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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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

Moving Up or Drifting Away? Parent-Child Conflicts of Elite Liberal Art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謝宇修 Yu-Hsiu Hsieh

指導教授：藍佩嘉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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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與謝辭

我深信第二階段所要涵蓋的新論題，便是家庭：那個女性主義的敵人應該抵抗圍攻的血腥之境。在那場戰役中有我們個人和政治會造成危機的情感與經濟賭注，但女性主義者卻視而不見。

Betty Friedan，1995[1981]，《第二階段》，頁 88

這本以家庭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的起源是我所接受到的女性主義召喚。我學習的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著重關注公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壓迫與歧視議題，而深受啟蒙的我也一起關心並探索如何改善女性與性少數在公領域所遭受的壓迫與污名。然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下強調革命式的改變鉅觀結構的取徑讓我遲疑：假若女性主義者所盼望的性別平等之境是遠在遙不可及的未來的烏托邦理想鄉，那麼活在現時現地受苦的人們的困擾如何得到安放？在這樣的反思下，

進入研究所就讀的我試著轉向探究私領域的「家庭」，誠如前述引言所提的，我想要攻進那場有我們個人和政治會造成危機的情感與經濟賭注的戰役。

對我而言，家庭有四個觸發我的興趣的向度。第一，在我著手進行這本論文的研究之時，立法院尚未立法保障同性婚姻，甚至連司法院大法官宣告不讓同性伴侶結婚違憲的解釋文也尚未出爐，同時打著守護家庭為旗號的保守反同團體蠢蠢欲動。因此，我質疑這種以異性戀核心家庭為唯一形式的家庭想像，

想要探索家庭多樣型態的可能。第二，照顧責任在國家、市場與家庭之間的分配問題上，台灣政府與社會往往將照護責任推卸到家庭身上，偶爾交給市場，

而輕忽國家的責任，這一點上我也很好奇家庭該承擔的照顧責任程度應該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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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第三，從階級再製的角度來看，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往往是傳遞優勢資源的單位，但這件事卻被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是教養責任與權利交給血緣家庭的原則，有沒有鬆動的可能性？第四，受到精神分析的啟發，我認為家庭往往是人一生的議題，也是最初始的創傷來源。因此，對我而言探討家庭議題可以說是釐清人的自我形成的關鍵。

然而，著手實行一個以家庭關係為研究對象的質性研究所會遭遇的課題遠超出了我的預期，尤其又選擇了與自己所正面臨的生涯課題重疊的主題。我的生命經驗與受訪者的生命經驗相互映照，在受訪者的訪談裡也讀出自己與父母關係的酸甜苦辣，著實是需要投注相當大的情緒成本。以碩士論文來說，我想我不會推薦任何後進以選擇這種與自己生命經驗有太強烈直接的共鳴的主題來撰寫。這一趟旅程充滿顛簸，即便走到最後，好似確實對於與父母如何相處有了更提升一個層次的理解（但不代表實作能夠同步跟上），我仍然認為這是一段不敷成本的投資。如果可以重來，我會選擇找另一條讓我比較能抽離自己，站在他者的位置，潛心砥礪研究能力的路，對於身為研究新手的我而言遭受的挫折與內傷或許會少一些。

接著，我想分享我讀碩士班的一些感想。從以下的感想中，我想更能詳細地傳達研究所這幾年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個人的經驗當然不能夠概括所有研究生的經驗，但是作為一個個案，我想儘可能的分享我所看到的在我身上以及我的同儕身上的結構力量是什麼，也就是所謂「研究生的心魔」，它並不是單純來自於內在，也是來自於外在制度和實作的共構。我想試著指認出碩士班研究生的四個「無以名狀的難題」。分別是年齡難題、英文難題、工作難題跟論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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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碩士生雖然制度上設計的最大目標是完成碩士論文，但是我們在這個生命階段面對的課題不是只有做研究、寫論文而已。大學剛畢業大約22-24 歲左右的年紀，相較於那些已經出社會工作的同儕，選擇唸研究所的我們面臨對未來更大的不踏實感及不確定感。因為讀研究所已經不只是在學習，也是自己所選擇的一種職涯發展起點。為了探知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喜不喜歡走這條路，比較焦慮的人就在急於得到一絲肯定的訊號和對自己失望中徘徊。在這個時候，本所的課程指定閱讀、對於「文獻對話」的想像又十分導向英文文獻，

某種學術後進小國要追趕上美國學界的焦慮襲向我們。不在後美援脈絡下的我，剛好又特別對美國文化與英語世界缺乏認同感，勉強自己每週讀100-200 頁的英文書目幾乎耗盡精力，碩一、二因此經常在系館熬夜，開啟身心疲乏的惡性循環。此時，面對經濟獨立的要求或需求，以及不同社會階級背景家庭的金援實力差異，研究生們接各自不等量的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的工作或是校外打工。工作勢必會佔去一些時間，當好助教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又因課程而異。碩一、二的我又因為多年來想要實現的日本留學夢，更勉強自己接更多工作存錢。

在年齡、英文與工作的三個難題夾攻下，已經應接不暇的碩士生，其實在面對沒有時程表、沒有實際操作經驗的論文研究時，非常、非常的無助。甚至連每個禮拜要撥多少時間給論文、撥給論文的時間應該要做什麼事，都沒有個方向。我曾經試著跟小我三屆的同學辦討論會，我想請他們每週撥個一小時的時間也好，早點開始處理論文，以免之後壓力爆棚。結果後來我失敗了。他們告訴我，我們每個禮拜上課、當助教要讀的書就已經讀不完了，我們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撥給論文。我當時深深感受到我太過天真，論文的「心魔」真的其實是一個制度性的結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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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認為台大社會所存在著我稱之為「趕畢業比賽」的文化。在研究所的過程中學習成長的價值被懸置，壓抑自我發展的內在對話，把越快畢業越好當作目的本身，所作所為一切都要趕快簽指導、趕快考研究計畫、趕快寫完論文、趕快口試、趕快離校。我並不是說拖延是沒關係的，而是認為這樣的研究生文化忽略了一件事：研究是要磨出來的。

在我的經驗裡，我認為寫論文除了在修課中學到的讀書、寫摘要、做評析，以及研究方法的技巧外，還有很多隱性的必要能力必須學習。碩士論文研究是一個至少長達一年的大工程，但沒有人幫你安排工作進度和流程，你必須學會時間管理，管理自己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甚至要控管你能讓別人佔用你多少時間。而且，你必須學會自我規訓，研究過程和寫作都像是健身一樣，

會慢慢進步但很辛勞，所以要學會能夠在沒有人在背後監督的條件下，逼自己工作。你必須學會動手操作，不能太自作聰明，以為什麼都可以在你的腦內想通，然後直接輸出成一本論文；要學會零碎的寫筆記、畫架構圖，把心象變成看得見的對象來處理。最後，研究是一個起步時不能確保終點長什麼樣子的過程，當然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才可以為人類的知識拓展未知的前沿。但對於研究新手而言，這種必須要承擔未知的風險、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五里霧中勇敢向前冒險的心智資質，常常是需要鍛鍊的。

寫論文真的很不容易，時間管理、自我規訓、著手實作、冒險性格，這些隱性的能力沒有一門課教你，告訴你你需要學會。但你不具備的話，碩士班這條路充滿荊棘，磨練著你必須練習習得。有些人剛好先備了這些性格特質，他們會走得比較不顛簸，讓不具備而需要學習的人，像是我，很容易自我懷疑、

喪失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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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度過這四年對我而言既艱辛、挫折，又不斷自我反省與重新自我認識的旅程，我要奉上十二萬分的感謝給一路上以各種形式支持我、善待我的人們。憑我一己之力，完全、完全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得到太多人的幫助，

值得我逐一致謝。

首先，我最感謝的人，是我的父母。我和很多研究生不一樣的地方是，沒有我的父母，絕對不會有我的碩士論文。因為，我在背離親緣這本書的啟發下，開始進行了一個以親子關係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研究。我相信，不管小孩天生生成或是後天變得和父母多麼的不同，親子之間還是有可能用對彼此真誠的愛協調共處。我的碩士論文也是我和父母的故事的縮影，因此，這一路上我最感謝的人就是我的父母。我也感謝我的三位姊姊們在我任性繼續升學的期間為我們家的付出，我自知理虧，連道謝的立場都站不穩，但我會盡我的努力補上我應該有的貢獻。

我非常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藍佩嘉老師。我自覺是給藍老師添了很多麻煩的研究生，也許很多時候藍老師不知道我在搞什麼，而那些時候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非常感謝藍老師在我因為各種研究生難題困頓停滯的時候，也不曾成為我的壓力源，鼓勵我要對自己有自信、展現出魄力；在我的論文有任何一步前進時，給我最適切有幫助的建議。雖然我自知因為一路下來研究所生活累積的沉重心理負荷下，這本論文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仍非常感謝藍老師耐心指導我到論文完成的時刻。以及感謝藍老師一直以來讓我當老師的研究助理，讓我鍛鍊研究的各種技藝，並成為我的經濟後盾。

感謝這本論文在研究計畫階段及最終口試階段擔任口試委員的郭貞蘭老師、石易平老師、胡郁盈老師，有各位老師珍貴的建議，我才能完善這個研究，撰寫出這一篇碩士論文。本論文在撰寫過程中，部分內容曾在2018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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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台大、京都大、首爾大三校聯合工作坊 East Asian Junior Workshop、

2019 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2020 年北海道大學舉辦的 East Asian Conference for Young Sociologists（以上工作坊感謝推派參加的台大社會系、京大文學研究科以及行前培訓的老師們），以及台大婦女研究室發表，感謝發表前中後惠予我建議的諸位老師、同學，協助我得以步步推動這本論文的完稿。

我也感謝在各個研究所討論會當中，耐心閱讀我不成熟的作品及聆聽我不成熟的報告，給予我意見的同學們。謝謝你們真誠的回饋，讓我得以精進論文的內容與寫作。論文自救會的小明（明中）、小寶（韋宏）、宇弘、定皇、侑謙、肯謝（易澄）、科量、舒晴、耕任、稚驊；互助會的Sam、可祐、宇廉、高睿、明珊、悅澤、奕辛、琇雯、連毅；教育社會學討論會的以正、達文、明珊、旆君、璇嬋、薏文。

感謝我進行這篇碩士論文研究過程中所訪談的每一位受訪者。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無以回報的我願這篇論文能與你們的生命經驗也能有所共鳴，願我們一起在省思自己與父母的關係、自己與自己的關係的路上，終能走向內心的平靜與和解。

研究生名為學生，實際上卻是一隻腳踏入社會的半社會人士，自進研究所以來讓我得以經濟獨立地生活，要感謝一路上給予我工作機會的人們：讓我擔任研究助理的林宜平老師、楊弘任老師（感謝宗晏介紹工作）、藍佩嘉老師；讓我擔任教學助理的藍佩嘉老師、吳嘉苓老師、范雲老師、林國明老師、陳東升老師（以及行政助教家如）、黃克先老師、葉德蘭老師；讓我在京都打工擔任口譯員的株式会社アドリンク及照顧我的上司マリさん（感謝家安介紹工作）；讓我擔任行政助理且時常讓我打擾請教的瑜焄；以及在工作路上所有照顧包容不才的我的同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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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工作收入有限，感謝以下的獎助金資助我的生活及研究，讓我得以無虞的撰寫論文：台大社會系所提供的移地研究補助金、台大婦女研究室所提供的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碩博士論文計畫獎助金。赴日交換所費不貲，感謝支持我順利度過在日本當交換學生一年生活的獎助金：台大社科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全坤建設文教基金會獎助金（特別感謝Robert 一直以來對我的幫助與支持）。

感謝在研究過程中協助我散布徵受訪者表單的世軒及其他我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以及感謝孟軒協助我繕打一部分的逐字稿。

在論文最後完成的階段，感謝閱讀全文並給我寶貴意見的小寶（韋宏）、廷碩、振傑；口試前幫助我預演的小寶（韋宏）、廷碩、喬元、振傑、霸子（明澤）；幫助我設計口試簡報的紘晟；口試前協助我場地佈置的紹芳。

非常感謝陪伴我度過研究生生活點點滴滴的R05 同學們，你們都是最棒的，我愛你們：小侯（詠綺）、小寶（韋宏）、廷碩、君頤、哲維、振傑、韻如、貞沂、尉倫、婷婷、春旭，以及R05 之友世軒和喬元。

感謝社會所各屆的同學們的陪伴，能和你們一起經歷過這段研究生生活的時光是我的榮幸：R02 的小明（明中）、亦甫、路易（宜武）、耕任；R03 的定皇、宇弘、稚驊、舒晴、科量；R04 的肯（易澄）、侑謙、予婷、育萱、廣彥、

劭杰、奎彥、乙平；R06 的亮穎、詠馨、俊植、珮宸、璇嬋、學穎；R07 的以正、薏文；R08 的 Sam、可祐、宇廉、高睿、明珊、悅澤、奕辛、紹芳、琇雯、連毅、旆君；博士班的安琪；同門的學姊子壹。

感謝我在碩士班期間修過的所有課程的老師，你們讓我在學識上與人生上都有所學習：李相美老師、黃克先老師、藍佩嘉老師、郭貞蘭老師。也感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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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上支持過、聆聽過、幫助過我的老師們：劉仲恩老師、簡妤儒老師、吳嘉苓老師、曾嬿芬老師。

感謝聆聽我的困擾、讓我諮商、提供我技巧或藥物，幫助我從論文與人生的泥淖中脫身的專業工作者們：台大心輔中心的老師們（特別感謝協助我建立時間管理能力的宣秀慧社工師、許嬰寧心理師；協助我找回寫論文意義的王梅君心理師）；昱捷診所的林朝誠醫師；伯特利身心診所的游佩琳醫師。

感謝我所有擔任過助教的課程中我所帶的學生們，在教學中我屢屢自我增進，我看見自己也會有喜迎挑戰的時刻，所以你們讓我發現，教學相長是比起研究讓我真正最快樂的事。

感謝在這四年裡，一路陪伴我喜怒哀樂，給予我心理支持經歷種種的所有我重要的朋友們，包括R05 的好夥伴們（尤其是最常讓我訴苦的小寶(韋宏)、

研究室夥伴哲維和振傑、常跟我分享研究趣味的廷碩，以及在論文後期支持同理我的韻如），以及其他的友人：士玨、小明（明中）、小向（柏翰）、Tomo

（知言）、佑權、東緯、威比、連翊、紘晟、芩儀、燕哲、純瑄、旻融、芷含、

黃捷、孟璇、汎如……。

在研究室度過的無數個或熬夜或失眠的夜晚裡，感謝有哲維、振傑的陪伴，感謝肯（易澄）偶爾的送暖，也感謝106 研究室的巧拼和桌椅、212 研究室的行軍床、宵夜夥伴（全家、玉欣珍、瑞安豆漿），以及感謝碩一、二期間住在水源BOT 時屢屢因我晚歸而被我吵到的前室友們的包容。

京都に留学していた間、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った方々にも、心より御礼申し上げます：柴田悠先生、柴田研の皆様、落合恵美子先生、落合研の皆様、ハイム先生、りょう（相澤亨祐）、大木さん、ソダムさん、郁欣、マリさん、映画村のスタッフの皆様、りょうた、あきら、たくや、こうすけ、た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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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ん、家安。そして、お参りしてきた神社さんやお寺さんにも、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せいで、当分の間日本に戻ってお目にかかることが無理そうですが、いつかまた会え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かお体に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

感謝尾田栄一郎老師創作出ONE PIECE 這部經典的漫畫作品，成為我一生中重要的精神嚮導，追著連載漫畫的日子充實了我的生活，這本漫畫也啟發了我對於權力與不平等的反思。感謝眾多遊戲實況主與YouTuber 豐富我的休閒時光：烏龍、佑哥、尚恩、蘿蔔、蓋瑞、moba 數據姬、bubuchacha、老高與小茉、カラオケ100 点おじさん、阿後、他她 TV、Ting。感謝唐綺陽的每週星座運勢週報，週週引導著我迎接新的一週生活。感謝118 巷的餐廳們以及 TC 茶水鋪，這麼多年來充實我的食生活。

感謝在論文寫作的最後階段，以視訊語言交換的方式陪伴我的小諒（平川諒）。每週的語言交換讓寫作衝刺中疲憊的我獲得了很多滋養。

感謝在這幾年的歲月裡，直接面對我的任性，照顧我的脆弱，陪伴我成長的重要的人們：世軒、孟軒、明澤。身為見證這本論文誕生的乾爹，望你能伴我繼續走過未來人生的道路，闖過下一個與之後的個個難關，共享所有的喜悅，明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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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媒體上時常將中下階級出身考上知名大學的案例當作成功故事，高舉學歷向上流動的價值。然而，鮮少有報導或研究進一步追問這些人進大學「之後」的生活是否真的如此美好？學歷向上流動就能夠改變家庭，帶動家庭躋身中上階級的世界嗎？本研究以進入頂尖大學就讀的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在經歷過高等教育後，和父母的相處中如何發生衝突？他們又如何因應、調適與父母之間的衝突？透過訪談20 位第一代大學生，本研究發現第一代大學生與父母相處所發生的衝突可以歸結於兩種想像與現實間的落差：一是期待高學歷帶給自己的改變的想像，另一則是中產階級中心的理想親子關係想像。前者是對於高學歷所投射的話語權與階級向上流動的期待，後者則是指在充滿中產階級同儕的高教環境中形成的對於親密親子關係的憧憬。此外，親子之間的性別也與其間的階級落差相互交織，反映在教養權威在父母間的差異、家庭資源分配在子女間的差異，以及同志子女的出櫃策略上。因此，第一代大學生在家庭關係上面臨諸多挑戰，成為其向上流動過程中需要應對的心理阻力。

關鍵字：第一代大學生、向上流動、高等教育、文化資本、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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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ss media, there are lots of success narratives about people who have lower-class

origin entering into selective universities, and which advocate educational upward

mobility. However, few reports talk about the follow-up stories of these people. Does

educational upward mobility really bring about an overall change of the family,

bringing them to the upper-class world? In this research, I investigate how elite liberal

art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conflict with their parents after higher education,

and how they deal with and adapt to the conflicts. Drawing on 20 interviews with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 find the conflic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kinds of

gap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one is how they

perceive and expect the changes brought by higher education, the other is how they

imagine an ideal middle-class-center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 former is about

an anticipation of class mobility and its discursive power projected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atter is a dream bor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many middle-class peers. Moreover, gender is also intertwined with clas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ich is manifested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al authority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the disparity of family resources between s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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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s, and the coming-out strategies of LGBT children. Thu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 their family, becoming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put on their route to upward mobility.

Keyword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upward mobility; higher education;

cultural capit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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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 ...17 表 2、個案選取架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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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我的父母謝山山與張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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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一、前言與研究問題：打破學歷神話

「拚命考上月薪7萬的夢幻公職，真能換來全家人幸福嗎？在菜市場長大的8年級女孩鯉魚（化名）從小就是家裡最會讀書的孩子，爸媽期待她考上調查局改善一家人生活，她也在大四開始過著同時打工、讀書、準備考試的日子，一天只睡3-4小時、天天挑戰半小時要寫滿幾面試卷──努力兩年她終於通過筆試，卻也發現自己因為忽視舊傷、右手長期操勞疼痛到無法使用，幾近報廢。」

風傳媒記者謝孟穎（2019）的報導以名校法律系畢業、父母在菜市場開小吃攤的「鯉魚」的故事，道出勞工階級子女「躍龍門」背後的辛酸。報導中提及，

為了實現父母的期待，鯉魚拚命的準備國家考試，目標考上調查局或警官。由於對於父母而言，老化是沒有未來的事情，退休的焦慮轉嫁到了學業成就最高的女兒鯉魚身上。然而，在學校課業、補習班試卷及兼差打逐字稿的多重疲憊下，鯉魚車禍的舊傷復發，右手慢性肌腱炎導致整個月不能寫字。手不能用便不能考試，成了她重新反省自己拚命實現父母夢想的轉捩點。

鯉魚看清了自己一直在為父母而活。為了承擔父母無法想像自己退休生活的恐懼，甚至不敢投入自己夢想投入以改變社會的媒體業。當一切的重擔以身體症狀呈現出來時，鯉魚決定開始和父母溝通，「妳可以現在就可以拯救妳自己，不用等到發大財！」、「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還是有一些選擇權，我們家的資源或許沒那麼多，但並沒有少到完全不能讓自己放一陣子假」。鯉魚不再為父母而活，並停下腳步來釐清父母的焦慮後，她才終於敢鼓起勇氣往興趣發展，繼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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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業的實習。

該篇網路報導底下的充滿著質疑故事真實性、指摘邏輯前後不通的留言。此外，有些人批評鯉魚的父母養兒防老、想靠女兒階級翻身的心態；也有些人批評鯉魚只是在牽拖父母找藉口，名校出身已經佔盡社會優勢。相較於個人歸責，在台灣「階級」往往不是人們理解社會現象、理解他者，甚至理解自身處境的框架。因此，勞工階級的經濟不穩定處境帶給勞工階級家庭的迴避風險、追求穩定的心態，以及獲得高學業成就的高學歷子女所面臨的家庭與自我的拔河，都鮮少為人所理解。

張盈堃（2005）藉由理論梳理，指出「文憑病」是存在於台灣社會中的一種集體追求更高學歷的心態。根據張盈堃的論點，文憑病是一種不分階級的傾向，

但是在不同階級產生的作用並不一致。中產階級追求子女更高學歷指向的是為下一代延續、維持自身的階級；但勞工階級追求子女更高學歷，卻是一種「誤認」，因為即便透過教育可以縮小階級差距，勞工階級出身的高學歷者仍然是處於一種異化的文化位置，而非中產階級所處的高度的文化位置。

由於媒體報導和理論探討皆未能呈現究竟這些被當成階級翻身典範的所謂

「第一代大學生」實際上的階級經驗究竟為何，本研究以此為背景，試圖實際探討與父母的學經歷大相徑庭的第一代大學生究竟如何在與父母的相處中，協商出其階級化的親子關係經驗？

在以上的討論基礎上，本研究探討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如何重塑青年與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我將提出三個主要的研究問題：

第一，在父母沒有大學學歷的家庭裡，子女取得大學學歷的經驗對於父母及子女而言的意義是什麼？又會如何影響親子之間動態關係？尤其是在原生家庭有經濟困難的狀態下，子女獲得的高學歷會如何乘載父母與子女自身的階級翻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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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第二，在接受高等教育後，子女會如何想像理想的親子關係？理想的親子關係和實際的親子關係有什麼樣的落差？子女又會以怎樣的策略行動因應理想與實際的落差，和父母協商親子關係？

第三，在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經驗中，不同性別、性傾向的子女面臨的親子關係，及其協商代間階級距離的策略行動有何差異？親子彼此又如何藉由性別、性傾向來指認自己和對方的規範性行動腳本，並據以協調彼此的關係距離？

藉由以上的提問，本研究試圖藉由親子關係的經驗現象，呈現出「高學歷」

在台灣的家庭內的互動中，如何成為親子之間相處矛盾的來源。同時，也指出第一代大學生在做子女的過程中，父母和自身的性別、性傾向如何與親子間的學歷差距交織，影響父母的教養實作與子女調整親子距離的策略。

二、文獻回顧

為了定位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座落在怎樣的研究脈絡中，文獻回顧將會分為三小節，分別說明本研究可以與哪些文獻對話，提出進一步的發現。首先，第一代大學生是在文獻中已經有人處理的議題，但主要是英美的研究為主，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尚不充分。尤其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多以學生個人為單位，探討其就學經驗為主，較未深入探討家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能夠予以補足。此外，不同世代的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也會因產業結構和勞動市場中的流動性而有所歧異，而在本研究中將聚焦在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其次，從家庭角度切入探討階級者則有不少處理教養與親職的階級化的研究，但由於聚焦在家長的行動上，且重點常著重在中產階級的教養優勢，勞工階級家庭常顯得「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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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養子女。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低學歷家庭中的子女處境，以及其親子關係的複雜樣態。最後，除了階級外，本研究也強調親子關係並非性別中性的，而是有父、母，有子、女，階級和性別會交織作用在其親子關係中，因此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中，也需要注意親子關係的協商本身也是一種父權議價的過程。

（一）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

在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之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相較於過去的「大學窄門」時期，現在青年世代就讀大學時，大學已門戶大開：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2018 年 25-29 歲人口有大學以上學力者已達七成五（75.2%）；相較之下，

父母輩的50-54 歲人口僅有兩成（20.1%）有大學以上學力¹。可以想見的是，在青年世代中會有許多的大學生會是所謂的「第一代大學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也就是父母沒有大學學歷的大學生。

在輿論和媒體的主流觀點中，「突破逆境上大學」代表著鹹魚翻身、階級向上流動，許多教育相關的研究常將焦點放在怎樣的背景有利或不利於上大學（沈暉智、林明仁 2019；駱明慶 2002、2018；張宜君、林宗弘 2015；葉高華 2018）。弱勢背景會成為上大學的阻力，然而，如果成功上大學「之後」將會什麼面臨的課題？

國內已有少數研究注意到第一代大學生的存在並探討其特質（黃雅容 2008；呂宜臻 2009；莊淑惠 2011；劉若蘭、林大森 2012；羅秀東 2012）。這

1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15 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86～107 年度），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讀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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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運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所蒐集的調查資料，比較了第一代大學生和非第一代大學生在入學選擇、校園經驗、學習成果及畢業流向等面向上的差異。值得注意的特質是，第一代大學生在選校系及生涯抱負上，有較為務實和低展望的傾向（黃雅容 2008），並且由於家庭給予的期望較低且資源較少，第一代大學生的生涯抉擇上，同儕的意見更為重要（劉若蘭、林大森 2012）。然而，在高教擴張的背景下，大學之間歧異甚大，這些第一代大學生的研究當中並未進一步指出少數進入頂尖大學者的特性。鄭雁馨（Cheng 2013）的研究則有進一步指出青少年時期的經濟弱勢對於進入頂尖大學或就讀研究所的負面影響。她使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的資料，發現青少年時期（國中）的經濟弱勢確實對未來就入頂尖大學或就讀研究所有負面的影響，而且正向的人格特質（如正向的自我定位、認真盡責、隨和等）對於經濟弱勢的負面影響的保護效果有限。但鄭雁馨的研究中則沒有對於家庭的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做進一步的探討。即便已經有些量化研究探討，但至今尚未見國內有質性研究深入描繪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及父母學歷背景的影響歷程。

相較之下，在 2000 年代以來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擴大高教參與政策背景下，

許多以往沒有機會進大學的社經地位弱勢群體得以進大學就讀，因此「第一代大學生」的經驗吸引了學者關注，並且有許多質性研究深入分析第一代大學生的學校經驗 (Leathwood and O'Connell 2003; Lee and Kramer 2013; Lehmann 2009, 2014;

Lucey et al. 2003; Mallman 2017; Reay et al. 2009; Stephens et al. 2012)。總結這些研究中指出的第一代大學生的學校經驗，大致上可以分成人際與經濟兩種導致心理壓力的來源。人際的壓力是出於一種「身處異鄉」(feeling out of place)(Granfield 1991: 335)或是「離水之魚」(fish out of water)(Reay et al. 2009: 1106) 的不適應感，並且往往會歸因到自己身上，而變得對自己沒有自信，想偽裝自己。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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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則是因為財務拮据，需要打工或是需要尋求穩定豐厚的薪水，一方面可能因此而犧牲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則是感受到強烈的風險與不安感。

在黃雅容（2008）的研究中，雖然也發現了第一代大學生在財務資本上的限制，呼應了這些西方社會（尤其是英國）的研究發現；然而，同儕的社會資本比父母提供的社會資本更重要的發現，卻和西方社會的研究中指出的「第一代大學生感到無法適應大學環境的隔閡感」有所差距。在選校或選系這樣的生涯抉擇上，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比其他學生更看重朋友或同學的建議（相對於父母）。

黃雅容推測，其背後的理由可能是「因為第一代大學生的父母能提供的社會資本較少，包括父母對子女的規範和期望較少（家庭內），以及父母透過在社區或職場與其他人的社會關係所獲得的大學相關知識和資源較少（家庭外），所以第一代大學生轉而倚賴同儕彌補社會資本之不足」（黃雅容 2008）。換言之，台灣的第一代大學生的處境或許反而是和父母隔閡、和同儕親近。

此外，當代青年第一代大學生面臨的處境還包括在產業結構轉型下，過去期許能夠藉由高學歷向上流動的「中產階級」工作正在逐漸消失。《被壓榨的一代》一書中採訪了許多從事傳統認為「舒適的中產階級」工作的從業者，例如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醫療人員，結果發現了「高學歷份子向下流動」的窘境正在發生，現在或許很多人都比自己父母的學歷還要高，但卻不一定可以做比自己父母更賺錢的工作 (Quart 2019)。

《被壓榨的一代》雖然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狀況，但其實台灣社會也在發生中產階級消失的現象。張宜君（2016）利用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庫，發現台灣的勞動市場的高薪與低薪工作機會正在兩極化，尤其低薪工作增加的幅度較高，中階工作則在消失中。而且，張宜君（2017）也發現如果區分不同時期進入勞動市場的世代，隨著世代的推進，高學歷能夠換來的勞動市場報酬越來越貶值，僅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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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高階人才能夠獲益。這些研究都反映出了在台灣社會，高學歷其實越來越不能保證穩定的工作，而且主要是因為以往的中階工作在消失中。

在既有的第一代大學生研究的基礎上，我認為在台灣進行第一代大學生研究，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家庭（主要是父母）扮演的角色為何。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台灣，家庭傳遞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模式值得深入探討。究竟第一代大學生的原生家庭和他們的關係為何？量化研究中所發現的父母在第一代大學生子女的生涯抉擇上重要性較低，實質上的內涵為何？當代青年世代的第一代大學生在產業結構和勞動市場轉型下的經驗又有何特殊性？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下一小節我將進一步回顧關於家庭內如何傳遞階級資源的既有文獻。

（二）社會階級在家庭內的運作機制：教養的階級化

Kohn (1963) 的研究發現社會階級與親子關係之間存在著值得檢視的關聯。

在該研究中，他指出父母教養子女的教養價值，受到父母所處的職業價值形塑。

中產階級的父母由於工作的價值強調自主導向，他們的教養也就強調培養子女的自主能力；勞工階級的父母則由於工作上強調服從於外在權威的價值，他們的教養則偏向於要子女學習服從父母等權威。

不同於Kohn 的研究取向直接將職業價值與教養價值連結，Lareau 受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啟發，將父母的持有的文化資本當作解釋父母階級化教養模式的關鍵，同時也把解釋的對象從教養價值延伸到教養實作。在《不平等的童年》中，Lareau (2011) 用組織日常生活的方式、語言的使用和對教育機構的介入，界定出中產階級家長和勞工階級家長兩種不同風格的教養，分別稱為「規劃栽培」和「成就自然成長」。中產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傾向於細心規劃孩子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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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的學習和休閒活動、與孩子用講道理的方式溝通，並且積極的參與學校的活動；勞工階級家長的教養方式則是傾向於讓孩子自己玩、自己發展童年，親子之間的溝通方式偏向於上對下的權威式管教，家長也比較少、消極參與學校的活動。Lareau 認為，不平等的童年是社會階級透過家庭教養再生產的機制，中產階級的家長因此培養出子女的「權利感」，讓子女在教育體制中爭取更多的機會和資源進入菁英階級；勞工階級的家長則會培養出子女的「侷限感」，讓子女習於服從權威，錯失機會階級向上流動。

台灣的研究和以上的美國研究有相似但不盡相同的發現，張建成、陳珊華

（2006）以「生涯管教」和「行為管教」兩個範疇來區分家長的教養模式，前者指家長對於子女的學習進度、未來生涯發展的介入與規劃，後者則指家長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與規矩的管教。他們透過參與觀察及訪談發現，中產階級的家長勤於生涯管教，但行為管教較為柔性；勞工階級的家長疏於生涯管教，而行為管教則較為剛性。不過，在家長與學校的關係上，他們則發現學校教育方針和家長的管教傾向有連續性。中產階級家庭居多的文教區的小學為學生規劃更多元的課程，在行為管教上也比較重視溝通與個人發展；勞工階級家庭居多的加工區的小學教育方式則較為制式化，強調背誦，並且重視集體服從一致的規矩。

吳明燁（2016）以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簡稱 TYP）

的資料分析台灣專業白領階級、基層白領階級與勞工階級家庭的家長教養理念與教養行為，得到的結論與上述發現類似。惟值得注意的是，吳明燁（2016: 86）

指出「階層之間的差異主要在『養』（照顧、支持）而不是『教』（管教、控制）」，不同階級的家長都最常採取約束限制的管教行為，只是白領階級家庭的家長更會採取費心安排的教養行為。

藍佩嘉（2019）則認為台灣的親職理念與實作反映出的是在社會變遷中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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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風險，因此她將擁有不等量的資本及追求不同教養益品（goods）的家長的教養行為看作是他們的保安策略。並且，教養行為並不只是反映社會階級位置，還是個別家長藉由反思自身經驗及子女處境，關注不同風險後所採取的行動。因此，無論是家長的受教養、受教育經驗，抑或是他們看待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處境，都是左右家長教養行為的關鍵因素。

階級化教養的文獻告訴了我們教養展現出不同社會階級傳遞資本給下一代、

保障下一代安康的差異策略性行動，而勞工階級家庭常常是以「缺乏」的形式呈現。Lucey et al. (2003: 289) 曾指出「匱乏模型」(deficit model) 時常在學術研究上變成一種對勞工階級家庭的典型想像，亦即總是把勞工階級家庭想像成不足的、缺乏能力的、無能的。即便是出於一種同情、照顧的態度，仍然潛藏著對勞工階級家庭的否定，「他們」是待救援的，甚至是認為他們陷在某種「虛假意識」當中，因此無法突破不利的處境。而在本研究中，我試圖進一步指出的是，

匱乏模型的難題並不只是學術研究上的想像，也是勞工階級家庭出身者對自己的侷限想像。即便第一代大學生透過教育向上流動，其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出身依然讓他們想像自己的家庭給予自己的是缺乏的、不足的。

（三）重探代間情感糾結：社會階級取徑

家庭社會學的領域中，通常以「代間關係」(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的概念來分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互動。在台灣的代間關係研究中，不乏以代間連帶理論的取徑，探討親子之間在情感關係、勞務關係及財務關係等面向上的交換與連結（林如萍 2011；林如萍 2012；伊慶春 2014；林如萍、黃秋華 2017；黃秋華、林如萍 2018）。然而，台灣社會處於東亞文化的一員，孝道規範對代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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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異於西方明顯的影響力 (Lin and Yi 2013)，影響親子間的權力與資源交換。因此，除了資源以外，規範（孝道）的作用也是台灣的代間關係研究的一大重心（葉光輝 2009），尤其是透過父系規範的作用，讓成年的兒子傾向於經濟上反哺父母，成年的女兒傾向於和父母維繫情感連結（伊慶春 2014）。同時，孝道規範的作用也讓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權力往往會延伸到子女長大成人、但經濟上尚未自立的階段，而非如西方典型的子女成年便獨立的核心家庭模式。

因此，在第一代大學生子女與父母的關係中，一方面子女取得在學歷社會中更有正當性的文化資本（相較於勞工階級的），從而使得子女在家庭中得以擁有更高的象徵權力；然而，另一方面文化面向孝道規範賦予父母的教養權力，使得父母又可能擁有超越子女的權威。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教育向上流動產生非預期的親子關係緊張。

Luescher and Pillemer (1998) 提出「代間情感糾結」(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² 來指涉這樣的親子關係緊張。他們以母女關係為例：已婚並生育的女兒在尋求母親的幫忙時，從代間連帶的觀點是展現出緊密關係；但母親介入女兒的育兒行為，會侵犯到女兒的自主性，反而會產生衝突和怨懟。亦即是在親子之間並存衝突的角色規範，衍生出同時正向與負向的情感。

然而，台灣的既有研究援用代間情感糾結概念的研究多囿限於婚姻家庭的架構（吳嘉瑜 2004；吳嘉瑜、趙淑珠 2004；利翠珊 2007），著重在成年已婚子女和父母之間的代間情感糾結。少數例外如吳明燁（2016）以代間情感糾結的改念分析了青少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發現了父親的約束限制管教方式會形成教養權威，讓父親與子女之間建立一種「遠而親」的關係；母親的約束限制管教方式則

2 國內研究多譯為「代間矛盾」，但為了凸顯出其「情感」上的正向與負向情緒並存但「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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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起較多的衝突及情感糾結。然而，這些研究未能探討成年未婚子女在未自立階段中，與父母之間更複雜的親子關係。並且，仍預設了親子間共享同質的文化，僅是因處在不同的生命階段，發展目標與義務不同而產生矛盾，忽略了親子間可能原來就各自抱有相異的價值觀。

例如，在移民社群的研究中，常發現親子間的文化失諧 (cultural dissonance) 現象。這發生在移民父母和在移民地出生的子女之間，由於子女直接浸淫在移民地的文化中成長，對於移民地文化的吸收往往比父母來得徹底。Qin (2006) 研究美國移民華人親子關係的民族誌，發現華人父母延續一套嚴厲的管教觀念，和子女在美國與同儕習得的一套個人主義價值觀相當衝突，形成平行的雙重參考框架。結果是親子之間的依附與溝通趨弱，彼此關係逐漸疏遠。

當親子價值觀的不一致牽涉到主體認同與現身的層面時，代間情感糾結的

「愛恨交織」內涵可能會更形劇烈，以致於牽涉到複雜的親子關係協商。胡郁盈

（2017）以台灣女同志現身（或出櫃）的親子協商作為經驗案例，回應家庭社會學中關心的華人父權家庭主義和女兒角色的討論，並質疑將「同志現身」和「家庭關係」對立的預設。運用女同志社群民族誌與深度訪談的方法，胡郁盈刻劃出更為複雜的動態協商：單身不婚的現代女性形象成為女同志對抗結婚壓力的策略；未婚女兒的角色在少子化的背景下，可以承擔老後父母照護責任變成修復親子關係的契機。在胡郁盈的描寫中，女同志與父母的關係不只是衝突，而是親子間的情感和規範性義務如何調解，共同重新打造家庭關係。

Amy Brainer (2019) 在台灣進行的同志子女民族誌中則發現，雖然傳統上認為因為傳宗接代責任落在兒子身上，讓男同志面對較大的「家庭壓力」；但實際上卻是女兒和媳婦這些女性，在物質層面和勞務層面上支撐起照護父母等家庭關係的運作，承擔實質上的家庭壓力。此外，為了讓父母接納自己的同志身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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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的同志子女會展演「策略性的正常」(strategic normativity)，同志在面對父母、

面對不了解同志的公眾時，常常需要、或是被期待要把符合常軌的一面表現出來：例如，同志可以是快樂的、可以事業有成（或甚至要發達）、可以有穩定的單一伴侶、可以建立家庭、可以養育子女等等。然後將會讓人覺得同志可能不快樂、可能不那麼成功、可能越軌的一面先壓著不談。雖然並非欺騙，但是是策略性的透露片面的真實，以贏取父母、公眾對同志身分的認同。這一點當然在同志運動策略上很有爭議性；但是在家庭關係中，需要慢慢讓父母熟悉、適應、學習，不能一步登天，卻可能是容易不被注意的面向。

然而，無論是代間關係取徑或是親子關係取徑的研究，都很少處理到「階級」在親子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親子間的階級差異引起的代間情感糾結，

如何引起複雜的親子關係協商？僅有少數著重家庭關係和解、自我覺察與療癒的面向的個案研究。例如陳筱婷、洪瑞斌、莊騏嘉（2014）的自我生命故事敘說，

處理了階級的落差如何造成親子間的關係斷裂。作者陳筱婷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斷裂，放置在母親強調不斷唸書、提升階級地位，並將出身農家的勞工階級父親視為貶抑的他者的脈絡中。最後透過和父親彼此指認關係斷裂的根源，陳筱婷也暫緩攻讀博士班、繼續往上爬的計畫，放過自己，達成父女關係與自我的和解。

（四）父權議價：第一代大學生親子間如何協商性／別？

在描繪親子關係的經驗時，不能忽略的是親子並不是性別中性的詞彙，而應該要同時把性別的觀點帶入。Deniz Kandiyoti (1988) 提出「父權議價」

(patriarchal bargain) 的概念，描述在男性支配的社會中，女人如何調適、對抗、

協商出她們的生存策略。同時，她也指出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父權議價會展現

(31)

出不同的形式。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下，男性支配圍繞著「重男輕女」和「父系繼承」，交織在孝道的親子互動規範之中，並衍生出傳宗接代的子女角色任務。在本小節中，我將運用父權議價的概念框架，首先探討台灣脈絡下，家庭中的父權如何與孝道共構，再由此出發思考向上流動中的子女能夠如何與父權討價還價。

台灣的重男輕女現象顯著的展現在家庭內的資源分配上，尤其是教育栽培上普遍傾向投資兒子多於女兒。但既有研究已發現其中仍有一些細微的內部差異，

例如：越年輕世代的父母越不會重男輕女（吳慧瑛 2007；魯慧中 2017）、高教育程度的父親有較強的性別偏好，高教育程度的母親則比較沒有性別偏好（魯慧中 2017），以及出生排序的影響──長子獲得明顯優勢，長女則無 (Yu and Su 2006)，且出生排序越後面的小孩之間越沒有性別偏好的差異（魯慧中 2017）。

這些研究皆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然而其中受訪者的最年輕世代僅到1970 年代出生者。在1985 年後，高等教育快速擴展下，有更多女性取得教育優勢，

甚至可能勝過男性（蔡淑鈴 2004: 72），因此還無法輕易推論現在的青年子女經歷家庭內重男輕女資源配置的實態如何。

父系繼承展現在偏好生育兒子、由兒子傳承姓氏，以及由兒子繼承財產的傾向上。謝志龍（2013）運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探討生育偏好與手足結構的關聯，驗證了第一、第二胎都是女兒的情況下，父母較容易選擇繼續生育，並且他的研究發現沒有社會階層與世代的差異。從父姓則一直是主流選擇，即便台灣在 2007 已修正民法容許父母自由合意決定從母姓，每年仍然只有不到 2%的新生子女從母姓（彭渰雯、洪綾君 2011）。繼承權涉及財產的分配，家庭內的鬥爭則更形激烈。陳昭如（2009）分析了大量的繼承爭議判決書，發現在父系傳承的文化框架下，存在各種讓女兒無法繼承的手段：包括讓女兒的名字消失在繼承人名單上、迫使或偽造女兒拋棄繼承權，或是以女兒出嫁了、有獲得嫁妝為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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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繼承家產。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力爭自己繼承權的女兒，但必須背負著「不孝」的指控，才能去對抗父系繼承，爭取自己的權利。

在孝道的文化規範中，不僅有由重男輕女與父系繼承共組而成的男性支配秩序，還有結婚、傳宗接代的子女任務。因此，孝道不只是性別化 (gendered) 的，

也是性化 (sexualized) 的，它規定了異性戀是正當的性實踐，而非異性戀的子女是犯忌的。正因為孝道在家庭中的運作，如何對家庭現身的困境是台灣的同志研究中相當受關注的課題（畢恆達 2003）。此外，不同於父系繼承已經歷一連串的法律改革而性別中立化，在本研究資料蒐集進行期間，同性結婚與成家仍然是在制度上被拒絕或否認（畢恆達、潘柏翰、洪文龍 2014: 399-403），從而同志遭遇的是文化與制度雙重的困境。

然而，關於女同志現身困境的研究卻又突顯出性別與性傾向交織出的差異協商策略。Gayle Rubin (1975) 指出性／性別體系 (sex/gender system) 的基礎，是由把女人當作禮物交換的聯姻體系建立起的親屬網絡。女同志處在既是女人，又是不被「送」出去的女人的位置上，如何突破父系親屬倫理、重構並延續新的關係與家庭的意涵，成為了女同志研究的關心，而非對抗式的「出櫃／現身」（沈姵君 2012；李慈穎 2007；胡郁盈 2017；趙彥寧 2008）。

總結台灣家庭中的父權結構，重男輕女造成資源容易傳子多於傳女，父系傳承又強調連結兒子、切割女兒與原生家庭的連帶，容易形成兒子掌握資源、預期成為家庭支柱，而女兒欠缺甚至被剝奪資源的情形。傳宗接代的子女角色任務則鞏固了異性戀子女和原生家庭的關係，非異性戀子女則處於現身困境，需要過著雙重生活或是努力重構新的家庭意義。由此可見，性別與性傾向間可以交織出差異複雜的腳本，使得異性戀子女與非異性戀子女各自要和不同樣態的父權討價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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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需要注意的是，在孝道的邏輯下，父母的「給」和子女的「報」相生，得到優勢的同時也意味著承擔義務。

在親子關係中，除了子女的差異外，也需要注意父親所扮演的父職、母親所扮演的母職也不是一致的親職實作，因為家庭內的互動也是夫妻做性別的場域。

例如家務分工的研究中指出，夫妻會藉由家務工作分配來做性別，尤其是在妻子的收入遠高於丈夫的時候，妻子可能會做更多家務工作以中和性別秩序 (Bittman et al. 2003)。因此，父母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教養子女、與子女互動，也可能會展現出父母如何做性別。

在本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是，性別／性傾向的作用與學歷／階級之間是交織的。舉例而言，在第一代大學生的個案中，由於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低，父權的效應又會更顯著。既有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提昇與社經地位提昇，對於男女皆有傾向於非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的效果（呂玉瑕 2011）；換言之，低教育程度的勞工階級父母父母的性別角色態度可能趨於保守。因此，第一代大學生子女所面臨的在性／別上的親子關係協商可能會更加嚴峻。

此外，出身勞工階級的女性感受到的侷限與無能感可能比起男性來得更加劇烈：一方面是「上嫁」的論述形塑了勞工階級女性似乎只能利用美貌與性換取成功，而否定了努力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在勞工階級成功翻身的敘事中，向來不存在女英雄，女人想要成功的欲望被當作只是一種嫉妒 (Lawler 1999:

11-13)。Lawler (1999) 針對 7 位勞工階級出身、自認現為中產階級的英國白人女性深度訪談，指出女性流動者感受到更多的是「冒牌」焦慮：一方面怕自己被

（病理化的）勞工階級的出身拉回去，另一方面也怕自己被拆穿是假冒的布爾喬亞。Lawler (1999: 5) 認為階級關係不只是經濟關係，也是「優越／次等、正常／

異常、評價／羞辱的關係」(relations of superiority/inferiority, normality/abnorm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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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ment/shame)。Lawler 的發現呼應了 Skeggs (1997) 在 Formations of Class &

Gender 中，指出勞工階級往往受到病理化 (pathologized)、勞工階級女性永遠無

法「做對」(get it right)。

因此，從既有研究可以得知，階級的作用影響了對於性別／性傾向的價值取向。同樣是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女兒，和兒子所經歷的階級／性別經驗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本研究中，將會進一步考察在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中，階級、性別與性傾向如何交織作用，影響其社會互動的行事邏輯。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進行，研究對象為父母皆為低學歷的高學歷子女，訪談的內容主要包括子女與父母的親子互動經驗、關於子女的求學、就業及戀愛婚姻等生涯決策上，親子之間的價值觀與期待的異同，以及實際上彼此採取了什麼樣的策略互動／不互動。

我所定義低學歷父母為最高學歷為高中職以下，高學歷子女為最高學歷為大專以上。因為在台灣的升學主義文化下，中等教育學校傾向以考試升學為優先要務；但高等教育則重視培養批判性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取得大專以上學歷的文化資本，蘊含其養成的慣習可能迥異於高中職以下的學校所養成的。

然而，在台灣，大學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尤其是公立與私立大學、普通大學與科技大學之間的隔閡，使得大學之間相當的異質。為了避免大學間差異造成是否學歷作為主要變項的效果曖昧模糊，我將子女個案限制為頂尖大學畢業者。本研究中的頂尖大學，以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所定義的12 所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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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為操作性定義³，一方面這表示了這些大學有受到制度性的肯定其社會評價，

另一方面得到教育部的資源挹注，也可能使得其學生在就學期間得到更多的資源。

本研究並不以一般化推論為目標，而是透過呈現出低學歷父母與高學歷子女豐富的親子協商經驗，作為一種階級差距親子關係的特殊個案，分析其在個案生命歷程中，如何產生形塑其認同、理念與行為傾向的意義結構。因此，我以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合適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包括張貼徵求受訪者表單在

Facebook、PTT 和樂家庭版 FamilyCircle 及 Plurk，並從朋友尋求介紹合適受訪者。訪談進行時間為2017-2018 年間，最終完成訪談個案數為 20 人，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如以下表1。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概要

化名性別性傾向年齡職業父職業母職業

黛比女異性戀 31 翻譯業 PM

退休（偶爾開計程車）

電子工廠作業員

海倫女雙性戀 28 自由業

清潔人員兼職倒垃圾

清潔人員

小瑩女泛性戀 25 學生中藥商中藥商

小威男同性戀 25

學生兼任媒體編輯

司機餐飲業員工

3 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長庚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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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男

雙性戀

（偏同性戀）

25 學生 N/A 保險業務

阿源男

無性戀

（偏同性戀）

32

郵局約聘人員

工廠管理職無

小芬女異性戀 26 人資務農務農

小宇女同性戀 22 研究助理

紙工廠老闆（已歇業）

家庭主婦

西恩男同性戀 28 媒體業製造業工人車衣服工人小波男同性戀 25 學生 N/A 專櫃人員

蒂蒂女同性戀 25 學生

無正當職業／賭博

夜市賣娃娃

伊可女異性戀 23 待業香菇農

家庭主婦兼幫家裡工作

愛咪女異性戀 34

採購／業務

退伍軍人總務

阿尼男異性戀 25 待業金紙店金紙店阿翔男異性戀 26 待兵役五金行退休喜德男異性戀 26 研究助理失業會計雷恩男異性戀 27 學生司機兼職幫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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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男跨女

同性戀

（喜歡女性）

23 學生 N/A 保險業

瑞雯女雙性戀 26 研究助理 N/A 菜市場擺攤

克洛男

無性戀

（偏異性戀）

23

遊戲設計師兼職作

家

計程車司機清潔隊隊員

為了保護受訪者身分，受訪者的名字及最終畢業學校皆經匿名處理，且在本論文中會在保護受訪者身分的必要範圍內，編輯受訪者說話內容（如：將「台北」改成「北部」）。在呈現訪談內容時，為了閱讀流暢，我會編修冗詞贅字，但在分析上有必要時會盡可能還原原來的說話內容。

（一）抽樣方法

因為訪談個案數較少，屬於小樣本研究，為了避免個案間變異程度太大，以致於影響解釋力，我依據最能夠彰顯親子間認知差異、關係衝突及協商的標準進行理論抽樣。在已控制一些變異的個案之間，再以極大化變異抽樣法（吳嘉苓 2015: 40）的方式，尋找可以突顯不同樣態的親子關係協商的個案。以下，首先我將說明本研究中將會控制的變異；其次再說明我會極大化抽樣的變異。並分別解釋我控制與極大化的考量為何。

1. 控制的變異：世代、學科與婚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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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控制的變異包含四個面向：世代、學科與婚育狀態。簡而言之，我會選擇的個案是初顯成年期（約22-35 歲）、大學就讀科系收入偏向較低、不穩定，且尚未婚育的人。

首先，世代的部份我藉由初顯成年期的理論觀點，在後工業社會中，剛進入成年期的人在完全自立之前有一段「準備」成人的階段。這些青年因為尚未在經濟上與情感上脫離於原生家庭，因此界在依賴與自立的矛盾位置上。在本研究的定義中，初顯成年期的子女大約是22-35 歲之間。

其次，如果子女的學歷給予很大的求職優勢，父母仍然可以產生「可以找到高薪、穩定工作」的信念，因而減緩給子女的壓力，以及產生關係衝突的契機。

因此，本研究排除工程、醫藥衛生、自然科學學門畢業的受訪者，僅以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學門畢業者為研究對象。

最後一點是，由於進入婚姻、生育子女，在文化上和經濟生活上往往意味著較高的獨立性。尤其是在象徵的層面上，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家」。親子關係將由一個家庭內的動態，變成兩個家庭間的動態，在分析上會增加複雜度。因此我最終決定排除已婚、已生育的個案，僅以未婚育者為研究對象。

2. 極大化的變異：性別與性傾向

我在性別及性傾向的面向上，尋找各種不同類型的子女及其父母訪談。在我聚焦在這兩個向度的變異中，可以突顯出家庭內的「資源配置」與「關係連結」

的面向。首先，性別的向度上，男性容易比女性更容易獲得資源的集中，尤其在資源較匱乏的勞工階級家庭可能更是如此。擁有資源的同時，意味著更有協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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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碼，或是更有回報父母的責任。其次，在性傾向的向度，異性戀比非異性戀更容易符合結婚、傳宗接代的期望，容易和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連結，而不需要隔離出雙重的生活。然而，既有研究指出女同志較不採取對抗性的現身／出櫃，而是重構家庭關係的意義（胡郁盈 2017），因此可以進一步檢討性別與性傾向交織之下，關係連結的差異。

藉由兩個軸線，大致區分出四個類型。性別的軸線依男性／女性的軸線，性向則是主流性向／邊緣性向。基於以上的基礎，我繪製出如表2 的個案選取架構圖，尋找四種極端類型的子女，並且盡可能均勻的訪談四個類別。

表 2、個案選取架構

主流性向邊緣性向

男性直男男同志

女性直女女同志

（二）研究方法反思

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身為研究者，往往在自己的位置、受訪者的位置，彼此之間的關係之間，感受到焦慮、迷茫或罪惡感。我相信這是質性研究者的必經之路。在本節中，我將分享本研究中的三則研究反思筆記，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

（尤其是以家庭關係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作為借鏡。我的研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希望我的研究反思也能夠達拋磚引玉之效。

1. 反身性議題：研究者作為第一代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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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其實並不是完全以第三人稱視角，因為我本人也與研究對象一樣，屬於第一代大學生。所以，這本論文寫的不是「他們」的故事，而是「我們」的故事。

我開始進行這個碩士論文研究的起點是來自於我自己和我父母之間的關係。

隨著我進到大學，我感受到讀書的結果是離父母越來越遠。中學時的讀書和大學後的讀書，在質的意義上就完全不同。中學時讀的科目是父母的共同經驗。那些詩詞和算數，中國朝代更迭，彼此都還能閒聊幾句。中學時的讀書走在一條直線的階級流動軌道上，分數考得越高，父母就越安心未來能有份安定的工作。大學之後，我越來越說不上來我在讀什麼東西。以往空空的、只會放學校課本的書架，慢慢擺上一本本厚厚的書、爸媽可能一輩子都不可能翻開來讀個五頁的書。

尤其當我離開了那個（他們以為）他們可以理解在幹嘛的法律系，來唸我爸總以為是社會科、我媽總以為是社工的社會學。「會讀書的孩子是好孩子，身為父母就應該要好好栽培他」、「讀書就有前途，可以不用做我們這種辛苦的工作」，當這樣的信念，遇上了不知道研究所是什麼鬼東西、碩士博士到底要唸多久、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工作時，糾結矛盾產生了。

人會老、會病、也會死。時間總是和我們對抗著。當我從大學畢業，進到研究所，我的父母的年齡也已經逼近六十大關。長年從事體力活的他們，陸續出現一些身體疾病，也會抱怨工作太累，想要早點退休了。這些抱怨就轉化成我身上的壓力，明示暗示地催促著我趕快去找份穩定的工作來養家。於是，只要回家就要面對無奈，面對所謂「現實的」、「經濟的」考量。我變得越來越不愛回家，以逃避遇到父母就要處理的這些難題。有了宿舍後，越來越喜歡窩在研究室裡，直到夜半三更，或是清晨旭日東昇，我才騎著腳踏車回宿舍，小心翼翼地沐浴就寢，深怕吵醒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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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始把我自己身上的議題當成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時，每每當我省思我的問題意識，我就越察覺自己身處在中上階級的學術世界裡，其實諸多侷限阻礙自己往前行的階級情感，並不是自卑，而是恨。我會恨如果自己不是生在這樣的家庭裡，或許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的世界裡，不用覺得從事學術活動是一場高風險的賭注而戰戰兢兢。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去哪裡，憑我能走去哪裡。其實和這一個研究主題相視而坐時我的心從來就靜不下來，許多的情緒，焦慮、緊張、煩悶、恐懼、怨懟、悲傷反覆地襲來。但我也無法放任自己恨自己的家庭，因為我也深知父母對我、對這個家庭投注的愛與勞力沒有少任何一分，甚至讓我時常覺得自己能生長在這樣和樂的家庭裡多麼幸運。

矛盾的情緒讓我在訪談的過程中，試圖理解其他的第一代大學生是不是面對和我相似的困境，以及想要知道他們有沒有採取什麼好的策略來緩和自己和父母之間的關係。隨著我聽越來越多人的故事，我開始意識到，其實第一代大學生們的父母並非是本來就那麼不可理喻，反而父母因為一方面不熟悉子女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敬重子女的生活，給了子女許多空間。但子女們常常是預設父母不可能了解自己，而預先地把父母排除在自己的世界之外。這種預設也是一種傲慢，子女們往往沒有試著去想像父母其實還是可能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去類比、推測子女的處境，而給予支持，反而其實是輕視了父母的生命經驗。即便不是如子女所期待、所預想的那種模式的「理解」，但身在不同處境的「同理」仍然是可能的。訪談讓我看到的更寬廣的世界開啟了我願意試著向父母部分揭露自己生活的契機，也讓我試著用貼近父母一點的方式去溝通我對於升學、職涯方面的觀點和顧慮。

然而，把自己的個人議題當成研究對象的一大問題是，到底是在煩惱自己的生活，還是在煩惱如何釐清研究議題，時常在內在是混淆的。個人煩惱和研究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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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相互交纏，相互加強。在分析訪談資料時，我很容易讀到與自己的經驗相似的段落時，一時無法分析下去。情緒會浮上來阻隔我以某種學術要求的「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去組織、去論述這些經驗背後的社會結構如何運作，甚至是聯想到自己的生命經驗而浮現對家庭的負面情緒，以致於論文的寫作停滯，難以前行。

同時，我也很容易站在一個過於同理受訪者的立場，因此每當和老師討論到要試著指出受訪者侷限住自己的「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 的時候，對我而言總是很難跨出那一步。因為指認出受訪者因為某種文化框架而將自己想像成很無助、

很悲慘，於是侷限了自己的可能性的時候，好像就在譴責自己，我所經歷的苦難其實是庸人自擾。也許當初以為把個人議題當成研究對象可以用學術的取徑幫助自己處理艱難課題，但結果是把一個煩惱變成兩個煩惱，一個頭兩個大。

時至今日，我仍然不敢說我有辦法做到所謂的「二度斷裂」。即便可以看到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但其實連與受訪者的經驗之間好好的「一度斷裂」都很難說有辦到。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相互映照的是，當我一一指認出受訪者們遭遇的困境時，我也看到我在論文寫作中的困境好似也就是受訪者們的困境，而感受到自己的困擾有得到安放的空間。

我想，選擇自己身處的議題當作研究對象是高風險的決定，我不會建議未來寫碩士論文的同學做出這樣的決定。但是這個漫長而不順暢的旅程中，仍然不能說無所斬獲。有意採取相同模式撰寫碩士論文的同學值得審慎評估。

2. 我來、我聽、我拿走的焦慮與言說的渴望

剛開始要做訪談的時候，我有一種不安感、虧欠感、焦慮。好像我來、我聽、我拿走，別人憑什麼要講他的生命故事給我聽呢？而且還是很私密的家庭生

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 子關係衝突

Moving Up or Drifting Away? Parent-Child Conflicts of Elite Liberal Art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謝宇修 Yu-Hsiu Hsieh

指導教授：藍佩嘉 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感言與謝辭

摘要

Abstract

目錄

表目錄

獻給我的父母 謝山山與張慧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向上流動卻逐步遠離？：菁英文組第一代大學生的親子關係衝突

指導教授：藍佩嘉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D.

獻給我的父母謝山山與張慧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