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PDF 論政治罷工合法性 - 政大學術集成

者所有的勞動與經濟條件嗎？甚至是只要能夠維護勞動者的勞動與經濟條件就 足夠了嗎？如果國家直接以行政或立法手段侵犯或直接剝奪勞動者的團結權或 罷工權，難道就還有必要堅持團體協約為中心的這項論點嗎？因此，與其在各 個破碎的憲法條文拼湊出集體勞動權的面貌，有少數學者從人性尊嚴的角度出 發，重新看待整個集體勞動法制 76 。在我國，人性尊嚴已被大法官解釋 77 以及通 說所肯認 78 ，並且多數見解認為人性尊嚴不但是一種基本權利，甚至是憲法的最 高原則，作為解釋憲法規範之標準，對於整體法秩序有指導性理念的性質。人 性尊嚴套用在勞動關係中，必須先理解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動者作為雇主生 產之一環，其生命中有極大部分依賴付出勞動力以換取報酬而生存，而勞動力 與付出勞動力之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雇主對於該勞動力有支配統治權，也就 是對於該勞動者具有支配統治權，雇主對於勞動者擁有經濟和社會上強勢力 量，勞動者只能依附於雇主的生產體系，其人格並非完全存在，而是從屬於雇 主，此亦個別為勞動法領域中「從屬性」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例如判斷雇 傭關係是否存在。而在集體勞動法的領域，要如何扭轉從屬性與雇主的支配地 位，克服及消除勞工被物化和個人人性尊嚴的找回，就是勞動者透過同盟（工 會）的集結與運作，才有可能去扭轉這樣的不平等的從屬支配關係，也才得以 不變成他人組織權力的純粹客體和他人達成目的之工具。因此，罷工除了能克 服、降低和消除勞工被物化的現象以及回復勞工完整人格，甚至還包括勞工得 以對於勞動生活中重新找回自決權利，這樣的方式，才能夠建立一個確保人性 尊嚴的社會存在。這也是日本自從 1970 年代從自由主義發展出的勞動爭議權理 論 79 ，將勞動爭議理解為「勞動者之集團的自我決定＝共同決定」的權利，勞工

448 陳清秀，稅法總論，頁 468，註 39，2018 年 4 月，10 版。 449 黃士洲，稅捐舉證責任與協力義務的規範關聯－以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55 號判決為例，載：稅捐 證據法制探討暨台灣 2012 最佳稅法判決，葛克昌、劉劍文、吳德豐主編，頁 213，2013 年 3 月初版。 450 學者葛克昌甚至認為：「協力義務與推估制度，旨在提供納稅人有選擇權，選擇盡協力義按申報核定降低稅 負；或選擇免為協力義務，以多納稅換取資訊與行為自由。亦即推計課稅保障納稅人免於提供揭露資訊之協 力義務，同時簡化稅法之施行，讓納稅人保留更多自由。換言之，其合憲性在於更確切保障納稅人資訊自由 基本權。」參葛克昌，稽徵程序之證據評價與證明程度，稅捐證據法制探討暨台灣 2012 最佳稅法判決（第 3 章），頁 132，2013 年 3 月初版；學者黃士洲似持相似看法：「推計課稅亦有納入納稅人權利保障之重要意 義，推計課稅為「更確切保障納稅人基本權』，保障納稅義務人免於強制提供細節資訊之協力義務，同時簡 化稅法之實施，保留納稅義務人更多的自由。」參黃士洲，稅捐舉證責任與協力義務的規範關聯－以最高行 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55 號判決為例，載：稅捐證據法制探討暨台灣 2012 最佳稅法判決，葛克昌、劉劍 文、吳德豐主編，頁 220，2013 年 3 月初版。惟基於稅捐稽徵機關承擔依法及平等執行稅法之職責，應本於 職權調查原則發現事實，以核實課稅，則納稅義務人是否得主張推計課稅，頗有疑問。而由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847 號判決觀之，上訴人財政部臺灣省區國稅局主張：「法律上並不允許納稅義務人有帳載不全 之情事，否則將使『稅務行政』秩序大亂，人人任意即可帳載不全，則其徵稅之行政目的如何能達成？原判 決允許納稅義務人有請求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公法上權利，顯不合稽徵目的，況所得稅法第 83 條並未明文 規定納稅人有此公法上請求權，反而是賦予稽徵機關於核課時有此權利，故原判決違背法令。」最高行政法 院於判決理由表示：「若被上訴人確有虛增製造成本及營業費用之事實，又有未依法取得憑證（包括取據偽 造之小商號收據會計憑證）之事實，則上訴人自非不得據此，查核被上訴人之應補徵之本稅及漏稅額，認定 被上訴人未取得憑證之總額。是本件是否符合推計課稅之要件？仍有待商榷。又得否以推計課稅之方式免除 虛增製造成本及營業費用以及未依法取得憑證（包括取據偽造之小商號收據會計憑證）等事實之責？亦有研 議餘地。」似亦同意「推計課稅」並非是稅捐稽徵機關之義務；參蔡孟彥，推計課稅之舉證責任－以日本法 為核心，載：稅捐證據法制探討暨台灣 2012 最佳稅法判決，葛克昌、劉劍文、吳德豐主編，頁 630，2013 年 3 月初版。

由此可知，維護屬基本權基礎之人性尊嚴 296 ，應為憲法保障集體勞動權之核心目的。 而司法院釋字第 373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對於包含團結權在內的勞動三權應予以保障， 乃因團結權之功能與目的在於改善勞動條件，增進勞工社會及經濟地位，影響全體勞工 之勞動生活與福祉，與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有重大關聯；另學者黃程貫更進一步提出集 體勞動權係憲法將社會自治任務委託由勞資雙方共同訂定之意義，且更有積極回復勞工 自決權及人性尊嚴之最高憲法價值 297 。學者謝棋楠亦認同黃程貫之見解，認為工會乃是 為了個別勞工而存在，雖然給予工會過多的權利（與雇主約定禁搭便車條款） ，可能會對 個別勞工的消極團結權造成侵害，但在兩相權衡後，判斷應更重於保護個別勞工積極團 結的行使，合理限制個別勞工行使消極團結權；若允許非會員之個別勞工可以受益於團 體協約勞動條件，而無須支付分擔工會集體爭取努力之成本與代價（俗稱搭便車行為） ， 形同鼓勵不勞而獲，也會破壞工會運作。故合理限制消極團結權之行使範圍，此舉當是 符合與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眾利益之必要而合憲 298 。

細探 GATT 關稅承諾條文之談判背景，可發現出口稅應如何處理，早在 GATT 前便有過爭執。1946 年倫敦聯合國貿易暨就業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 ） 第 一 次 研 擬 國 際 貿 易 組 織 （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 關稅談判相關條文時 67 ，各締約國便對於應談判以降低各國「進 口關稅」達成共識，然而出口稅應如何處置？美國認為應直接廢除出口稅，原因 可能是其國內法本就為避免國會對於不同地區之產品有歧視性待遇而禁止對於 出口產品施加任何稅賦 68 ，美國並指出保護性出口稅與保護性進口關稅可能具有 同樣的目的，故應規範之 69 。英國則為了確保殖民國家加工業之利益，希望對於 出口稅之限制可與關稅減讓表相同，存有商議及一定的實施空間 70 。對此，會議 主席認為，出口稅是原料生產國可以合理使用的措施，藉此讓原料生產國的加工 業可以留在國內，不會因為受到進口關稅壓迫而必須遷址至其他進口國家，故主 席不同意出口稅應直接廢除，並表示可以開放討論 71 。最後，會議提案的規範為：

1972 年，朴正熙為了確保自己終身總統的地位，在 10 月實施「維新」 （유신） 體制，貫徹官僚獨裁主義，使得原先朴正熙的政治合法性問題更受質疑；為了淡 化公眾不滿，朴正熙試圖以經濟成績來購買政治合法性。往後的十幾年期間，朴 正熙政府透過提供重點工業巨額貸款，與投資許可證的分配，管理國家重點項目 的投資，這兩個機制不僅使資本向特定集團集中，培養出巨大財閥，也讓經濟績 效和政治間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也因這樣的政策，促使企業所有者對於穩定的 勞動隊伍或透過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以提高生產力等方案興致缺缺，反而更 試圖透過剝削廉價勞工來促進利潤最大化。換句話說，在國家產業政策決定的擴 張型性戰略和國家強烈的親資本、反勞工政策相結合，創造出對雇主長期有利的 勞動市場條件下，比起培養對企業有認同感、肯全心投入工作的勞工者，雇主反 而以高度專制和被濫用的威權，壓榨工廠內的勞工，不僅加深產業中勞資雙方的 問題，也累積起勞工的憤恨與怒火，為後來韓國勞工的好戰性提供了跳板（You, 1995:129; Koo, 2001／梁光嚴、張靜譯，2004：36-40、85） 。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系所 ________________組 105學 年度第⼀一學期取得 碩⼠士學位之論⽂文。 This form attests that the _____________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received a

56 而這種立法方式，不啻如陳新民大法官之疑慮般，形同全面禁止性交易，使實際 上存在的性工作者處境更為艱難外，其增訂之第 91-1 條不僅限制條件過於嚴苛， 並委由地方政府自行設立，使得各地方政府不願淌這般渾水，性交易合法化終究 胎死腹中，而性工作者們更無尋求中央政府正視他們權益並解決問題之機會。在 新法成立後，雖亦有基隆市及雲林縣曾因地方財政及觀光發展之考量，有討論要 在該地成立性交易專區 25 ，但最終仍因當地居民之反彈及利益團體的批評下胎死 腹中，遲至今日，社維法第 80 條及 91-1 條已修法 4 年，迄今仍未有性交易專區 之成立，反對者不外乎仍係出於國民健康及善良風俗等考量，各地方首長反對之 理由亦不外乎以與地方價值不合或民風純樸難以接受等說法簡單回應 26 ，甚而討 論最激烈的基隆市議會，最終亦在「性交易易成治安死角及犯罪溫床」 、 「性工作 不應該宣示成一個工作選項」 、 「影響婚姻及家庭和諧」等說法而喊卡 27 ，至於究 竟為何「性交易為何不好」或者「性為何不可被販賣」等完整說法，仍未見政策 面上的深刻討論與分析，也因此性交易合法化在我國實踐上之討論，也就隨著大 法官多數意見的曖昧暗示及立法機關的巧妙避開肯否爭議，使得性工作者的權益 仍舊未見充分保障，而新修正的社維法與大法官們的一番美意及載於協同意見書 的期盼相比，更屬狗尾續貂之作了。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林火旺 博士.[r]

因其涉及公益而雇主有比較高的容忍。而在解釋此兩款時，應該分成兩個階段來 探討，首先應該討論勞工是否該當各款事由，次之則是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第一目 以「勞工對雇主重大侮辱」作為解僱事由 在勞基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勞工是否對於雇主有重大侮辱的部分。關 於如何認定「重大侮辱」 ，實務上多援引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631 號判決 所提到的標準：「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 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 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 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 。除此之外，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 91 年度勞上易字第 3 號判決中法院提到： 「重大二字，應指因該事由而導 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而有賦予雇主立即終結勞動關係權利之必要…若某事 由之發生，並不導致勞動關係進行受到干擾或有所障礙，則雇主即無據以解僱之 正當利益」 。對此說明得更為清楚的，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勞訴字第 17 號判決中提到： 「又所謂『重大』 ，係指勞工之侮辱行為，已經嚴重到期待雇主繼 續勞動契約給付工資，甚至僅是至預告期滿均已成為不可期待之狀況，或繼續勞 動契約將造成雇主之損害，非採取此等非常手段，不能防免時，即足當之」 。

無疆。朕以寡昧，不承鴻緒，寅畏三靈，憂勤百姓，考明哲之餘論，求 經邦之長策。帝業之重，獨任難以成務；天下之曠，因人易以獲安。然 則侯伯肇於自昔，州郡始於中代，聖賢異術，沿革隨時，復古則義難頓 從，尋今則事不盡理。遂規模周、漢，斟酌曹、馬，採按部之嘉名，參 建侯之舊制，共治之職重矣，分土之實存焉。已有制書，陳其至理。繼 世垂範，貽厥後昆；維城作固，同符前烈。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梁州都 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 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 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 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 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 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聞詩、禮；或望 及間、平，早稱才藝，並爵隆土宇，寵兼車服。誠孝之心，無忘於造次；

在討論「警察權可否介入罷工事件」此一問題時，除了警察權發動本身所需具備 要件之外， 「罷工」本身所具備的社會功能以及憲法意義，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法秩序之所以會允許「罷工」這樣一個充滿侵略性的行為 的存在，甚至容忍它進一步對於私人間的契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是因為人類社 會在經過上百年的演進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樣貌有了正確的認識。它並 非是一個憑空冒出的空想制度，而是一個充滿著血淚經驗的「社會化」結果。若 我們高喊著「契約自由」及「私法自治」 、但卻忽視實際社會上所存在著的勞資 不平等的關係，那不斷累積著的衝突及矛盾終將毀滅整個社會以及支持著這個社 會的制度。正如學者林佳和所言： 「衝突的解決，恐怕不是壓制衝突，而是藉著 合理的衝突來解決衝突。」 282 罷工及相關爭議行為制度的存在，某種程度正是為 了緩和這個充滿著扭曲的社會。因此，在特定法領域內進行思考時，應同時考慮 罷工背後所代表的獨特社會意義，並試著融入此一理念，不宜以該領域內的原理 原理原普遍性的適用於罷工事件，而導致罷工遭到實質上架空的結果 283 。以下將 分別自不同的警察權限發動要件切入，思考在不同的警察任務要求下，是否存在 著合理化警察介入行為的可能性；同時，若考量「罷工」及「糾察線」是分別獨 立的爭議行為，本文將試著針對此兩種爭議行為為警察權的介入畫出可資判別的 界限。最後，若我們肯定罷工所具有的特殊社會意義以及憲法價值，勞動法領域 內特有的原理原則亦應一併納入考慮。

重組在職員工目前使用的設備，以使身心障礙人士得以容易地使用；2、調整工 作、改採兼職方式或修改工作時程、分配適當職位、取得或修改設備或裝置、適 當地調整或修改各種測驗、訓練事務或政策、提供適當之助讀者(readers)或翻 譯人員，以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其他相類似的配合措施 26 。而美國平等就業機會 委員會就「合理配合措施」的解釋，包含 1、修改 (modifications)或調整 (adjustments)工作申請或測試過程，使合格身心障礙求職人在此過程中可以被 考慮其對所尋求之職位是否適任；2、調整或修改身心障礙者所尋求或持有工作 之工作環境或情形，使其利於履行工作之基本職責； 3、使合格身心障礙受僱人 與位處於相類似職位之非身心障礙受僱人享有平等之福利與就業之基本權利，例 如，允許受僱人利用有給薪之休假或額外提供未給薪之休假去作必要之治療、調 整雇主所提供之運輸工具，使身心障礙受僱人利於使用、提供個人化之協助等 27 。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建議雇主在提供合理配合措施前，應先遵循下列之 原則以避免爭議之發生：1、分析該工作之目的與其基本職責；2、藉由與受僱人 或求職人之商議而瞭解其因身心障礙所造成與工作相關之限制，以及此限制可以 如何被克服；3、尋求受僱人與求職人之協助，以確定可能之配合措施，並評價 每項配合措施對個人履行工作基本職責之有效性；4、考量個人優先選擇之配合 措施，並挑選、執行對雇主與受僱人、求職人雙方當事人最適當之配合措施 28 。 因此，史康波以哈伯瑪斯的「對話倫理」與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對於「合理 配合措施」之規定、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解釋為基礎，進而營造一種「資 訊移轉模式」 （information-shifting model） 。其論點重心在於勞工若得以向雇 主表露其個人特質或特徵，雇主也需對於該特質或特徵做合理的回應或調整，就 如同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對於「合理配合措施」的規定，經由勞雇雙方的溝通與 商議，雇主得就勞工個人的特徵或特質適當地改變其工作環境或工作條件，則可 以使勞工個人的特徵或特質融入雇傭關係中，以達實質平等。

研究生： 郭大維 指導教授： 楊世雄 博士 曾慶豹 博士.[r]

5 民檢察院提出，並遵守本條例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 二十條的規定」 。這事實上是以政府行政法規的形式規定了司法機關與立法機關 的職能，這一做法在三權分立的民主體系下或許有危險，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 行政主導的國家卻也自然地被接受了。由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並未頒佈各自的信訪辦法，於是全國的信訪格局便僅由這 樣一部行政法規便得到了確立。然而這樣一部牽涉極廣的法律文件全文僅 51 條，缺乏程序性設計與實質性效力，凡此種種都注定了信訪制度在實踐中的光 怪陸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41 條被認為是人民向政府及相關部門信訪的權 利來源，該條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 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 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 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信訪權正是這樣一種批評、建議、申訴、控告和檢舉 的權利。然而這一解釋卻並不能完全支持信訪制度的現實，因為信訪制度在現 實中並不僅僅承擔人民與國家機關及其行政人員間的糾紛案件，它還涉及私人 間的糾紛解決以及人們參政議政的政治行為。應星在考察中將信訪制度與行政 救濟制度聯繫起來，他將信訪制度當作是一種特殊的行政救濟手段，是共產黨 所創設的一種特殊的行政救濟方式。不過他也發現了信訪制度的權利救濟與安 定秩序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張力，而正是這種張力導致了信訪制度的內在矛 盾性。信訪制度的內在矛盾性使得它成爲了法治的敵人，因爲信訪救濟在尋求 實體正義的過程中往往罔顧程序正義；然而正是因爲它可以打破程序的掣肘實 現實體正義，因此又成爲法律救濟的一種解決糾紛的替代性的互補手段 7 。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信訪案件的類型多種多樣，有些案件是源於人民與公權力 之間的對抗，但是也有一些案件是人民希望藉由公權力來處理私人的事務。而 這樣的現象也提醒我們，在分析信訪制度的時候，我們無法單一地認爲信訪案 件只是體現了人民與公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信訪制度事實上更顯示出了人民 希望權力介入的狀況，信訪制度的運作其實就是一個尋找權力的過程。國家在 運用這種權力時並不存在一個確定的程序，而只有一個確定的目的，那就是為 了實現基層的治理。為了基層的治理，司法權力可以受制於信訪權力；為了整 體的利益格局，權力也可以進行各種妥協。

142 過渡時期的相處模式，日前台北以中華台北名義的「觀察員」參與世 界衛生組織大會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在歷史上，也不乏主權國家在 憲法中明確讓渡部分主權給另一個主權國家，使之成為扈從地位或保 護國模式的實例，例如在熱那亞共和國在 16 世紀初制定的憲法，便確 立自己成為西班牙王國的「扈從」地位，接受成為西班牙的附屬國家 地位 25 。在近代亦然如此，這種在憲法中以自我施加限制國家部分主權 來換取鄰國或是特定國家的保護的方式在歐洲國家之間並非少數，例 如與摩納哥條件接近的歐洲小國安道爾、聖馬利諾等，又例如二次大 戰之後的芬蘭也是如此 26 。採取類似於前述限制自身權力模式的國家皆 有一個共同點─讓渡權力國與被讓渡國間國家實力差異懸殊，因此讓 渡權力國家必須藉此才能確保國家完整性與獨立性，避免遭到兼併或 侵略。而兩岸之間也有相同的情況，台北方面與北京方面在整體的政 治實力、自然資源、國防武力都有著不對稱的差距存在，身為弱者的 台北政府，在面臨強大的北京政府，勢必需要尋求能保證已身獨立的 保證方式，而摩納哥模式也是一個值得台北方面思考的方式。

個人本身沒有目的，沒有意志，他必須在國家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而自 由主義則堅信個人為唯一存在的實體，有目的，有獨立意志，並有天賦不可 剝奪的權利；國家之存在，在維持公共秩序及增進個人之福利。 四、知識與真理的特質。極權主義認社會國家之結構，係基於人類天賦 智慧之不平等，統治階級具有最高之智慧並為真理之主宰，故主張知識與真 理均應由統治者來傳播。而自由主義強調天賦平等之權利學說，認知識係經 學習及經驗而來，真理則散佈在每個人之心中，故主張言論自由，真理愈辯 愈明。 2

思考的僭越式存在呢？進一步來說，在新舊天人關係的交替中，我們已經發現 某種獨特的溫和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實際上指向為許多學者所支持的中國古 代思想的「連續性」 。張光直在文明比較的視野下提出，中國古代文明具有一種 根深蒂固的「連續性」型態，並集中表現為一種整體性的宇宙生成論。 19 這種 理解模式認為古代中國不像西方那樣與薩滿傳統，亦即與巫文化產生決定性的 斷裂，而是延續性地發展出了一套有機和諧、相互關聯的整體宇宙論。 20 應該 說，整體宇宙論或某種內部「連續性」的研究對理解中國古代思想的特質有著 重大的貢獻，並在當代西方漢學界不斷得到新的迴響， 21 實際上，張光治並沒 有過分誇大整體宇宙論對社會結構本身的影響力，而是認為它可以作為重新調 整社會的經濟關係的主要工具，以促進財富的集中。 22 不過如果說這種整體宇 宙論代表著一種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深層「連續性」 ， 而且代表著某種有關政治秩序的觀念，那麼戰國以降對君主集權的擁護，是否 正是這一「連續性」的結構性產物呢？ 23 換言之，這種「連續性」似乎意味著 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存在某種固有的秩序圖式，先秦諸子在戰亂頻仍的時代所 致力探索的，就是如何恢復這種既有秩序，而權力高度集中於君主的政治結構 被確認為實現這一目的最佳、甚至唯一方案。 24 如果先秦思想終究以這一「連

歷史敘事的理解與組織模式。而這將再次點明實際的意識經驗（歷史）是如何 先發生，之後由歷史學家書寫（意識）歷史，接著再由小說家撰寫故事。 第三章根據上述論證，透過敘述意識概念的細節回顧，以及意識如何建構歷史 敘述之脈絡，進一步闡述理論。本研究較為獨特之處，在於對主體性、客體性 與相互主體性之間，整合運作聯繫性之分析。第四章將詳細剖析各種特定的美 學因子，以及這些因子在理論架構中，歷史意識兼敘述之「發展中網絡」裡所 扮演的角色。此分析之重要元素乃是本人對於生活與文學中表達模式之檢視，

齊克顯然認為，符合了（弱的意義的）洛克但書的佔有行為，已經保證了他人的 情況不會變得較以往更壞，也就沒有侵犯他人權利的問題，而佔有行為影響的不 過只是他人佔有的機會罷了。然而筆者認為，佔有機會的多少決定了佔有的事實， 佔有的事實則會在一連串的交易行為當中產生無窮無盡的影響，如此又怎能說佔 有機會的減少不是一種權利受到侵犯的事實呢？讓我們假想一個小島，僅有一塊 土地與兩個人，依照諾齊克的觀點，當甲對土地的佔有符合了洛克的但書，亦及 甲雖然佔有了土地，卻提供工作的機會給乙，讓乙可以憑藉其勞力賺取金錢使其 生活水準不比以往更差時，那麼甲的佔有就是合理的；然而我們卻會發現，一段 日子過去了之後，靠著與小島以外的世界進行交易，甲的所得愈來愈高（如同當 今資本主義社會中多數資本家的處境），而乙的生活水準儘管不比甲佔有土地之 前差，卻始終只能領取甲所給予的固定薪資（如同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受薪階層） ， 則此時如果表明乙並沒有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否欠缺說服力呢？再假想，如 果乙的經營能力較甲優越，倘若換做是乙佔有土地而甲受雇，則兩者的所得都會 比甲佔有時更加提升，卻因為甲的先行佔有而失去了這種使所有人狀況都更好的 機會，是否對諾齊克而言依然不在正義與否的考量之內呢？

台灣的菁英份子對於這個迫切的時局卻相當覺醒，因而促進 了和國民黨的「一中政策」持相反意見，支持「台灣獨立」 的民主進步黨的成立。雖然兩方對於民主的走向和未來發展 有所對立，但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他們對於 — 強而 有力的政府才能有效捍衛台灣當前得來不易的自主，這項觀 點的認知卻不謀而合。西元 1992 年至 1997 年間的改革正是 基於這項認知下，國民黨與民進黨，兩方相互做出的妥協才 得以促成。民進黨藉由凍省，得以將台灣朝完全獨立推近一 步，而國民黨則能夠保有執政權力，並在海峽兩岸的協商中 進行主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