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9
在戒嚴時期即具有強烈的民主與民族雙重特性，常以黨外雜誌、運動，及「愛黨 愛台灣」、「住民自決」、「台獨黨綱」等主張召喚台灣的本土認同，並運用議會路 線與體制外運動等手段衝擊黨國政權（戴寶村，2007）。當時改革派的李登輝以 本土化召喚人民新國家認同、刻意地將悲情的舊台灣人劃分，以自信的新台灣人 做為新願景，強調台灣優先的意識，不但替李登輝贏得了黨內權力與民主的正當 性，更具體喚起台灣的認同意識（錢永祥，1999；若林正丈，2014）。對民進黨 來說，象徵舊中華民國認同的國民黨保守派，不僅是黨最大的敵人，亦是威權主 義的代表，相對來說李登輝是能夠溝通的角色。
1993 年後典型外省人政治菁英郝柏村下台、代表國民黨「法統」保守派新黨 由黨內出走、去除國大代表等窺見兩種民族認同的拉鋸，解嚴後初期國民黨內鬥 爭導致了中央政權轉型，亦同時宣告了改革派的勝利。李登輝的台灣民族主義，
不僅成功地動員本省籍選民為主的地方派系、拉攏民進黨與改革派結盟、切割戒 嚴時期官方的中國民主主義（若林正丈，1992）。
由國民黨政爭引發的後續效應來看，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利用新權力聯盟取得 政治主導權，同時也壯大了部分挑戰執政者體制的反對勢力、直接或間接導致本 土與地方菁英進入中央、並影響國家決策，典型外省政治菁英所代表的「法統」
認同的影響力也逐漸被本土的新政治菁英所取代。這些新興菁英在政治鬥爭中逐 漸壯大並扮演了不同角色，彼此間雖在部分議題中可能因不同利益產生競爭，並 可能產生合作的可能，對過去對政策擁有絕對決定權的國民黨政權產生了影響
（若林正丈，1992；2014；王振寰，1989、1993、2002；瞿宛文，1995、2004）。
三、侍從主義下媒體市場的經營特性
解嚴前後的廣電媒體政策並未有劇烈的變動，可由兩方面觀之：其一，對國 民黨政府來說，雖然有線電視崛起影響無線電視的收視率，然而無線電視仍然為 主要的廣電媒體重心。媒體市場結構部分，自解嚴後 1991 年衛視（STAR TV）
的五個頻道進入台灣市場，頻道市場便進入多頻道競爭時代（劉幼琍，1997）。
而後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化，衛星節目等數十個節目得以從有線電視系統進入 各個家庭，有線電視合法化帶來媒體市場變革，以及經營模式重組，在有線電視 崛起速度劇烈下，原先由三台壟斷的廣告與閱聽眾逐步走向分眾市場，並確實影 響了無線電視台的廣告營收與收視率；雖然如此，由廣電市場的營收以及收視率 來看，無線廣播電視影響力仍然大於有線電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0
表格五、廣電媒體營收與收視率變化：1992～1996（單位：千元）
無線電視 有線電視
營收（廣告量） 收視率 營收（廣告量） 收視率 1992 22,681,625 100.0% -- -- -- 1993 24,938,797 95.8% -- 1,089,764 4.2% -- 1994 24,938,797 91.0% 7.0 2,863,356 9.0% 2.6 1995 28,947,768 87.6% 5.3 4,114,027 12.4% 3.4 1996 18,275,439 75.2% 5.0 6,031,425 24.8% 3.8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炳宏、鄭麗琪（2003）；廣告雜誌（1993、1995、1998）
第二，廣電媒體需倚賴政治勢力才得順利經營、跨過市場進入門檻。由無線 三台寡占市場，且由股權結構與董事長經營人選來看，無線電視的股權結構與經 理人在戒嚴前後並無太大差別。台視仍由六行庫掌握近半的股權，戒嚴時期六行 庫為省政府管轄，解嚴後人事任命仍高度與省政府相關；中視與國民黨的關係在 解嚴後甚至更為緊密，解嚴後國民黨不僅擁有中視近 7 成的股份，持有者部分股 份的民營電台經營者也與國民黨關係良好；最後，國防部看似已減少華視持股，
但華視文教基金會與黎明文化基金會是由國防部捐助成立，國防部在兩文教基金 會仍有實質控制力，因此國防部在華視的直接持股約 31%、間接持股約 40%，
仍具有高度的影響力。而若由三台董事長任命、其代表股份與相關資歷在解嚴前 後並無二致的結果看來，三台仍高度受黨政軍影響，唯其中的細微差異是：台視 雖由省政府控制，但與民間大型企業關係較好，董事長的主要企業資歷亦較為豐 富，而中視與華視的董事長人選就較為單純，分別由國民黨中央與國防部的政戰 處出身（張禮智，2005）。
‧
資料來源：整理自鄭瑞城等人（1991）、陳師孟等人（1991）、台灣全志卷 12，2009
相較於解嚴前後皆受黨政軍政治力高度控制的無線電視台第四台、共同天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2
出股權，否則將結合反盜錄協會查緝業者（戴伯芬，2000；陳美靜，2010）。
由非法時期以有線電視、地下電台等非法媒體的產權結構、經營者背景來看，
欲加入有線電視的業者分為幾種勢力：一為既有無線電視台業者所組成的「中華 民國電視學會」（簡稱電視學會）；二為早期為解決硬體技術問題，社區共同天線 業者於 1988 年聯合全國業者組成，共同抵制非法第四台（林靜宜，1996）；三為
「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早期由第四台業者統一購買器材需要而匯聚，後因剪 線運動查緝運動而加強聯合，由立法委員王令麟任第一屆董事長、立法委員周荃 任名譽理事長；四為「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1990 年由 24 家民進 黨及第四台業者組成，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為名譽主席；五是「中華民國反盜錄委 員會」（反盜錄協會）合作的和信集團；最後，也最為特殊的「博新公司」，於 1992 年由國民黨中央投資公司董事會通過的投資案（陳美靜，2010；戴伯芬，
2000；周冠印，1997；汪繼源，1995；方素惠，1991）。 由 1993 年以前廣電媒 體的勢力分布來看，合法業者倚賴政府的特許照護，寡占使用稀有公共資源並取 得較高的經濟利潤，相對來說是一種侍從的狀態；非法競爭業者為能生存、躲避 取締，需要倚賴地方派系、民進黨等政治勢力。
即便是《有線電視法》與《有線電視法暫行條例》於 1993 年 7 月三讀通過 後，既有非法得以暫時就地合法化經營，由有線電視業者股權結構來看，可知政 治人物與地方派系常介入系統台的經營，即便在有線電視合法化後並無法切斷政 治人物政媒雙棲、政商夥伴關係的連結（表七）。
另一方面，再由 1994 年有線電視籌設許可的申請過程與結果來看，可再次 證明政治實力對媒體業者生存的重要性。由外資主導的「台華」與「飛利浦」兩 家因無與政治勢力培養長期私人關係，幾乎全軍覆沒。民主台聯盟是由民進黨地 方黨部集資的系統台、或由政治立場上較傾向民進黨的獨立系統業者組合而成，
通過率超過 8 成。和信集團主要股東為擁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的辜家，集團領導 者辜振甫為國民黨籍、也曾擔任過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
通過率近 8 成。力霸集團領導人王又曾時任國民黨中常委，也是全國商業總會理 事長，負責媒體事業的王令麟為國民黨立委，並同時擔任「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
理事長，許可率與和信相近。博新為國民黨投資成立的有線電視系統與衛星頻道 代理公司，通過率為所有勢力中最高。且由最終順利開播的系統家數來看，與國 民黨關係良好的和信與力霸集團市場占有率約 25%，與民進黨關係緊密的民主台 聯盟近 30%，外資則全軍覆沒（陳炳宏，1999；戴伯芬，2005；林宜靜，1996）
鐘麗華，1997；陳彥龍，2011）。
‧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