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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忽略新聞倫理的現象，將成為媒體進步的最大障礙。「公共化」的相關論述 為媒體生態惡化的趨勢提出了有力的針砭，這些學者將公共電視做為反對政治壟 斷媒體的理想手段，主張無線電視為公共領域的機制，認為應有獨立於政府與私 人資本操作的公共電視，並接受公眾監督，並藉由決策成員黨派、意識型態、專 業等「內在多元化」機制設計與商業電視台區隔，而經費來源採收執照費、廣告 收入、政府補助、私人及民間團體捐助以及出售節目等方法，免除政府或廣告主 的干預（翁秀琪，1991；簡淑如，2004）。這些學者在各大報章雜誌投稿，對過 去黨國意識型態宣傳的公共電視進行針砭與批判，不僅顛覆過去「公」營電視台 即為政府經營的概念，也為台灣的媒體改革想像增添了反商業電視的想像（馮建 三，1991、1993；周英雄，1988；翁秀琪，1991；簡淑如，2004；魏玓、林麗雲，
2012）。
第二節、國家、市場與媒改運動的互動過程及其影響
本節將討論解嚴至一次政黨輪替期間結構限制下，國家、市場經營者、媒體 改革運動在政策產出中的互動過程及其結果，又因在此 13 年期間又逢有線電視 合法化、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執照釋出、公共電視台成立、有線電視修法等，基於 書寫方便與事件始末能清楚交代，本節將以國民黨政權對媒體政策的態度，依時 間先後順序分為「消極的廣電政策：以公共電視及有線電視合法化取代電波開放」
（1987-1992）、「全面啟動改革」（1993-1995）、「廣電勢力版圖分配與公共電視 建台及其爭議」（1996-1997）、「有線電視法修法及其爭議」（1996-2000）四部分。
一、消極的政策：以公共電視及有線電視合法化取代電波開放
（1987-1992）
由 1993 年以前的政經結構特性來看，有五個主要因素促使執政當局必須正 視廣電媒體鬆綁的可能性，國民黨政府廣電政策不得不聚焦在推動有線電是合法 化與公共電視台建台計畫，以「開放有線電視、成立公共電視」為手段，轉移解 嚴以來各界要求媒體開放無線電視、反政治力壟斷媒體的聲浪：
第一，隨著全球化經貿活動重要性增加，台灣難以自外於國際這波自由化的 管制風潮，再加上美國以「301」條款與協助台灣加入 GATT 等經貿手段威逼、
利誘，執政當局必須在 1993 年以前將有線電視納入法制規範，即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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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執政黨正逢黨內權力鬥爭與重組，這使得黨內政策推動困難，如國民 黨中屬新國家連線一派的立委周荃、趙少康等人，常聯合民進黨共同抵制行政院 版的《有線電視法》（程宗明，2002）。除此之外，政策推動的阻礙也來自地方縣 市長不配合中央的抄台、取締行動，甚至要求中央政府應該加速成立《有線電視 法》與開放無線電波。如 1990 台北市長尤清面對行政院委託查抄第四台，基於
「無線電視台由三家寡頭壟斷，民間多年爭取開放設立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台皆 未獲有效回應……即使本府有意設立交通縣政電台，亦難獲頻道」（轉引自陳珮 琦，1990.8.24），要求「上級政府自行辦理」拒絕執行，其後台北縣政府也公開 反對新聞局以行政命令取締「第四台」（洪金立，1991.8.8），可見國家機器中地 方派系的影響力足以抗衡中央政權。
第三，民進黨在此時期雖受益於政治自由化、與選舉制度，在國會立院中漸 有影響力，卻因席次仍不足以撼動國民黨在立院中的絕對主導權，因此面對執政 當局消極的回應，抗爭仍延續黨外時期的衝撞路線，為媒體自由化運動最主要推 手之一（若林正丈，2014、1992）。
第四，為來自於社會的抗爭行動，主因是執政黨在解嚴前後長期以各種偏差 性法規高度控制政治資源與意識形態，反對勢力處於極度不對等的結構性地位，
媒體抗爭行動延續了戒嚴時期以來黨外抗爭的特色，動員群眾也多主張本土認同、
抵抗黨國政府高壓統治與政媒不分的惡況。而無線三台為市場上唯三合法經營的 商營電視，且分別由黨、政、軍控制，早為社會所詬病，正好成為反黨國運動的 標靶，執政黨為此不得不正視民間反對「三台壟斷市場」的聲浪。
最後，以有線電視、地下電台等非法媒體的產權結構、經營者背景來看，欲 加入有線電視的幾種勢力分為財團型與自主型兩類：財團型中以「和信」、「力霸 友聯全線」、與「博新多媒體」最為顯著，三者透過收購、合併、投資、控股同 區內其他經營者進行整合，或者靠地方派系的連帶關係進入地區市場；自主型業 者包含「共同天線」、「有線電視協進會」、「民主台」與民間資金組合的業者，最 大競爭對手為財團型系統業者，自主行業者通常採行彼此就地整合擴大市場占有 率、並避免自相殘殺，同時也以垂直整合的方式自力救濟、對抗財團型系統業者
（林宜靜，1996；官智卿，1999）。雖然這些組織在市場上競爭利潤，部分業者 在政治理念上為宣揚本土認同、與反對政治勢力或在野黨友好者，更多是民進黨 黨員、地方派系直接經營，又正逢國民黨內分裂、政權不穩，李登輝政權勢必要 拉攏這些反對勢力，並在廣電政策推行也須與這些對象妥協，否則將面臨業界與 在野勢力結盟的壓力，如 1990 年間部分業者為推動有線電是合法化，不惜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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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黨結盟，組成「聯合會」決定發起電視解禁運動（雷顯威，1994.8.3）。
除政黨、財團、地方人士外，三台業者組成的「中華民國電視學會」（簡稱 電視學會）也對經營有線電視展現高度的興趣，學會曾在理事會中正式提案，要 求政府儘速訂定有線電視的相關法令，並成立研究小組準備介入經營有線電視
（楊塵，1990.8.31）。其後由於政府傾向禁止現有電視台同時經營有線電視，電 視學會理監事會議仍積極爭取有線電視經營權，甚至企圖以轉投資方式進入市場，
經營意圖非常強烈（聯合報訊，1990.8.31）。如台北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公會理 事長黃海星在有線電視法立法期間曾主張，三台為公營電視台不應經營有線電視，
且應參照國外民主國家，任一企業不能擁有兩種以上媒體，以免把持輿論。對此 廣播電視學會回應黨政軍股份在三台均不超過 49%，應屬民營不應受限（潘秉新，
1990.8.30）。
政府面對國際壓力、國內新興菁英與媒體改革聲浪等壓力下，執政當局勢必 解決「政治壟斷媒體」的問題，政府為彰顯對媒體結構改革的意願，承諾開放「新」
媒體，但是開放的媒體管制實是「以拖待變」的保守策略。時任新聞局長邵玉銘 在媒體解禁運動的壓力下曾公開表示，政府已經著手規劃公共電視台與有線電視 台，然而面對各界要求媒體開放無線電視、反政治力壟斷媒體的聲浪，則以「交
通部以在爭取頻道回收，但由於設備問題開放需四、五年」，未正面回應處理（轉 引自：林美玲，1990.11.15）。
在此期間，執政當局重新召集相關學者，重啟公共電視立法的規劃，並對外 公開表示有線電視法即將通過，時任新聞局長邵玉銘重新召集如楊日然、徐佳士、
蔡明誠、許宗力、林子儀、許志雄與翁秀琪等，長期以來支持公共電視的傳播與 法律學者學者，共同籌設「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13。此舉受到簡稱電視學會的 大力支持，無線三台早已不滿公共電視長期於黃金時段播出，一直以來不斷要求 新聞局與公視協調借播時段卻遭拒，三台認為若公共電視獨立建台，便能將該時 段作為商業用途（陳長華，1990.12.18；吳媛華，1990.12.17）。
13 公共電視健台計畫於 1970 年末開始，立法期間遭到朝野爭議不斷，因此在 1980 年代末，工 共電視是以借三台特定時段的方式撥出節目，政府已無積極建台的行動，直至 1990 年由時任新 聞局局長邵玉銘又重新宣布開始公視建台計畫。有線電視的部分，政府在 1983 年成立「行政院 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中間因召集委員過世、行政院長辭職，政策一度中斷，直至 1988 年才又成立「有線電視專案小組」，然而專案小組一直未有實質的立法起草，直至 1990 年 小組中才有「立法小組」進行有線電視法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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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政府雖「規劃」推動有線電視合法化與公共電視建台，卻加強仍取締 非法媒體，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媒體均受到查緝，許多民進黨成立且具有政治反 抗精神的無線電視台、非法地下電台皆遭抄台、多名電台負責人亦遭起訴，如：
民進黨營無線電視台「民主之聲」遭到被查抄後，負責人吳天樂遭到府方起訴。
而有線電視剪線行動也如火如荼，解嚴後至 1992 年底，遭查抄的非法播送系統 共計 38,982 家，有線電視被剪的線纜數更高達 578,006 公斤（戴伯芬，2000、2005）。 執政當局高度鎮壓的手段，使得主張言論自由、反對黨國壟斷媒體的社會情緒逐 漸高漲。又逢委員會於 1992 年提出公共電視法草案（專家版）送交行政院，卻 遭到政院大幅刪改，細究專家版與後來行政院送交立院審議版本（政院版），差 異在於主管機關與董事成立模式，政院版主張應由行政院長提名、新聞局管轄，
其政治欲介入「新」媒體的企圖不言而喻14（魏玓、林麗雲，2013；馮建三，1998）。
顯見政府未有誠意建立屬於「全民公有的」公共電視，僅想成立「國家公營」的 電視台，使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十八位專任教師在多家報刊上聯名發表「一封公 開信：我們期望公視實至名歸」，批判政院版提出的公共電視法草案是「假公共 之名、實行政府電視」，傳播學生也組成「學生公視立法觀察團」，並舉辦座談會、
至立法院陳情，此時期各報關於公共電視建台的報導篇數，也逐漸增加；至此，
公共電視的立法運動至此正式走向「體制外」路線（聯合報，1993.3.18；馮建三，
公共電視的立法運動至此正式走向「體制外」路線（聯合報，1993.3.18；馮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