣方式也是依上 述方式先將各局碼內有使用的千位碼依照使用量排序累加後，再抽出中選之千位碼。第三階段則於結 合前述中選電話局碼與千位碼後，採末三碼隨機的方式抽出中選樣本電話。最後的第四階段抽樣，則 利用洪氏戶中抽樣法，以戶中合格人數搭配合格男性人數及電話號碼末 2 碼1，抽出應訪問的受訪對 象。
［表一置於此］
（二）電話調查的執行
資料蒐集是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下簡稱調研中心）的調查 訪問組負責，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系統，在督導 的管理與監控下，由調研中心聘用的電訪員以一對一的方式與受訪者進行電話訪談及資料蒐集的工 作。實際的調查執行，是於 2015 年 4 月 16 日開始進行正式訪問。當天晚上，先由研究團隊、調查訪 問組共同進行訪員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問卷說明與提問、唸台語問卷、訪問記錄方式說明等，於訪員
訓練結束後即開始進行訪問。為增加與受訪對象的接觸機會，除一般上班日外，亦增加週日夜間訪問 時段，並於 5 月 18 日至 22 日晚間將撥打時間延長半小時。至 2015 年 6 月 3 日結束為止，共計執行 38 天的訪問工作。在抽樣案數方面，原始抽樣電話號碼為一套 1,750 案，該套使用完畢後再加掛一套，
在計畫執行期間加掛 20 套，共計使用 21 套樣本，累計抽樣電話號碼數為 36,750 案。
（三）電話調查的資料檢誤
本計畫使用 SPSS Statistics 2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撰寫檢誤程式，於電訪後次一工作日完成當 日從 CATI 系統所轉出之調查資料檢誤作業。為進一步提升資料品質，在電訪執行期間、電訪結束後 分別進行兩次、四次資料複檢作業。對所進行的資料檢誤項目，說明如下：
1. 不合理值檢誤：針對不應出現的數字代碼進行查核。
2. 邏輯檢誤：就題目和答案間的邏輯關係加以檢驗，包括：
(1) 跳答題的檢誤：包含「不該答而答」及「該答而未答」。
(2) 開放題的檢誤：包含「選項有勾選者，應鍵入開放題答案」及「開放題答案有鍵入者，選項亦 應勾選」。
(3) 開放題資料內容的檢誤：包含「可歸入選項中，應歸入」及「數值不應超過合理範圍」。
(4) 其他邏輯檢誤：未於電訪系統設定跳答，但前後題項可能存在的邏輯關係。
需要檢誤的項目，是由調研中心的資料管理組檢誤人員依問卷內容初擬清單，其後再與研究計畫 人員議定最終清單內容。對每次檢誤發現的問題，是交由研究計畫人員判斷處理的方式（例如，請電 訪員補問、重新歸類等）。
三、網路調查
（一）網路調查對象
網路調查的對象，是年滿十五歲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居住在臺灣地區（含澎湖），以及福 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之民眾。網路調查訊息的公告及宣傳管道包括中央研究院相關網頁、中央研究院 電子報、臺灣大學 BBS 批踢踢實業坊，並於 4 月 15 日寄發公文及邀請函至全國各社區大學、救國團 及樂齡學習中心，請求協助刊登公告與宣傳。寄發的社區大學、救國團及樂齡學習中心共有 457 個單 位，細項可參見附件。
（二）網路調查的執行
網路調查採用調研中心自行開發的網路調查訪問（computer-assisted web interviewing, CAWI）系 統，邀請受訪者連結上網填寫問卷。問卷開放填答的時間是從 2015 年 4 月 16 日至 6 月 3 日。在調查 執行期間，為提高問卷完訪份數，於 5 月 26 日再度於臺灣大學 BBS 批踢踢實業坊貼文邀請填答問卷。
（三）網路調查的資料檢誤
本計畫使用 SPSS Statistics 2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撰寫檢誤程式，於網路問卷調查執行期間從
「中央研究院調查訪問系統」轉出調查資料進行一次檢誤作業，並於調查結束後進行四次資料檢誤作 業。所進行的資料檢誤項說明如下：
1. 不合理值檢誤：針對不應出現的數字代碼進行查核。
2. 邏輯檢誤：就題目和答案間的邏輯關係加以檢驗，包括：
(1) 跳答題的檢誤：包含「不該答而答」及「該答而未答」。
(2) 開放題的檢誤：包含「選項有勾選者，應鍵入開放題答案」及「開放題答案有鍵入者，選項亦 應勾選」。
(3) 開放題資料內容的檢誤：包含「可歸入選項中，應歸入」及「數值不應超過合理範圍」。
(4) 其他邏輯檢誤：未於電訪系統設定跳答，但前後題項可能存在的邏輯關係。
需要檢誤的項目，是由調研中心的資料管理組檢誤人員依問卷內容初擬清單，其後再與研究計畫 人員議定最終清單內容。每次檢誤發現的問題，亦交由研究計畫人員判斷處理的方式。
藉由本計畫所獲得的調查資料，並進行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探討，並可作為主計總處編製國民 幸福指數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進度
這項計畫已完成電話調查、網路調查資料的蒐集，並已將下列資料、文件等交付給主計總處：
執行結束後交付成功樣本結果檔及全部樣本結果檔，以 SAS 系統檔格式提供
問卷檔
過錄編碼簿
調查執行報告，含次數分配表
依主計總處需求製作的調查訪問結果表
在這份報告中，呈現電話調查、網路調查的規劃與執行方式，並就電話資料擇要製成敘述統計數 據，及以迴歸分析方法完成電訪樣本主觀生活福祉影響因素的分析。另外，也將分析結果與去年電話 結果做了比較。
除此之外，對於網調資料，以傾向配對分數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藉由電訪的 完訪資料，進行網調資料的加權，藉以分析樣本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並與電訪結果進行比較。
第三章 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
第一節 蒐集之資料
一、電話調查資料
本計畫預計完成 3,500 案，實際完成案數為 3,898 案。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
±1.57%。依照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AAPOR, 2015）對完訪率（response rate）
的算法，RR1＝19.51%、RR3＝33.11%、RR5=49.24%；而拒訪率（refusal rate）為REF1＝17.5%、REF3
＝29.7%、REF5＝44.17%。2最適訪問結果（final disposition）的分配如表二所示。3
在電話調查資料完成蒐集後，調研中心先檢查成功樣本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地區是否與母 體人口結構一致。其中，性別、年齡、各縣市人口的母體資料，是以內政部所提供臺灣本島、澎湖及 金馬地區之 2014 年 6 月人口統計資料為準，總人口數為 20,085,468。教育程度的母體參考資料，來 自 2014 年人力資源調查報告。表三結果顯示，成功樣本的年齡、教育程度、地區偏離母體結構。
為使成功樣本結構具有代表性並符合母體結構，針對性別、年齡（六分類）、教育程度（三分類）
與地區（二十一分類）四組變項，進行電話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卡方檢定），並採用多變項反覆加 權法進行加權，直到成功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符合母體的分佈狀況為止。表四之結果顯示，成功樣本 與母體資料無顯著差異，表示加權過後的成功樣本具代表性。各分類加權權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i i
i
n
n N w = N ⋅
其中，N 為母體總數，n 為成功樣本總數，
N
i為各分類母體總數，n 為各分類成功樣本數。
i［表二置於此］
［表三置於此］
［表四置於此］
二、網路調查資料
網路調查問卷的完成總數為 1,384 份，其中完整填答的問卷總數為 1,084 份，部分填答有 236 份，
而重複填答及不合格樣本有 64 份。執行期間按日統計的完整填答問卷份數如表五，以折線圖呈現如
2完訪率與拒訪率的計算，依循 AAPOR（2015）所定義之 RR1、RR3、RR5 及 REF1、REF3、REF5。相關公式請參見附件。
3最適訪問結果是依循 APPOR（2015）的原則，在每位受訪者歷次接觸狀況中選擇一個最適當的訪問結果。選取程序有三：（1）以「有 人接觸」的結果為最優先選擇；（2）其次考量「能提供最大的資訊者」；（3）既無「有人接觸」，也無「能提供最大的資訊者」時，以
圖一。由於這項網路調查的參與者是召募而來，而非透過隨機抽樣產生，且不同於一般人口，為有在 上網的人口（網路樣本分布請見表六），所蒐集到的資料會有自我選擇偏誤（self-selection bias）的 問題。對於這項問題，本計畫採用文獻中常用的傾向配對分數法，對網路調查資料進行加權調整。加 權方法說明如後。
［表五置於此］
［圖一置於此］
［表六置於此］
（一）傾向配對分數加權方法說明
對於網路調查樣本，在進行傾向配對分數加權時，需要先決定加權的參照樣本（reference group）
為何。由於本計畫網路調查、電訪調查的對象相近，均為年滿十五歲以上且居住於臺灣本島、澎湖縣、
福建省連江縣與金門縣的人口，且內卷內容幾乎完全相同，電訪樣本非常適合作為網路調查的參照樣 本（相關討論可詳 Lee, 2006; Valliant and Dever, 2011 ; 杜素豪，2015; 杜素豪等，2009）。在後文中，
即以電訪樣本作為參照樣本，進行網路調查資料的傾向配對分數加權。對傾向配對分數加權的步驟，
茲說明如下。
1. 混合網路調查與電訪樣本
將網路調查、電訪樣本資料混合在一起。在此，依循 Valliant and Dever （2011）的研究，電訪 樣本是採用加權後的資料。
2. 以 logit 模型估計
對於前述網路調查、電訪調查的混合資料，以樣本是否來自網路調查作為應變項，以 logit 模型 進行估計。在 logit 模型中，所納入的解釋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地區、
公民參與、網路使用情況。
3. 估計調查資料的權數
自前述logit模型，可估算混合資料中個別樣本的預期機率值，亦即傾向分數（propensity scores）。
而後將混合資料中的樣本依傾向分數排序，再將混合資料樣本均分為五組。4對於五組中的任一組，
可計算該組的網路調查樣本、電訪樣本各有多少，接著依據下式計算該組的調整係數：
網調樣本的總樣本數 各組網調樣本的樣本數
參照樣本的總樣本數 各組參照樣本的樣本數
/ /
對於個別網路調查樣本，係以該樣本所屬組別的前述數值作為樣本權值。
第二節 文獻分析
由於本計畫主要研究目的在評估國人幸福感狀態及其影響因素，在文獻回顧方面將區分為兩部 分。首先，針對主觀幸福感的概念加以討論；其次，分別從人口背景變項、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以 及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等因素，討論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可能影響，藉以形塑本研究後續所欲驗證的研 究架構及假設。
一、主觀幸福感
長久以來，主觀生活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被認為是生活品質的主要成分，相關研究常將 幸福感（happiness，亦譯為快樂感）與生活滿意度視為兩個重要的指標。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快樂 屬於一種正向的情緒反應（曾文志，2007），可被定義為「個人對於整體生活的品質所感受到的愉悅 程度」（Magen, 1996; Frey and Stutzer, 2010）；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生活福祉而言，幸福感或快樂感屬 於情感性（affective）的心理感受，較能反應出情緒方面的突然變化（Campbell et. al., 1976; Hagerty, 2000;
Michalos et al., 2000; Thoits and Hewitt, 2001; Tsou and Liu, 2001; Veenhoven, 1995）。至於對生活各面 向或整體生活的滿意度，則屬於評量生活的認知判斷（cognitive judgment）（Andrews and Withey, 1976;
Campbell et al., 1976; Hughey and Bardo, 1987; Liao et al., 2005; Michalos et al., 2000）。在主觀福祉的 研究中，此二概念有著不太一樣的概念。
在量化分析方法的觀點來看，若藉由測量人類對生活狀況的不同感受來探究生活品質，此類測量 常被視為「主觀」指標。在探討客觀條件與公共政策對於個人福祉的影響方面，這些主觀指標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而在實證研究中，藉由剖析主觀福祉或生活品質的組成元素，可用以探索其包含之面向，
4對於為何要均分為五組，Cochran（1968）說明，對於可處理掉的偏誤，分為五組就足以去除 90%的偏誤（見 Schonlau et al., 2004）。
以及人們對生活的感受與評價之可信度（Andrew and Withey, 1976; Campbell et al., 1976; Chamberlain, 1985; Lewis and Lyon, 1986; Oppong et al., 1988）。
具體而言，生活品質的組成元素主要包括了整體生活品質（Andrews and Withey, 1976; Campbell et al., 1976; Hughey and Bardo, 1987; Liao, 2009; Michaloset al., 2000; Rampichini and D’Andrea, 1997;
Shinn, 1986）與快樂感或沮喪感（Campbell et al., 1976; Hagerty, 2000; Kousha and Mohseni, 2000;
Michalos et al., 2000; Schyns, 1998; Shinn, 1986; Thoits and Hewitt, 2001; Veenhoven, 1995）。其他的研 究則將重點放在特定生活面向的滿意度，這些面向包含了人際關係（Filson and McCoy, 1993; Lewis and Lyon, 1986; Michalos and Zumbo, 2000）、工作（Andrews and Withey, 1976; Kousha and Mohseni, 2000; Michalos et al., 2000; Tsou and Liu, 2001）、婚姻（Michalos et al., 2000; Tsou and Liu, 2001）、個 人健康與醫療品質（Kousha and Mohseni, 2000; Michalos and Zumbo, 2000; Molinari et al., 1998;
Türksever and Atalik, 2001）、教育服務與設施（Diener and Suh, 1997; Shinn, 1986; Türksever and Atalik, 2001）、治安及犯罪率（Michalos and Zumbo, 2000; Türksever and Atalik, 2001）、政府表現（Mastekaasa and Moum, 1984; Michalos et al., 2000）等等。這些指標常是單一測量，或是涵蓋了多個相關項目的綜 合指標（Campbell et al., 1976; Hagerty et al., 2001; Veenhoven, 1996）。
二、主觀幸福感的可能影響因素
對於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學界目前多從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角度切入，討論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為何。多數研究聚焦於個人特質與經濟因素對於主觀幸福感的討論（Dolan et al, 2008），相對 於社會層面的討論，政治角度的切入較顯缺乏（Lorenzini, 2015: 383; 祁玲玲、賴靜萍，2013：52）。
本研究為了要能與往年的資料進行比較，因此在研究架構與問卷題組的設計上，主要與去年大致相 同。因此，後續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上，除聚焦於個人特質外，還包括社會與政治兩層面影響 因素的討論。以下即針對此三方面，進行相關文獻的討論，並提出所欲驗證的研究假設。
在個人層面的討論，過去的研究多注重個人社經地位、身心健康及社會心理因素對於快樂感的影 響（Hagerty, 2000; Lu, 1995; Michalos et al., 2000; Tsou and Liu, 2001; Shinn, 1986）。在這些影響快樂感 的因素當中，研究發現女性、已婚者、社經地位較高者、年長者的快樂感較高；然而，個人社經地位 的解釋力通常偏低（Rampichini and D’Andrea 1997）。此外，對於青少年而言，如有良好的社會關係
（包括親人、同儕、社區等）、較多的社會支持、較弱的相對剝奪感、較強的自我尊嚴感，則有助於 提升個人的快樂感受（Cheng and Furnham, 2002; Furnham and Cheng, 2000; Mahon and Yarcheski,
2002)。然而就婚姻狀態而言，楊文山等（2012）對於婚姻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提出兩種理論，
分別是社會因果關係假說（又可稱之為資源假說）以及選擇假說。前者認為，因為已婚者擁有更多社 會資源，無論在經濟條件、社會、心理情緒或者是身體狀況，均對個人健康上產生正面的影響（Waite, 1995; Waite and Gallagher, 2000）。由於夫妻藉由婚姻建立較廣的人際網絡，在經濟資源方面有較多的 來源，較能相互照應，讓健康生活較為無虞；而在心理上，夫妻雙方可以適時扮演不同角色，提供情 感與心理上的多樣角色需求。至於選擇假說的理論則認為，婚姻關係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主 要來自於感受到的主觀幸福感程度較高的個人，會有較高的可能性走入婚姻生活。弱勢或者較不幸 福、經濟狀況較差者，走入婚姻之機率較低（Joung et al., 1998）。雖然相關研究提出上述婚姻狀況與 主觀幸福感之間的正向關係陳述，但也有研究挑戰傳統的看法。譬如 Glenn and Weaver（1988）及 Lee et al.（1991）等的研究指出，已婚者與單身、喪偶或者離婚者之間的主觀幸福感的差異，有漸趨不明 顯的趨勢。
而就工作狀況而言，失業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常被認為是超過其他因素的。失業對於幸福感 的影響，來自於受測對象本身對於失業的道德標準（Clark, 1994）。Lorenzini（2015）的研究發現，
年輕失業者的主觀幸福感越高，越將會促發其參與政治活動，如街頭抗議。相反的，有工作的年輕人 口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與其主觀幸福感成反比，亦即，主觀幸福感越高將越不會參與政治活動。而有 工作的年輕人，當其生活滿意度低時，則會多參與政治接觸（與政治人物、國家或地方政府官員、媒 體或司法單位接觸）活動，而不是抗議活動。而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在生活滿意度低時，參與政治活 動的可能性不會因此提高。
過去的研究，常由社會層面探討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其中，文化、需求論與評估論（evaluation theory）的觀點（Diener and Lucas, 2000），是以文化價值的差異、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以及需求的滿 足狀況，作為區辨不同社會人們生活感受的主要因素。在文化價值觀屬於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 臺灣社會，人們的快樂感有賴於共同認可的相似觀點、需求、目標及期待（Diener and Lucas, 2000）。
滿足所扮演之角色的責任，同時致力於共同體（例如家族）的福祉提升與成就達成，成為個人福祉的 核心議題（Lu and Gilmour, 2004）。以臺灣南部民眾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尊嚴的需求、物質 的滿足、人際關係的和諧、工作上的成就、健康、自我控制與自我實現等為快樂感的來源（Lu and Shih, 1997）。相較於歐美，臺灣是一偏向集體性（collectivistic）的社會（Wheeler et al., 1989; Hofstede, 1984;
2001; Chiou, 2001; Wu, 2006）。如同 Wheeler 等人（1989: 81）指出，在集體性較強的社會，人們較強 調和諧的互動（harmonious interactions）；但在個體性（individualistic）意識較高的社會，人們則較重
視個人需求。社會學者 Granovetter 在 1985 年提出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概念，認為個 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將對實際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而政治社會學者，則關注於社會網絡關係對於個 體權力分佈與應用的影響。如 Weatherford（1982）指出，對於政治行為與態度的觀察，關鍵因素即 是個體的社會背景與網絡關係。此種種均顯示，社會網絡關係在華人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本 研究認為個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對於個體主觀幸福感受應有實質的影響。Chang（2009）的研究即驗證 了，臺灣在經濟與民主化發展進程中，個體對於非營利組織、志願活動、社會及社區之參與，會顯著 影響個體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感受。Fowler and Christakis（2008）所提出的社會感染理論（social contagion theory）認為，在社會網絡中，一個人的幸福感受可以透過與他人的社交活動以及在他人情緒的渲染 下獲得。因此從社會感染的角度來看，個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將可以擴大個體的社會網絡，進一步能 促使其感受到較強的主觀幸福感。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假設是，個體日常的社會網絡關係，對於 其主觀幸福感的感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再者，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談論主觀幸福感，需特別提及社會信任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相 關研究指出，生活在社會信任程度較高的國家，相對於社會信任較低的國家，將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
（Tokuda et al., 2010）。Bjornskov（2008）對於美國社會資本與幸福感的研究也指出，社會信任對於 主觀幸福感有積極且正向的影響。因此，此也形成本研究另一個所欲驗證的假設，亦即，當個體社會 信任感較高時，將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受。
在民主化的現代，公民不應再只被視為「選民」或「顧客」，而應積極扮演「政策的形塑者及參 與者」。政府的政策制訂過程不應僅顧及政策本身的效率或者效能的評判標準，更應慮及能否促進更 普遍，更有意義的公民參與（Smith and Ingram, 1993）。對於政府而言，促進公民參與的活化，將可 使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合法性以及回應性，以形塑強健的民主治理（Barber, 1984）。同時，將公民鑲嵌 於政策制定過程，不僅可讓政府與公民之間能有良好的相互溝通，以促進政策制定的品質，更重要的 是，這樣的政治參與過程也可以增進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而共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享有共同決策 的責任共享（Macintosh and Smith, 2002），OECD（2001）更指出，政府與民眾間的關係應以夥伴關 係為基礎。因此，公部門與私部門（個人、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之間應由以往的單向互動，改為 雙向互動關係（Vigoda, 2002: 534-535）。夥伴關係維繫的核心工作，是要讓政策規劃者能從視民眾為
「顧客」的窠臼當中脫出，進入視民眾為「公民」的意識（陳敦源等, 2004：40）。
基於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對於公民參與及主觀幸福感，有學者將其進行連結與討論。王洪元
（2014：98）認為，個體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潛藏著參與政治活動的慾望，而在伸張公民權利並且被
社會和國家所認可的過程中，公民作為公共事務的參與者的價值被承認與尊重。所以，當公民身體力 行地參與政治，公眾的政治慾望、權力訴求得到充分展現和釋放，即使政策結果不能令自己滿意，但 也能產生認同，減少與政府間的對立與情緒摩擦。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公民滿足了被尊重與自我實 現的需求，促進了主觀幸福感的感受。至此，形成本研究所欲驗證的假設：當個體公民參與的程度涉 入較深，將會感受到較強的主觀幸福感。
另一個與公民參與有關聯的概念，為政治信任感。畢竟當個體的政治信任感偏低時，將無法奢望 其會有積極的公民參與行為。對於政府的信任度，意指公民認為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會進行令人滿意的 運作（Hudson, 2006）。倘若公民對於政府具有積極的正面評價，這樣的評價將會轉換為政府與民眾 間互動溝通時的一種緩衝機制。對於政府的信任不僅能激勵政府部門持續積極運作，也能形塑彼此間 良性的互動過程，減少政策推行的阻礙，也能令公民願意積極參與政治過程（祁玲玲、賴靜萍，2013；
Orviska and Hudson, 2003）。所以本研究認為，對政府機構的信任感不僅可以塑造蓬勃的政治活動，
能有效促進政府運作，也能正向鼓勵公民的持續參與，此將有助於提升公民對自我整體生活品質的正 面評價，以及提高主觀幸福感受。因此，本研究欲驗證政府信任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是否具有正向關 聯。
第四章 電訪樣本分析結果
第一節 電訪樣本的人口特徵
對於加權後的電訪資料，將人口特徵、居住地區、工作與否等變項的分配列於表七的第二、三欄。
自此表可以得知，經加權後的電訪資料，男性占 49.6%，約與女性相當。在年齡的分配方面，25-34 歲、35-44 歲以及 45-54 歲人口所占的比例相近，分別為 18.0%、18.7%、18.5%，而較年輕或年長的 人口，所占的比例相對較低。其中，15-24 歲人口的比例為 15.7%，而 55-64 歲、65 歲以上人口的比 例分別為 15.5%、13.7%。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較高，約為 41.2%；其次為高 中職（含五專前三年）人口的 31.4%，以及國中及以下人口的 27.5%。
［表七置於此］
婚姻狀態方面，以已婚、同居者居多，約占 59.7%；其次為單身人口，所占比例為 29.7%；再次 為離婚、分居、喪偶及歸類為其他婚姻狀態者，比例約為 10.6%。居住地區以北部居多（44.6%），
其次為南部（27.7%）、中部（24.6%），東部及金馬區域較少（3.0%）。至於工作情況方面，有工 作者所占的比例約為 70.9%，沒有工作者則占 29.1%。在此的「沒有工作者」，包含訪問當時已退休、
具學生身份且無兼職，家庭主婦且無兼職，以及無工作者。
為與去年電訪資料相比較，將去年樣本資料的人口特徵變項加權後的分配列於同表第四、五欄。
另以卡方檢定檢視去年、今年人口特徵變項的分配是否相同（同表最後一欄）。自卡方檢定的結果可 以得知，今年電訪加權後的資料，無論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態、居住地區、工作與否的 分配上，均與去年電訪加權後的資料無顯著差異。在本章後續的分析上，均將以電訪加權後的資料作 為分析對象。
第二節 電訪樣本的主觀生活福祉
這次調查問卷的「主觀生活福祉」題組中，有十題用來評估受訪者對於生活各面向的滿意程度，
另有三題用於測量個人在受訪前一天的情緒感受，包括快樂、擔憂及沮喪三種情緒感受。以下分別說 明電訪調查在生活各面向滿意度、情緒感受的敘述統計結果。
一、生活滿意度
有關受訪者對於生活各個層面的滿意度，包含了生活水準、健康狀況、人生成就、人際關係、安 全感受、社區歸屬感、未來生活保障、可以做自己喜歡事情的時間長短、居住地區的環境品質、以及 對目前工作的滿意程度，共計十個題項。每個題項都是請受訪者在 0-10 分之間給一個分數。其中，0 分代表一點也不滿意，10 分代表非常滿意，分數愈高表示滿意度愈高。對這十個題項，將加權後的 平均分數列於表八第三欄。由該欄可以得知，各項生活滿意度的平均分數介於 6.19 分到 7.24 分之間。
平均分數最高的是對自己安全感受的滿意度（7.24 分），其次為自己的人際關係（6.92 分）、居住地區 的環境品質（6.84 分）、生活水準（6.80 分）、可以做自己喜歡事情的時間長短（6.75 分）、健康狀況
（6.75 分）、目前工作（6.69 分）、社區歸屬感（6.31 分）、未來生活保障（6.29 分），最低的則是對自 己人生成就的滿意度（6.19 分）。
［表八置於此］
由於測量生活各個層面的 10 道題目間的兩兩相關係數為顯著相關，因此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 分析，並獲得單一共同因素，其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51.36%（表九），信度係數 alpha 為 0.89。故後 續分析以 10 題加總的分數來代表生活各層面滿意度。另外，由於目前沒有工作者並不需回答工作滿 意度之題目，因此，在納入工作滿意度之後，可分析的樣本數量減少為 2,761 個。
［表九置於此］
由表八中可知，生活各層面滿意度的平均分數為 66.06 分。由於訪問當時沒有工作的受訪者不會 回答對「目前工作」滿意度的題項，以十題分數加總得到的生活各層面滿意度，是以「有工作」的受 訪者為觀察對象，沒有工作者不會計入在內。如果將「對目前工作滿意度」剔除在外，可得到所有樣 本（包含有工作者、沒有工作者）對其餘九題的總體滿意度，其平均分數如同一欄所示，為 60.20 分。
相較去年的電訪結果（同表最後一欄），可得知今年電訪樣本對十項生活層面的滿意度的平均分 數（66.06 分）較去年為高（去年為 64.58 分），高出的平均分數為 1.48 分。至於不含工作滿意度的九 項生活層面的滿意度，今年的平均分數（60.20 分）亦較去年的分數（58.41 分）高出 1.79 分。如果 以各個層面的滿意度來看，無論哪個層面的平均數均較去年為高。
除前述各生活層面的滿意度之外，問卷也詢及受訪者對目前生活的整體滿意度。此一題項以 0 分表示一點也不滿意，10 分代表非常滿意，分數愈高表示滿意度愈高。以今年的電訪資料來看，其
平均分數為 6.69 分，略高於去年的電訪結果（6.32 分）。此外，在調查中也請受訪者對人生中所有做 過的事情給予評分。此題以 0 分表示一點都不值得，10 分表示非常值得；因此，分數愈高表示受訪 者的自我評價愈高。在這題的平均分數方面，今年的分數（7.01 分）亦高過於去年的電訪結果（6.75 分）。這兩個整體滿意度指標所呈現的結果，均與前述十項或九項加總的生活滿意度分數一致。今年 電訪調查結果在各項生活滿意度的表現上，均高於去年平均數。而為了能與去年調查的結果相比較，
今年在問卷設計、電訪調查執行、樣本檢誤與加權等方面，均與去年相同。
二、情緒感受
在情緒感受題項的設計上，是詢問受訪者在受訪前一天所感受的情緒（包含快樂、擔憂及沮喪）
的持續程度，請受訪者在 0-10 之間給一個分數。其中，0 分表示「完全不覺得」有這類情緒感受，10 分表示「整天都覺得」有這類感受。因此，分數愈高表示情緒感受持續地愈久。
三道題目均用以測量情緒感受，將其中擔憂、沮喪的分數反向編碼後，主成分分析法的因素分析 結果指出，這三題屬於同一個正向情緒因素（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69.46%），信度係數alpha為 0.78
（表十），故後續分析以三題分數加總來代表正向情緒。5
［表十置於此］
在此將擔憂、沮喪兩種情緒感受的分數轉碼為正向情緒，再將三種正向情緒的平均分數列於表八 第三欄。由該表可知，三種正向情緒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6.93、6.87、7.82 分。另外，由同表可知，整 體正向情緒的平均分數為 21.63 分。
與去年電訪結果比較起來，無論三種情緒感受的哪一種，今年的分數都較去年為高，表示民眾在 今年的正面情緒感受較去年為高。而綜合三項情緒感受來看，今年的平均分數（21.63 分）亦高於去 年（20.31 分），顯示民眾今年整體的正面情緒感受較去年為佳。
第三節 電訪樣本的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在後文中，將以迴歸分析方法，探究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在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方面，
除了第一節提及的人口特徵變項外，也將考慮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等因素可能
5本研究對於情緒感受的計算方式與 OECD 手冊中所列者不同；後者是先將負面的擔憂及沮喪加總相除後，獲得一個負向情緒分數，並 進行反向過錄後，再與快樂之正向情緒加總，呈現出一個從-10 到+10 分的情緒平衡分數（OECD,2013：254）。
的影響效果。為此，在這節中將討論如何測量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等變項，說 明這些變項的基本統計特性，並與去年的電訪資料進行比較。
一、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
在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方面，參照去年的作法，考量了五個題項，包括遇到困難有沒有親人朋友 幫忙、與朋友聚會的頻率、與親人聚會的頻率、平常一天裡跟多少認識的人接觸，以及一般人可以相 信的程度。其中，遇到困難有沒有親人朋友幫忙是詢問受訪者如果遇到困難，有沒有親人或朋友可以 幫忙。此一變項以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測量，如果有的話設其值為 1，否則為 0。與朋友聚會 的頻率的原始題目是詢問去年一年內，受訪者與不同住的朋友大約多久聚會一次；答項包括「一個禮 拜兩次以上」、「一個禮拜一次」、「一個月兩、三次」、「一個月一次」、「好幾月一次」及「沒 有」。在此依循去年的作法，將答項反向編碼，分別將前述六個選項以 5、4、 …、0 表示，數值愈 高表示與朋友愈常聚會。與親人聚會頻率變項的定義方式與前述變項相仿，數值介於 0 至 5 之間，數 值愈高表示與親人愈常聚會。
至於平常一天裡跟多少認識的人接觸，原始題目是詢問受訪者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大概跟多 少認識的人接觸（包括點頭、打招呼、講話、打電話、寫信、透過電腦網路方式等）；答項包括 0-4 人、5-9 人、10-19 人、20-49 人、50-99 人、100 人及以上，共六種選項。在定義這個變項時，分別將 六種選項以 1、2、 …、6 表示，數值愈高表示接觸的人愈多。在一般人可以相信的程度方面，原題 項是請受訪者提供主觀的評量，其答項包括五類：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相信、大部分可以相信、一半可 以相信、大部分不能相信、幾乎所有人都不能相信。在操作變項定義時，是採反向編碼，將前述五種 選項以 5、4、 …、1 表示，數值愈高表示受訪者的社會信任感愈強。
自表十一可知，認為遇到困難時有親友可以幫忙的比例相當高，達 93.38%。與朋友聚會頻率的 平均分數略高於與親人聚會頻率的平均分數，兩者分別為 2.34、2.28。至於平常一天裡跟多少認識的 人接觸，其平均分數為 3.10。而一般人可以相信的程度方面，平均分數為 3.19。若與去年的電訪結果 比較，在今年的電訪資料中，除與朋友聚會頻率、平常一天裡跟多少認識的人接觸的平均值略低於去 年外，其他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變項的平均值均較去年為高。
［表十一置於此］
二、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參照去年的分析方式，對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這組變項，是以三個變項測量：參與政治活動、對 政府的信任程度、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對這三個變項的測量方式，分別說明如後。
（一）參與政治活動
政治活動的參與，是以受訪者在去年之中有沒有參與任何一項相關活動來定義。問卷所詢問的相 關活動包括：（1）向政府單位、民意代表或政黨反映意見；（2）在政黨或行動小組中工作、擔任助 選員或義工；（3）參與其他公共事務組織或協會；（4）佩帶或懸掛選舉、社會運動的標誌或旗幟；
（5）簽署請願書；（6）參加示威、遊行、靜坐或其他自力救濟等活動；（7）因政治、道德或環保 等理由抵制特定產品；（8）叩應（call-in）政論性節目。如果受訪者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有參與，即 定義參與政治活動變項值為 1，否則為 0。由表十二得知，前述八個項目回覆「有參與」的比例，以
「因政治、道德或環保等理由抵制特定產品」最高，達 29.56%。比例次高的，依序為「參與其他公 共事務組織或協會」（9.99%）、「向政府單位、民意代表或政黨反映意見」（9.65%）、「在政黨 或行動小組中工作、擔任助選員或義工」（5.13%）、「參加示威、遊行、靜坐或其他自力救濟等活 動」（4.89%）、「簽署請願書」（4.66%）、「佩帶或懸掛選舉、社會運動的標誌或旗幟」（4.33%）；
最低的是「叩應政論性節目」（1.19%）。有參與前述任一項活動的比例，則為 42.35%。
［表十二置於此］
與去年的電訪結果相比，在今年的電訪資料上，「簽署請願書」、「參加示威、遊行、靜坐或其 他自力救濟等活動」、「叩應政論性節目」三項的比例較去年為低，其他各項的比例均較去年為高。
尤其是「因政治、道德或環保等理由抵制特定產品」，其在今年電訪資料的比例較去年電訪數據
（16.77%）高出 12.79 個百分點，這可能與過去一段時間連續爆發的食安問題有關。
（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有關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是以受訪者對下列四類機構或制度的信任程度來測量：立法院、其他的 中央政府、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勞保、全民健保、勞工退休基金、農保、
漁保、公保、農民年金、老人年金等）。其答項包括：很信任、還算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
由主成分分析的結果得知，這四題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可以得出一個共同因素，其可解釋之變異
量為 59.89%，信度係數 alpha 為 0.77（表十三）。在信任程度的測量上，是以反向編碼的方式，將很 信任、還算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的數值分別設為 4、3、2、1；數值愈高，表示信任程度愈高。
對政府的整體信任程度，則是以對立法院、其他的中央政府、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我國的社會保障 制度的分數加總來測量；分數愈高，代表整體的信任度愈高。
［表十三置於此］
自表十二可知，對立法院、其他的中央政府、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信任程 度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2.06、2.23、2.65、2.45。對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略高於其他類型 的政府機構，而信任程度最低的則是立法院。相較去年的電訪資料，今年對各政府機構、制度的信任 程度平均分數均較去年略高一些，整體的信任程度平均分數亦較去年為高。
（三）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
在評估民眾對於我國民主生活及言論自由滿意度的部分，二個變項為顯著的正相關（r=0.441），
因此將二變項的分數加總，作為民主滿意度的評分。這兩個題目的答項有四種：很滿意、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很不滿意。在此亦採反向編碼的方式，將很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很不滿意的數值 分別設為 4、3、2、1；數值愈高，表示滿意程度愈高。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以前述兩項分數的 加總來測量。由表十二可瞭解，對我國所擁有的民主生活、言論自由滿意程度的平均分數相近，分別 為 2.98、3.01；對民主及言論整體滿意度的平均分數為 6.0。
自同表可以得知，在今年的電訪中，民眾對我國所擁有的民主生活、言論自由滿意程度所給的平 均分數，均較去年電訪為高。整體滿意度的平均分數，亦較去年來得高。
第四節 電訪樣本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
本節利用迴歸分析，來檢視主觀生活福祉的影響因素。主觀生活福祉的測量，包含生活各層面滿 意度、及情緒感受。在生活各層面滿意度的測量方面，納入了十個生活層面，包括自己的生活水準、
健康狀況、人生成就、人際關係、安全感受、歸屬於社區（地方附近）一份子、未來生活保障、可以 做自己喜歡事情的時間長短、居住地區環境品質、目前工作。後續分析是以十個面向分數的加總，作 為受訪者生活滿意度的測量。但需進一步說明的是，前述滿意度的測量，由於納入「目前工作」的滿 意程度，僅有訪問當時有工作的樣本才會成為分析對象。因此，在後文的迴歸分析中，除前述測量外，
也試著將目前工作滿意度排除在外，以其他九個生活層面所建構的測量作為分析的應變項。至於情緒 感受，則是反映了快樂、擔憂、沮喪三種情緒感受所建立的正向情緒測量。
對於解釋變項，在人口特徵的處理上，性別變項是以女性作為參考類別。教育程度分為國中及以 下、高中職、與大專及以上三類，並以大專及以上作為參考類別。婚姻狀況亦分為三類，包含「已婚 或同居」、「離婚、分居或喪偶」及「單身」，並以單身作為參考類別。至於年齡，由於過去研究指 出年齡與主觀生活福祉呈現 U 型的關係，因此將年齡、年齡平方項均納入分析中，以檢視其可能的 非線性影響效果。至於其他的解釋變項，則包括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兩類變項。
其中，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包括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與朋友聚會頻率、與親人聚會頻率、平常 一天裡跟認識的人接觸，以及一般人可以相信的程度等五個變項；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包括：參與政 治活動、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三個變項。這兩類變項的定義及操作方式，可參 見前一節的內容。在下面的分析中，先以生活滿意度作為應變項，探討各項因素的影響效果，其後再 分析情緒感受的影響因素。
一、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
（一）十個層面的生活滿意度（含工作滿意度）
在 3,838 位電訪的完訪樣本中，有 2,736 位在訪問當時有工作。因此，以下對於十個生活層面滿 意度的迴歸分析，是以訪問當時有工作的 2,736 筆資料作為分析樣本。在剔除變項有缺漏值的資料後，
實際分析樣本為 2,559 筆。
在表十四中，分別呈現四個模型的分析結果。在基本的模型一中，僅考量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等人口特徵。模型二將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納入解釋變項，模型三將公民與及政府治理納入 考量，而模型四則一併考量前述的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變項。
［表十四置於此］
在人口特徵變項的影響方面，自各模型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女性的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男性；
相較單身的受訪者，有偶、離婚、分居、喪偶者的生活滿意度顯著較高。可能原因似可從楊文山、王 乃琳（2012）對臺灣與香港生活與婚姻幸福感的研究來尋求解答。其指出，由於傳統社會受到西風東 漸的影響，女性在生活上起了劇烈變化，能接受生命中有許多的可能性，不似傳統社會需受限於私領 域，而可以像男性一樣擁有並享受多重的社會角色。女性已成為臺灣勞動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來
源，也因勞動市場的參與改變了長久以來婚姻的意義與本質（楊文山、王乃琳，2012；張晉芬、李奕 慧，2007）。在這樣的轉變下，結婚與否，漸漸不被做為評估女性甚或男性是否符合社會期望的標準。
也因此，婚姻狀況對於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係越趨模糊。再者，從性別分工的角度加以觀察，即便西風 東漸，在父權制度的作用下，仍不免發現，已婚女性從事家務的時間數仍高於男性（張晉芬、李奕慧，
2007；唐仙梅，2001）。由此窺知，雖然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但多數仍服膺「男主外，女主內」
的性別角色。也因為如此，男性相較女性容易感受到沉重的工作壓力，而較有可能感受較多的負面情 緒，以致生活滿意度比女性來的低。
而模型一至模型三的結果顯示，年齡對生活滿意度呈 U 型的影響效果。亦即，生活滿意度先隨 年齡的增加而遞減，繼而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提升。至於教育程度，在未控制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下，
自模型一、三可以得知，教育程度較低者，生活滿意度相對較低。
在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方面，模型二顯示，除了「與親人聚會頻率」未呈顯著影響外，其他的社 會網絡變項對生活滿意度均呈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顯示社會網絡愈緊密的受訪者，生活滿意度顯著 較高。另外，對一般人的社會信任感愈高，生活滿意度亦顯著較高。「與親人聚會頻率」影響效果不 顯著的可能原因是，此一變項一方面反映了與親人關係的親密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親屬間的義務 或責任，因對生活滿意度正、反兩方面的作用相互抵消，而未呈顯著影響。在模型二呈正向顯著效果 的「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在模型四（控制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中呈不顯著的影響效果。這 可能是由於此一變項與參與政治活動、對政府信任度以及與民主及言論滿意度有關聯所致。同時，在 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方面，由模型三、四可知，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愈高的受 訪者，有顯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但在參與政治活動方面，僅在模型四呈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可能是 因此一變項與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有正向相關所致。
由模型二與模型四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在控制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變項後，「遇到困難有親 人朋友幫忙」的影響結果由顯著變為不顯著，因此，我們將該變項與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的三個變項 進行相關分析。與此相似的，比較模型三與模型四可知，在控制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變項後，參與政 治活動的影響效果由不顯著轉變為顯著的負向影響，對此，嘗試將參與政治活動與社會聯繫及社會信 任變項進行相關分析，觀察其間的相關程度。
從相關分析可知，「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與「參與政治活動」、「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的兩兩相關係數分別為 0.059（p=0.000）、0.097（p=0.000）、0.102（p=0.000）， 且均呈顯著正向相關。再者，「參與政治活動」與「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與朋友聚會頻率」、
「與親人聚會頻率」、「平常一天裡跟認識的人接觸」、「一般人可以相信的程度」等五變項的兩兩 相關係數分別為 0.059（p=0.000）、0.079（p=0.000）、0.092（p=0.000）、0.106（p=0.000）、0.054
（p=0.001）。以上相關係數，在 1%的顯著水準下均呈正向顯著相關。
前述的相關係數顯示，社會聯繫較強、社會信任較高的受訪者，參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在模型三中，因未控制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相關變項，「參與政治活動」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效果包 含了「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的影響」的正向影響效果在內。而在模型四中，因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的 影響效果已被控制，「參與政治活動」的影響效果由模型三的不顯著轉為負向顯著。而參與政治活動 對於生活滿意度為負向影響，可能係因受訪民眾參與的政治活動多為「因政治、道德或環保等理由抵 制特定產品」。對食安問題不滿的民眾，較可能參與特定食品的抵制活動，也可能因為對食安的疑慮 而感受到負面的情緒，以致生活滿意度偏低。
與此相似的，在「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變項方面，其與「參與政治活動」、「對政府的信 任程度」、「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的兩兩相關係數雖不高，但都呈正向顯著。這隱涵「遇到困難 有親人朋友幫忙」的民眾，參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對民主及言論的滿意度均較 高。在模型二中，因未控制公民參與及政府活動的相關變項，「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對生活滿 意度的影響效果包含了「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變項的正向影響效果在內。而在模型四中，因公民參 與及政府治理的影響效果已被控制，「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的影響效果由模型二的顯著轉為不 顯著。
（二）九個層面的生活滿意度（不含工作滿意度）
為將所有樣本納入分析，在此將受訪者「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剔除在外，考量其他九個層面的 生活滿意度，並將迴歸分析結果列於表十五，分析樣本為 3,479 筆。在該表中，為控制工作的影響效 果，將受訪者在訪問當時是否有工作納入解釋變項，其餘變項則與表十四相同。
［表十五置於此］
自表十五可知，在不考慮工作滿意度之下，年齡、性別、婚姻狀態、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民 參與及政府治理的影響效果，與工作滿意度納入考量的結果（表十四）相近，在此不予贅述。值得注 意的是，在工作滿意度未納入考慮之下，教育程度變項僅只在模型一中呈現微幅影響（僅「國中及以 下」在 5% 顯著水準下呈顯著負向影響），在其他模型中均不顯著，與表十四的結果不盡相同。另外，
有工作的受訪者所感受的生活滿意程度，顯著較沒有工作者為低。本研究認為，有工作者相較於無工 作者的生活滿意度偏低，可能的原因來自於「工作壓力」。現代人由於生活與工作忙碌，產生不少的 緊張、焦慮與壓力，倘若無法適時處理，則終將累積成為負面情緒，並對生活滿意度產生負面影響。
Godbey（1994）、李立良等（2012）之研究均證實，工作壓力越大時，生活滿意度越低。
二、情緒感受的影響因素
在這部分中，參照前面的方式，以情緒感受作為應變項，進行四種模型的分析。自表十六可以得 知，年齡、性別對情緒感受的影響效果，與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效果相似。隨著年齡的增長，正向情 緒感受先隨之減少，而後再呈現增加的趨勢。相較男性，女性感受到的正向情緒顯著較高。不同於生 活滿意度的是，教育程度對情緒感受呈不顯著的影響，模型一至模型四皆然。模型一至模型三顯示，
已婚、同居的受訪者相較單身的受訪者，有著較正向的情緒感受；但在控制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公 民參與及政府治理之後，其影響效果變成不顯著。
［表十六置於此］
在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方面，模型二、四顯示，如果受訪者遇到困難有親人朋友幫忙、與朋友或 親人聚會較頻繁、平日接觸的人愈多、對一般人的信任感愈強，正向情緒感受持續的時間會較久。顯 示社會網絡愈緊密、社會信任程度愈高的受訪者，快樂感會持續較久。至於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自 模型三、四可知，對政府信任程度愈高、對民主及言論滿意度愈高的民眾，快樂感的持續性較強。然 而，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民眾，快樂感較差。對於後者的結果，可能的解釋之一是，有參與政治活動的 民眾，可能會因政治活動的參與，而有較多的情緒起伏，以致較難維繫持續的快樂感。此外，由表十 四、十五可知，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民眾，生活滿意度亦較低，其情緒感受也有可能因此偏低。
三、與去年分析結果的比較
（一）生活滿意度（含工作滿意度）影響因素的比較
在去年的研究報告中，對生活滿意度的分析，是以十個生活層面的滿意度為分析標的。因此，這 部分將就包含工作滿意度的各層面的生活滿意度，進行兩年分析結果的比較。在此針對前述的模型二
（納入社會聯繫及社會信任）、模型三（納入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模型四（同時納入社會聯繫及社 會信任、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比較前後兩年分析結果的異同。在表十七中第二欄列出去年電訪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