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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改革運動的特性
解嚴前後並沒有以「媒體」做為抗爭主體的社會運動，媒體改革與追求政 治民主化的黨外運動連結，以言論自由為運動訴求、創辦黨外雜誌為手段，要求 政府「放鬆」或「開放」對媒體的限制，在這樣的前提下，媒體改革運動所動員 的群眾基礎幾乎等同於政治反對運動，媒體改革便等同於政治改革（賴昭呈，2004；
蕭淑玲，2006；李旺臺，1993；楊秀菁，2002；蕭新煌，1992；蕭新煌、何明修，
2006；劉昌德，2013；王華理，2006；魏玓，2012）。
「媒體」改革的另一端，以「媒體結構」作為改革主體的公共電視建台運 動，主張無線電視為公共領域的機制，認為應有接受公共監督的公共媒體、並以 健全的民主課責機制使媒體內容能獨立於政府部門干預；然而「公共」思想遲至 於 1980 年代末，才有部分自歐洲回國的傳播學者提倡，加上台灣媒體的結構改 革運動並未有「公共媒體」的概念，僅有「完全解放與國家控制」二元想像，因 此群眾基礎較為薄弱，支持者大多為知識份子或文化精英（程宗明，2002；魏玓、
林麗雲，2013；馮建三，2013）。
雖然自由化的右手主張政府應放開雙手讓媒體自由競爭，公共化的左手認 為政府仍然必須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意識形態兩者有根本上的齬齟，台灣媒體改 革也因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二分，但是在早期台灣媒體由黨國政府壟斷的時代背 景中，兩種意識型態並非絕對的衝突，仍可能合作。
（一）共生體：爭取言論自由運動與本土化認同
黨外運動與言論自由的接合可以《台灣政論》做為開端，主要的行動者包 括原先在大學雜誌的張俊宏任總編輯，結合本土派的政治人物，包括當時擔任立 委的發行人黃信介、立委康寧祥任社長、姚嘉文任法律顧問，曾任礁溪鄉長的張 金策、與甫出獄的黃華則擔任副總編輯。《台灣政論》很少直接猛烈批判執政者 的，在政治認同上較為傾向台灣本土，在政治訴求上則主要在於爭取解嚴、言論 自由、與公平選舉，然而在發刊五期後即被查禁。
隨後則是高舉「群眾運動」的「體制外」路線代表的《美麗島》雜誌，以 黨外政治人物為號召，在全台各地設立服務處做為黨外運動的據點，以運動為主、
言論論述為輔，並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為社長、前省議員張 俊宏為總編輯，結合了多位黨外政治人物包括王拓、呂秀蓮、林義雄、施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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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文、陳忠信、黃天福、黃煌雄、楊青矗、謝三升、魏廷朝等人。其發刊詞中 寫道：
「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我們將提供廣大園地給 所有不願意讓禁忌神話權勢束縛，而願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講話，共同來 耕耘這美麗之島」（美麗島雜誌，1979；轉引自王振寰，1989: 95-96）
《美麗島》與政治人物及黨外運動密切結合，被稱「沒有黨名的黨」（轉 引自蕭淑玲，2006: 88），因此自創刊始政府便極力鎮壓，在半年之間便發生「美 麗島事件」，主要成員多被逮捕入獄，然而美麗島雜誌向下影響的力量，卻在此 時達到最高潮，並有效開發了一個政治資訊市場（李旺臺，1993）。
美麗島事件後，新生代美麗島黨外律師團「黨外推薦團」參與選舉，陳水 扁、謝長廷當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當選省議員。隨後陳水扁、李逸洋等人繼續 開辦雜誌，包括 1983 年創刊的《鐘鼓鑼》月刊、與 1984 年創刊的《蓬萊島》系 列雜誌，在 1980 年代中期，一方面在黨外人士參與民意代表選舉發揮了重要功 能，另一方面也成為反對政治力量的發聲管道。但同樣因為跟反對政治力量的緊 密結合，因此這些爭取言論自由的媒體，都在發行短短一年左右便遭到執政當局 的查禁而停刋（蕭淑玲，2006；賴昭呈，2004）。
言論自由的訴求與黨外運動的關係在 1984 年《自由時代》雜誌創刊達到高 峰，由黨外雜誌寫手與編輯出身的鄭南榕創辦，發刊詞寫道「自由時代永遠沒有 停刊，不因選舉停刊，不因老闆入獄停刊，不因舉辦政治活動停刊，不因警總壓 力太大停刊，永遠不像壓迫新聞自由的法律投降」（轉引自鄭南榕基金會，2008），
並直言追求「100%的言論自由」。《自由時代》不僅鼓吹台灣獨立建國，公開主 張台灣獨立，亦多次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新國家運動」等解嚴運動，抗議 國民黨長期戒嚴。1988 年底《自由時代》刊登了「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當局 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提，鄭南榕主張「言論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刊登該 憲法草案是，基於一貫追求言論自由的精神」，在雜誌社辦公室自囚抵抗，至第 71 天警方強行進入，鄭南榕在編輯室點火自焚身亡12（鄭南榕基金會，2008）。
爭取 100%的言論自由，最終在 1991 年「廢除刑法 100 條運動」中實現。
1991 年調查局至清華大學逮捕「獨立台灣會」成員，引發大專學生靜坐聲援，
隨及學界為反對政府進行政治迫害成立「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在要求廢止
12 即便在 1987 年解嚴後，台灣對「言論自由」仍高度限制，基於「懲治叛亂條例」、「刑法 100 條」等相關法律，部分言論、政治活動等都可能被擴充解釋為反叛政府，並處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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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叛亂條例」的訴求下，政府於 5 月宣布廢止。然而刑法 100 條仍在，言論 自由仍受限制，學界以「台灣教授協會」為主組成「100 行動聯盟」，做為向執 政黨方面施壓、並連結社會反對力量的運動團體，最終在 1992 年立法院三讀通 過修正刑法 100 條，雖名為修法，但實質上已達到聯盟所訴求的修改程度，突破 限制言論自由的最後一道關卡（張炎憲、陳鳳華等人，2008）。行動成功後，100 行動聯盟的主要成員，便積極投入「退報運動」、「廢國大、反獨裁」大遊行、「總 統直接民選」大遊行等社會運動。
總結來看，「媒體改革」一直以來為民主運動中訴求中的一環，是要求解嚴、
全面改選國會、以及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等運動中的從屬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由 解嚴前後發行雜誌的主要成員與行動來看，可知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高度的關聯，
不同於黨國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的媒體，黨外雜誌致力於黨國意識型態的「除 魅」，以本土為號召，直接挑戰黨國體制下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霸權，要求政 府全面解除對媒體的管制。解嚴後，雖然言論自由運動不同於早期黨外運動與黨 外雜誌共生的狀況，組成份子以非政治人物、知識界為主，然而民進黨也扮演著 幕後協助者的角色（自立晚報，1991.5.25；蕭新煌、何明修，2004；洪巧樺，2005）。
（二）公共媒體：文化菁英的媒改運動
戒嚴時期老三台相繼成立後，不僅政治立場與政府一致，亦朝向商業化發展，
發展節目外包、轉包節目等制度，受到文化與知識菁英的高度批判，如經濟學家 魏萼、作家王禎、與電視有關的作家或學者，而時的傳播學者曾虛白、李瞻等人，
基於國家應節制私人資本的立場，更提出成立應公營的廣電媒體。面對菁英對電 視節目文化水準下降的批判，政府於 1980 年代提出公共電視的構想，「當時的行 政院孫院長運璿曾表示『應在目前三家電視台（以下簡稱三台）之外，再成立一 家公共電視台』，負責製作沒有廣告的社教節目，以配合國家政策與教育的需要。」
（轉引自簡淑如，2004：25）；時任新聞局局長宋楚瑜將公共電視的概念歸納為 以財團法人，由代表政府和全國人民之管理委員會來制定政策、以服務性文化事 業為主，目的是推動社會教育並提高文化水準。可見當時對公共電視的看法仍存 在道德優先、反商業的「公」營概念，直到解嚴後初期，政府對公共電視的理念 並無改變，「本質上就是一種帶有道德與文化領導的政府電視」（轉引自魏玓、林 麗雲，2012：7）。
1980 年代末，有別於過去政府規劃的「公」營電視，部分自歐洲回國的傳播 學者，認為媒體過度商業化，只競爭收視率、追求廣告利益，卻輕易犧牲節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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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忽略新聞倫理的現象，將成為媒體進步的最大障礙。「公共化」的相關論述 為媒體生態惡化的趨勢提出了有力的針砭，這些學者將公共電視做為反對政治壟 斷媒體的理想手段，主張無線電視為公共領域的機制，認為應有獨立於政府與私 人資本操作的公共電視，並接受公眾監督，並藉由決策成員黨派、意識型態、專 業等「內在多元化」機制設計與商業電視台區隔，而經費來源採收執照費、廣告 收入、政府補助、私人及民間團體捐助以及出售節目等方法，免除政府或廣告主 的干預（翁秀琪，1991；簡淑如，2004）。這些學者在各大報章雜誌投稿，對過 去黨國意識型態宣傳的公共電視進行針砭與批判，不僅顛覆過去「公」營電視台 即為政府經營的概念，也為台灣的媒體改革想像增添了反商業電視的想像（馮建 三，1991、1993；周英雄，1988；翁秀琪，1991；簡淑如，2004；魏玓、林麗雲，
2012）。
第二節、國家、市場與媒改運動的互動過程及其影響
本節將討論解嚴至一次政黨輪替期間結構限制下，國家、市場經營者、媒體 改革運動在政策產出中的互動過程及其結果，又因在此 13 年期間又逢有線電視 合法化、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執照釋出、公共電視台成立、有線電視修法等，基於 書寫方便與事件始末能清楚交代，本節將以國民黨政權對媒體政策的態度，依時 間先後順序分為「消極的廣電政策：以公共電視及有線電視合法化取代電波開放」
（1987-1992）、「全面啟動改革」（1993-1995）、「廣電勢力版圖分配與公共電視 建台及其爭議」（1996-1997）、「有線電視法修法及其爭議」（1996-2000）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