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文學史的書寫習將「譴責」、「諷刺」、「狹邪」小說列 為晚清小說的代表。當然，如此視野自有其文學典律機制的運作，從胡適、魯迅 等人對晚清小說的論述，便不難窺見其選擇、品味奠定了往後百年小說史的基 調。1確實，欲在晚清此一風雨飄搖的時代，找出滅亡、瓜分等論述，易如反掌。
時局的衰弱反映於小說，便成「絕望」的「亡國之音」，反映了民族國家的解崩 危機。不過，與此同時，不能忽略的是：在此世變關口，潛伏著大量的「希望」
之音，反映知識分子於憂患之餘，亦大量編織樂觀的敘事。這些作品或是透過未 來的「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實是二千零二年）舉辦盛大的「維新五十年大祝 典之日」（〈新中國未來記〉第 1 回）、或是透過夢境「到馬路上一瞧，不覺大驚，
但見世界換了個樣子」（《新中國》第 1 回），或是寫出海外島嶼的「一隅之地，儼 有極樂世界的氣象」（《黃金世界》第 19 回）等，洋洋大觀，此起彼落。於是，原在
1 如胡適〈活文學——白話小說〉把晚清小說按地域分為北方的平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兩類 評述，前者如《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是「平民的消閒文學」，後者如《官場現形記》、《二 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是「社會問題的小說」。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最近之 五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2001），頁 15-18；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晚清小說分成「狹邪 小說」、「俠義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三類，把十九世紀中後葉印行的專寫妓家故事的《品花 寶鑒》等數部長篇白話小說稱之為狹邪小說，把二十世紀初問世的《官場現形記》等數部小說稱 之為譴責小說。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 9，
頁 256、269、282。
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政治秩序被排擠到邊緣的晚清中國頓時被書寫秩序編列至世界中心，「這黃金的 亞洲大陸也漸漸發出那極輝煌極絢爛的光芒了」（〈情天債〉楔子）。
在救國熱潮中，我們看到天馬行空的敘事，一再違反現實，逆向操作，以未 來時間、夢中境界、海外島嶼等敘事扭轉乾坤。在此一「歷史位移法」的操作中，
小說敘事豎立出位於世界中心的「新中國」，如梁啟超（1873-1929）〈新中國未 來記〉創立「聯邦共和國」、旅生《癡人說夢記》勾勒海外「鎮仙城」、陳天華
（1875-1905）《獅子吼》創造「民權村」、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想像「新 立興華邦共和國」、頤瑣（湯寶榮）《黃繡球》締結「自由村」、吳趼人（1866-1910）
《新石頭記》以科學技術與仁學創造「文明境界」、懷仁《盧梭魂》有識之士奔 往「自由峰」、蔡元培（1868-1940）〈新年夢〉夢中締造「世界主義」、碧荷館主 人《新紀元》想像國富兵強的新中國、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將眼光投向 月球等。晚清小說投射的各種烏托邦視野，看似琳瑯滿目，從地球到月球、從村 到城、從新中國到新未來、從鄉鎮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卻殊途同歸，成為狂 想中國的曲調。
以「烏托邦」理論觀之，如此的歷史位移法不讓人驚訝，蓋因「現實」與「理 想」是一組反面的對照，「烏托邦」替匱缺的社會寫下美好的宣言。從心理面而 言，如考夫曼（Moritz Kaufman）所稱：人類天生有種美好世界的傾向，所以烏 托邦觀念是人類本性的產物，「各種各樣的社會理想，存在於人類心靈的深處……
在不同情境中的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模式，清楚地反映了潛藏於一切人心中同樣的 理想主義傾向」；2從社會機制而言，西方烏托邦總是反轉黑暗的現實，如摩爾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反轉英國工商業崛起的「羊吃人」的社 會、3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太陽城》（The City of the Sun）對照因衰 落貧困、宗教戰爭而使得湧現大量行乞者、強盜的義大利。因此，「烏托邦」的
2 Moritz Kaufmann,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879), p. 122. 轉載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 13.
3 摩爾在《烏托邦》裡批判貴族侵佔農民的土地，無家可歸的農民被迫流入城市，成為賣力為生 的無產者，承受過長的工時、過大的勞動、疾病死亡，摩爾深刻地批判：「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麼 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致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 蹂躪成廢墟。」莫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21。
第二章：「小說」烏托邦
產生背景總是跟價值、苦難結合，如金觀濤所言：「烏托邦主義的勃興，必須有 兩個社會條件，一個是西方學者常說的現實社會的苦難，另一個是民族文化中原 有的社會怎樣才算完美的價值。」4
放在「烏托邦」的脈絡下，我們便不難理解晚清為何屢屢出現此類書寫。事 實上，學界已有論者將部分晚清小說列為「烏托邦小說」。5其中，張惠娟〈樂園 神話與烏托邦〉更試圖透過「樂園」與「烏托邦」的差別界定晚清小說的「烏托 邦」意識。6確實，論者先後替晚清小說發出「新聲」，可填補文學史的空缺，自 有階段性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尚可進一步開拓與討論另一階段的問題：到底，
晚清人士如何看待「烏托邦」？小說作者如何挪用此一概念？此看似最簡單基礎 的問題卻是最難解決。過去論者的研究總從今人的「烏托邦」概念定義晚清「烏 托邦」，錯失了晚清語境的「烏托邦」概念。當然，此一問題的研究取徑非常艱 辛複雜，需發掘、蒐集、精研大量的原始資料，才能揭開此一由許多問題組成的
「語境」。這當中，牽涉到「烏托邦」此一概念如何翻譯入晚清中國？此一概念 如何被小說敘事挪用？而此類小說又跟晚清報刊、小說分類、作家群體有怎樣的 關係？這類小說在晚清小說史的版圖又該有怎樣的位置？
雖然，晚清的資料非常龐雜，非個人力量所能完成。不過，我願以此為標竿，
建構另一階段性的任務，拋磚引玉，喚起更多相關材料的發掘與探討。我以為，
唯有解決這些問題後，才能調整好論述位置，替晚清小說進行更精確的分析與討 論。
4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1990 年第 2 期，頁 18。
5 論者稱為「烏托邦小說」，如郭蓁〈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清末小說》第 22 號，胡全章〈晚 清小說的主題特徵〉，《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69-72。
6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借用了「樂園」與「烏托邦」的差別作為界定中國烏托邦的方法：
「樂園」是屬於靜態的，嚮往簡樸的生活，是一個「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
反之，烏托邦則是動態，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惡交融的所構造的一個活潑的園地。
她認為晚清小說首開烏托邦精神，相對於陶淵明式的隱退、超越以及閉關自守的靜態樂園，晚清 小說是一幅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數的動態畫面，小說中「理想中的小世界（microcosm）
乃中國此一大世界（macrocosm）的可能縮影；英雄之進駐此小世界，非為獨善其身，而為獲得 其兼善天下之根據地。晚清小說中之『桃花源』，因此絕非超然入聖。其基本特質，是向外膨脹、
向外探求、汲汲於達成現世樂園的理想；其前瞻心態，自也不同於一意緬懷過往的傳統桃花源。」
見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3 期（1986.8），頁 89。
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