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降，關於晚清的文學史主要以「譴責小說」為代表，一直到近年，論 者開始反思，替其他可能的文學版圖發聲，如狹邪、黑幕等小說，115試圖重拼更 宏觀的文學圖景。在此反思中，我欲評估「烏托邦」視野於晚清小說史的位置。
就小說史而言，「新小說」是晚清最重要的成績，知識分子鋪天蓋地的論述成功 替此一新文體正名。在新小說的內部實踐中，「譴責小說」因受到「經典化」的
115 如范伯群寫下大量的黑幕研究、袁進處理通俗小說的研究等，開拓了清末民初的另一種文學 圖像。
第二章：「小說」烏托邦
製作而大放光彩，恰好，我欲重新切入此製作歷程，探討能支撐起「譴責小說」
的因素為何卻錯失了支撐「烏托邦」書寫的機會？
提到譴責小說的「經典製造」，魯迅具開創性的《中國小說史略》必是最重 要的「操作機器」之一。從論述策略而言，顯而易見，他逆反了晚清梁啟超等人
「小說產生時代」，而是「時代產生小說」的因果關係。因此，晚清的混亂促成 小說書寫的趨向：戊戍變法及義和團事件後，時勢愈加衰頹，「群乃知政府不足 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反映於小說，便是「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
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116
魯迅此一論述方式影響深遠，文學史信徒諸多，大多根基於「小說反映時代」
論，標舉「譴責小說」。若著眼於「社會—小說」的關係，固然，晚清亂世使得 小說家「揭發伏藏，顯其弊惡」，產生魯迅所謂的「譴責」論述。可是，與此同 時亦不可忽略，在「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的時代，亦一體兩面產生「醒齊民 之耳目，勵眾庶之心志」的論述。事實上，我們可輕易於晚清各論述找到極端的
「黑暗—光明」的修辭，如上所述反轉「黑暗」的樂土、極樂、桃源、大同、黃 金世界等「烏托邦家族」。論者於中西資源上不斷攀附理想的圖象，豎立晚清的 理想座標，在批判官民愚鈍麻木之餘，亦試圖展開各種改革運動。當此改革衝動 反映於小說，便成為廢除科舉、創辦學堂、獎勵留學、擴展新軍、興建鐵路、開 發礦藏、發展實業、改革法制、推行自制等敘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
信仰、軍事、法律等廣泛層面。
由此，晚清的混亂時代產生比魯迅更豐富的小說圖像。若從社會發展而論，
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所言，「清朝在他的最後的十年中，可能是 1949 年前一百 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117從文學發展 而言，阿英一早便觀察到晚清文學的多樣性，指出晚清小說的書寫反映出各種理 念，如頑固的守舊黨擁護封建社會，革命與立憲派則是主張變革，在「中體西用」
的命題中出現各種聲音，「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了一種過渡期的現象。」118歐
11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魯迅全集》，卷 9，頁 286。
117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583。
118 阿英，〈晚清小說的繁榮〉，《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7。
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陽健則稱：「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
正是在這一時期裡，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憧 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晚清新小說最普遍 突出的主題。其中，蔡元培的《新年夢》、旅生的《癡人說夢記》和姬文的《市 聲》，代表了此類作品的三種不同類型，……是小說史上值得重視的全新現象。」
119因此，當「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譴責小說風靡晚清文壇時，想像烏托邦的 小說也席捲而來，犀利悲觀與熱情樂觀的筆鋒，說明了「批判」與「讚頌」乃是 晚清文人想像時局的兩種大相逕庭的方法。
就書寫者的角度而言，作者同時寫各種面向的小說，包括譴責與烏托邦。以
《官場現形記》為小說成就的標誌的李伯元卻亦曾譯編《冰山雪海》，寫出「大 同會社」；吳趼人寫過《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可是亦寫《新石頭記》；蕭然鬱生 在《月月小說》發表〈烏托邦游記〉外，亦以諷刺筆端描寫《新鏡花緣》。陸士 諤甚至很有自覺意識指出「譴責」與「希望」的書寫乃是一種策略，其《新上海》
透由敘事者（我）與小說人物（梅伯）的一唱一和提出書寫的策略：
梅伯先問：「你這《新中國》說得中國怎樣強、怎樣富，人格怎樣高尚，
器物怎樣精良，不是同從前編的什麼《新補天石》一般的用意嗎？」我道：
「一是糾正其過去，一是希望其未來，這裡頭稍有不同。」
在此「糾正其過去」與「希望其未來」的用意下，陸士諤展現了豐沛多樣的書寫，
從批判譴責到憧憬理想，盡顯其書。陸士諤的知音李友琴最能體會此番用意，替 陸士諤的《新野叟曝言》作序時便指出：
余嘗論其小說《新水滸》，所以醒世人之沈夢，故以嚴厲勝。《新三國》所 以振憲政之精神，故以雄渾勝。《鬼世界》則滑稽之作，半屬寓言，故以 飄逸勝。至於是編（《新野叟曝言》），雖賡續前人之作，而立意措辭似較
119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出版社，1997），頁 225。
第二章：「小說」烏托邦
122 「反烏托邦」乃是取自英語｀dystopia＇，其此詞根dys正好跟｀utopia＇之eu 相反，表示「生 病的、敗壞的」，跟 ‘topia’（地方）結合，便成「敗壞的地方」。
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
或是只被梁啟超列為寫作計畫卻未曾動筆的〈新桃源〉與〈舊中國未來記〉都列 為「政治小說」的代表，可見時人將「理想小說」放到可與「譴責小說」相提並 論的位置。另外，刊登於《月月小說》的報癖〈論看《月月小說》的益處〉除指 出看《官場之秘密》、《後官場現形記》、《快升官》、《平步青雲》、《立憲萬歲》等 譴責性小說的益處，亦指出《未來世界》、《烏托邦遊記》、《鐵窗紅淚記》等 具有烏托邦視野的作品「是預備給有高尚理想的人看的」。125當污穢、黑暗、罪 惡的「舊中國」與愉悅、極樂、充實的「新桃源」成為一體兩面的書寫時，正好 反映晚清作者群透由極端的書寫對「中國可能的場所」提出批判、質詢、探索、
揭示與期許。
我欲更進一步從文藝內部討論到底怎樣的論述或理論支撐起此一希望、熱 情、樂觀的書寫？若從文藝觀點來觀察，「新小說」理論的系列主張恰好是「烏 托邦」視野的一大支撐。「新小說」強調一套「知識學」，可新「道德、宗教、風 俗、學藝、人心、人格」等各個範疇。126由於「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 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127因 此在閱讀上「宜作史讀…宜作子讀…宜作志讀」。128論者更參照域外經驗，「歐美 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129「西 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 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130
以上刊登於《清議報》、《新小說》、《新世界小說社報》與《遊戲世界》的論 述實只是晚清「新小說」論述的冰山一角，不過卻足以反映晚清文學的演進軌跡，
宣告「新小說」與「知識」的關係，從道德、科學、哲理、實學到社會國家，無 所不容，反映晚清文藝界對於「新小說」的殷殷期許，經由多年的操作、強調，
125 同註 84。
126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 1 號（1902.11），頁 1。
127 佚名，〈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社報》第 6、7 期（1907），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 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298-299。
128 同前註。
129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清議報》第 68 冊（1901），頁 2。
130 陶祐曹，〈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游戲世界》第 10 期（1907），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247。
第二章：「小說」烏托邦
逐漸為「新小說」形塑出一話語體系，成為一種標籤、身分與要求。
我們可進而思考的是：到底晚清的哪一類小說最能實踐或是符合以上的「新 小說」的期待視野呢？觀察各種小說類型，雖亦有小說達到部分要求，如「狹邪 小說」固然寫出晚清人物的風月情愛，不在於成為「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譴 責小說」固然能以現代性對照黑暗世界，其主軸卻是批判，不在於反映「洞人類 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相形之下，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更能貼 近「新小說」話語，投射出一套相關的內容與目標，蓋因烏托邦視野乃以「富國 強民」為追求目標，涉及到各種層面的建構，不只要新「道德、宗教、風俗、學 藝、人心、人格」，其內容需「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
其視野可「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最終成為「學 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 基礎也。」131
除從「新小說」此一新文體切入外，晚清文藝界的若干理論亦支撐了「烏托 邦」的書寫，最鮮明的是「他境界」。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及為何 大眾「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顯然不同意一般人認為小說之所以因為受歡迎，「以 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針對前者，「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 常婦孺之函劄」；針對後者，小說「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 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抺出無量眼淚者也。」因此，梁啟超另起爐灶，從理論層面 提出小說受歡迎的二大原因。一是「現／他境界」之比：「凡人之性，常非能以 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 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 界外之世界也。……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
除從「新小說」此一新文體切入外，晚清文藝界的若干理論亦支撐了「烏托 邦」的書寫，最鮮明的是「他境界」。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及為何 大眾「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顯然不同意一般人認為小說之所以因為受歡迎，「以 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針對前者，「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 常婦孺之函劄」；針對後者，小說「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 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抺出無量眼淚者也。」因此，梁啟超另起爐灶，從理論層面 提出小說受歡迎的二大原因。一是「現／他境界」之比：「凡人之性，常非能以 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 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 界外之世界也。……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