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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政府雖「規劃」推動有線電視合法化與公共電視建台，卻加強仍取締 非法媒體，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媒體均受到查緝，許多民進黨成立且具有政治反 抗精神的無線電視台、非法地下電台皆遭抄台、多名電台負責人亦遭起訴，如：
民進黨營無線電視台「民主之聲」遭到被查抄後，負責人吳天樂遭到府方起訴。
而有線電視剪線行動也如火如荼，解嚴後至 1992 年底，遭查抄的非法播送系統 共計 38,982 家，有線電視被剪的線纜數更高達 578,006 公斤（戴伯芬，2000、2005）。 執政當局高度鎮壓的手段，使得主張言論自由、反對黨國壟斷媒體的社會情緒逐 漸高漲。又逢委員會於 1992 年提出公共電視法草案（專家版）送交行政院，卻 遭到政院大幅刪改，細究專家版與後來行政院送交立院審議版本（政院版），差 異在於主管機關與董事成立模式，政院版主張應由行政院長提名、新聞局管轄，
其政治欲介入「新」媒體的企圖不言而喻14（魏玓、林麗雲，2013；馮建三，1998）。
顯見政府未有誠意建立屬於「全民公有的」公共電視，僅想成立「國家公營」的 電視台，使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十八位專任教師在多家報刊上聯名發表「一封公 開信：我們期望公視實至名歸」，批判政院版提出的公共電視法草案是「假公共 之名、實行政府電視」，傳播學生也組成「學生公視立法觀察團」，並舉辦座談會、
至立法院陳情，此時期各報關於公共電視建台的報導篇數，也逐漸增加；至此，
公共電視的立法運動至此正式走向「體制外」路線（聯合報，1993.3.18；馮建三，
1999；張哲豪，2012）。
整體來說，政府在 1993 年前推動有線電視合法化，卻不開放無線電視市場 的策略，不僅符合國際對有線電視合法化的要求，也呼應了（新興）媒體資本菁 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推動公共化等同於是廣義的自由化（媒體解禁），不 僅能回應文化與知識菁英改革開放的訴求，也能增加「國」營電視台。
二、全面啟動改革（1993-1995）
1993 年對國家、市場與媒體改革團體皆有重大變革意義，對執政當局來說，
國民黨傳統（支持法統）精英脫黨出走，其中新黨的立委李慶安被譽為是有線電 視的「媽祖婆」與有線電視業者關係良好，促成民進黨與其合作的可能；其二是
14 專家版不僅未明定公共電視主管機關，董事會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請總統任命，
經費以行政院捐贈為主，且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公視預算僅能加註意見不可刪減，「專家版」草 案試圖以人事、財源獨立等配套措施斷絕行政機關對公共電視的控制；然而政院卻大幅修改委 員會版本的內容，另提「政院版」草案，公視主管機關為新聞局、董事也由行政院長直接聘用且 新聞局可決定電視台預算，後行政院核定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設置要點，內容大幅提高行政 院對公共電視的干預能力，引起在野大幅反彈。新黨委員周荃更直言「難以讓人相信公共電視不 會成為另一個政府電視台」（轉引自吳行健，1993.4.24），直言將杯葛公共電視台，在民進黨與 新黨聯手反對下，「政院版」草案在立法院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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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開放地方縣市首長與議員選舉，使得地方派系的影響力逐漸提升、民進 黨又取得部分縣市執政權，國民黨部份政策勢必向地方派系與在野黨妥協；最後，
承前階段學者對於公共電視建台運動的反彈聲浪，使執政當局意識到公視並非
「國營」電視、無法單方面控制，對建台運動逐漸趨於消極。
前述這些因素也使得廣電監管政策走向轉變，執政當局延續前階段對媒體開 放壓力的回應策略，解決途徑仍以有線電視立法、公視建台為主要手段，雖然於 1994 年宣布將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執照申請，然而前述政策轉變，皆是在未 撼動舊有媒體政商聯盟關係的前提下進行。
（一）有線電視合法化
依照台美雙方所達成的協議，台灣必須在 1993 年底完成有線電視立法工作，
因此有線電視合法立法顯的刻不容緩（聯合報，1993.3.11；林靜宜，1996；鐘麗 華，1997）。有線電視法草案無可避免地成為此時期政策立法攻防的焦點，也基 於國際壓力的催促，執政黨在法案多次遭杯葛時，皆直言「法案遭擱置，有可能 引起美方不滿，對中美智慧財產權談判將有負面影響」（轉引自陳聯邦，1993.3.30），
當時新聞局廣電處第五科科長張崇仁甚至直言不諱表示，政府的立場是先通過立 法緩減國際壓力，再以《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彌補細部規範（張崇仁、黃建威，
1995）。
除國際的壓力外，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與地方派系影響力提升，與前一時期
（1991-1992）有線電視業者與地方勢力、政治反對勢力結盟，中央政府早已無 力管制有線市場。從 1993 年通過的有線電視立法最終結果看來，充滿國民黨政 府在「內憂」與「外壓」雙重壓力下濃厚的政治協商性格，更忽視一般民眾的權 益。
在有線電視法草案送進立院審查的過程中，除行政院版本外，另有代表「民 主有線電視台」的彭百顯委員版本，代表一般電視台業者的「中華民國有線傳播 發展協進會」周荃版，其主要爭議有二：一為政院草案版本公布「一區一家」的 經營模式，引起「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以新黨周荃等人為主）、「台灣民主有 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以親民進黨業者及民進黨立委、議員組成）等既有有線 電視業者聯盟的反彈，認為草案的分區方式較有利於和信、力霸與博新等（與國 民黨交好，或直接由國民黨經營的）財團壟斷市場，不利於市場民主「競爭」。 另一個爭議重點在於審議委員會的組成模式中，委員的組成背景限制、出席代表 性與遴選過程的代表性（官智卿，1999；戴伯芬，2005；施崇仁、黃建威，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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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新連線立委趙少康、周荃和民進黨立委彭百顯等人為防止有線電 視再遭「壟斷」，聯合在立法院教育司法聯席委員會審查「有線電視法草案」時，
通過「反政治干預條款」，規定政府、政黨及受政府、政黨捐助之財團法人及投 資事業，不得設立有線電視或擁有有線電視股份，此舉無異將影響無線三台與國 民黨營事業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張寒青，1993.7.26）。其後，國民黨雖然強行表 決推翻「反政治干預條款」，卻因美國壓力下有線電視合法時限在即，便與在野 勢力進行利益交換，同意一區多家的經營模式、將政黨比例納入有線電視執照審 查委員會委員組成條件，亦通過「有線電視暫行辦法」，這些妥協內容也使既有 業者得以就地合法直至「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通過後執照審核完畢15。
相對地，所有的版本皆未考慮對於一般民眾較有利的管制模式，如分級付費
（選擇性媒體定位）、費率審議彈性（經營窄波提供特殊服務品味）、小型系統申 請保障（地方性媒體定位）等，足以顯見有線電視立法僅考慮市場業者與政治勢 力之分配，僅將有線電視系統視為市場性的「載具」而非「電視」的法制主體（官 智卿，1999；張崇仁、黃建威 1995；程宗明，2002）。
（二）受挫的「公共」電視建台運動
延續 1992 年傳播學院的專任教師集體公開表達對「政院版」草案的不滿，
學術、文化與社運界等一百多位民間人士在 1993 年進一步集結，成立「公共電 視民間籌備委員會」（民籌會），以「民間」突顯（行政院主導）「公籌會」之 間的差異（馮建三，1996；魏玓、林麗雲，2013）。民籌會成立之後，積極以各 報投書加強議題的曝光度，此時期各報關於公共電視的專家學者投書驟升，僅 1993 年便達 83 篇之多，使公共電視立法成為所有媒體改革運動中報導最多的焦 點（馮建三，1996、1999、2013）。民籌會亦發起系列公視建台立法遊說運動，
如 1993 年 6 月在台北舉行一百多人的大會，同年 10 月至立院陳情、12 月發起 傳播學者聯署，再於 1994 年中結合許多社團多次至立院遊說、並赴新聞局抗議，
1995 年底甚至募款購買半版《中國時報》廣告，要求公共電視立即立法等（馮
15 根據 1993 年 7 月 1 日聯合報報導，國民黨已投資五、六十億資金籌組「博新」公司經營有線 電視，卻因有線電視業者的「不合作」，使得國民黨意圖受挫。國民黨試圖透過在業者間有影響 力的立委周荃說服業者與「博新」合作、並在年底選舉能幫國民黨進行文宣，然而周荃確反對政 院版的有線電視法草案，反而另提有線電視法草案，其草案內容支持一區多家的經營模式，最 終只好改為一區五家的經營條文。而有線電視為政治勢力間的利益交換，可由有線電視通過執 照申請後的結果來看，大多由「本土」政商關係良好的民主台聯盟、和信集團、力霸集團與博新 公司得手，外商根本無經營空間（詳見第三章、第一節）。且事後證明，一區多家的經營模式並 非是最適經營規模，1996 年有線電視執照通過的合法家數為 127 家，至 1999 年雖然還有 85 家，
但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地區為一區一家或一區兩家，一區四家以上的的地區僅各剩一區，以此數 據來看，仍然無法阻止市場併購的風潮，最終仍然是財團「壟斷」市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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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三，1996）。
此時期公共電視立法運動最大的進展，為 1994 年民籌會與民進黨合作，民 進黨立法委員謝長廷保留 90%民籌會「學者版」的精神，將公共電視法送入立院 審查，雖然先前公共電視法立法受挫，政院與學者為董事會人員選任、主管機關 等問題僵持不下，然而卻對公視的營運基金有初步的共識，朝野皆認為基金「有
此時期公共電視立法運動最大的進展，為 1994 年民籌會與民進黨合作，民 進黨立法委員謝長廷保留 90%民籌會「學者版」的精神，將公共電視法送入立院 審查，雖然先前公共電視法立法受挫，政院與學者為董事會人員選任、主管機關 等問題僵持不下，然而卻對公視的營運基金有初步的共識，朝野皆認為基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