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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婦女積極參與生產勞動，「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老諺語被時代逐漸淘汰，
而由「女子能頂半邊天」193取代，而這些蓄積的力量，為往後婦女的徹底解放做 好了準備。
（三）主體意識與自我實現
魯迅在《傷逝》中藉由子君之口，勇敢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你們誰也沒 有干涉我的權利」；丁玲筆下的莎菲同樣抱著同樣的理念，尋找自我，可以說自五 四開始，女性便在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而綜觀土改小說中的女性解放，
所沿循的思路仍然是女性「被拯救」的模式，其中馬烽〈金寶娘〉（1948）正是一 個明顯的例子。金寶娘翠翠是一個童養媳，因為美貌受到財主劉貴財的覬覦，誣 陷其夫為共產黨，導致他倉皇出逃。翠翠孤苦無依，為了扶養婆婆與孩子，迫不 得已從事皮肉生涯。文本中敘述翠翠冬日求乞，全村的人家誰也不給，原因是：「人 家貴財放了話，誰家要給你吃的，誰家就是他的對頭。」194 順義嬸更充當了劉貴 財仲介者，翠翠陷入皮肉生涯的推手。
日本人攻進村莊後，「敵人向村裏要花姑娘，那時劉貴財當了偽村長，逼著 把翠翠送上了碉堡，金寶留給瞎奶奶照管。過了六、七天，翠翠從碉堡上 被抬下來了，臉色青白，嘴唇沒一點血色，比死人只多一口氣。」195
翠翠是為了全村而被犧牲的，但當翠翠淪落後，村民對他的態度，可以從劉拴拴 的一句話中看得出來：「這女人，嗨！不能提了，以前接日本人、警備隊，後來又 接晉綏軍，爛貨！」196金寶也被歧視為婊子兒，「出去街上，人人欺侮」，翠翠陷 入悲慘生活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劉貴財，但其他的村民們難道沒有一點推波助瀾的 責任嗎？文本中的敘述者—工作隊員老馬，在還沒有聽說過翠翠任何的資訊時，
一見到翠翠就心生厭惡：
山東新華書店，1946 年，頁 1-2。
193 當然對毛澤東時代「男女都一樣」的婦女政策的批評也極多，批評者認為將女性「雄化」或「無 性化」是掩飾了父權制結構和性別差異等問題，畢竟此政策建築在階級論基礎上，否認性別差異 的社會結構和國家體制，事實上也是一種不平等，但不可諱言，在此時期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在 實踐上取得巨大進步。
194 馬烽：〈金寶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
（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713。
195 同上註，頁 714。
196 同上註，頁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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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白的臉上有很多皺紋，眼圈發黑。剪髮頭，寬褲腿，還穿著一對破舊了 的紅鞋。她一身和年齡十分不相稱的打扮，引起我一種厭惡的感覺，一看 就知道是個不正派女人。197
因為翠翠的穿著打扮不合傳統，老馬就心懷歧見，翠翠也自認為：「我是個下賤女 人，名聲壞，活的還不如條狗！」198事實上翠翠美麗、溫柔、孝順，是一個堪稱 完美的傳統中國婦女，造成她的悲劇的原因馬烽將其歸咎為「這都是舊社會逼害 的」199，將其簡化為地主階級對佃農的迫害，也因此當土改完成後，失蹤的丈夫 回家，「甚也有了，分下房，分下地。」200翠翠的「賴病」（花柳病）也「好光了，
打了兩針六○六了」201，似乎連村裡的人對她也消除了歧視，結局充滿了希望。
在文本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由於某種偉大力量的幫助，悲慘的生活得到改善，原 本淒涼的人生有了轉機，眾人交口讚揚偉大力量的書寫模式，而不是翠翠作為一 個女性其自主的個性與反抗；這種書寫模式激發出來的往往並不是對女性的尊重 與理解，而是對地主的無比憎恨。這從馬烽對作品名稱的修改之中可略見端倪，
該文原名〈一個下賤女人〉，此名容易令讀者展開對翠翠命運的反思：是誰使其淪 落，成為「下賤女人」？那麼此文焦點自然偏向五四時期的啟蒙思考，走入文化 批判思路，而馬烽顯然不願如此，他將文名改為新生後的「金寶娘」，一來淡化了
「下賤女人」的性別思考，二來顯示了新政權促其重生的光明力量，成為「舊社 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示範文本。
陳殘雲〈山村的早晨〉（1954），對於婦女政治地位的提升，則有另外一番演 繹。劉平與平三嫂夫妻都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下翻身的農民，劉平性格暴 躁，雖然信仰共產黨，政治覺悟卻沒有妻子來得高，面對擔任農協副主席的平三 嫂「他的丈夫威風就被壓低了似地，很不服氣，於是在公開場面服從女人的領導，
回到家裏又指桑罵槐地、以丈夫的權威壓女人。」202也因為他「看不起女人」的 態度而受到了地主婆馬二娘的哄騙，二流子單眼照的挑撥。最後劉平自我檢討，
夫婦倆重歸於好。此文本的特殊處在於敘事已突破新/舊、媳婦/婆婆之間的對立，
而觸及了男性威權與婦女解放兩股力量的衝突。〈山村的早晨〉隱隱約約地觸及到
197 同上註，頁 706。
198 同上註，頁 716。
199 同上註，頁 716。
200 同上註，頁 719。
201 同上註，頁 719。
202 陳殘雲：〈山村的早晨〉，收入《陳殘雲自選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年，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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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所謂的自我實現問題，文本中平三嫂要去縣裡受訓時，有一段她的心理描寫：
一種鄉村女人習慣了的平靜的心情，又被新的複雜的東西激動著。然而曙 光一樣的希望吸引著她，在模糊的想像中；她直覺地想到自己將有新的開 始，於是她喜悅，情緒上的偶然不安，為喜悅所代替。203
這一種想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慾望，在土改小說中是極為少見的。《春回地暖》
女村長甘彩鳳也有相似的、急欲實現自我的理想，但是無論是傳統封建勢力，還 是刻板性別對立，甚至是自我實現的慾望，凌駕其上者絕對是共產黨統治力量，
面對這種力量，不論是章培林或劉平都只得乖乖認錯，俯首稱臣：
「我先告訴你，」平三嫂突然莊重起來，「我進了黨，就服從黨領導，黨要 我到什麼地方去，我都去，你不能怨我。」204
黨的強大由此可知，舊封建與性別對立的阻撓固不值一提，連愛侶的情感也無法 牽絆她們追隨黨的意志。這種唯黨是從的政治傾向，越到後期的土改小說越為明 顯。
婦女們的解放與新政權的支持脫不了關係，但是為了穩定家庭結構、爭取更 大程度的鄉村動員，在實際的工作情況裡，婦女解放不得不以一種折衷和緩的方 式來進行，亦即放棄激烈的婦女個人的性別解放，而將女性解放與穩定家庭關係、
發展生產相結合。換言之，婦女解放是有限度的，必須符合傳統家庭倫理的觀念。
這在趙樹理的作品中亦可看出，〈小二黑結婚〉裡的三仙姑是作為一個丑角型的人 物出場，她年紀老大，卻愛塗脂抹粉，唯恐得不到旁人的注意：
雖然已經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 邊，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 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了霜。205
事實上三仙姑也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她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206而她
203 陳殘雲：〈山村的早晨〉，頁 223。
204 同上註，頁 242。
205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收入《趙樹理小說選》，頁 2-3。
206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收入《趙樹理小說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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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丈夫于福「是個老實後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裡死受。」207，年輕美麗 的三仙姑與丈夫性格不合，得不到關愛，只得藉由「下神」的把戲增加與其他年 輕男子接觸的機會，在現代社會中，女性自然擁有追求愛情、情欲和美麗的權利，
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中，小芹還能奮力一搏，脫出傳統的牢籠，而三仙姑卻只能「弄 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208，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婦女有限度的解放也表現在上述的〈黑牡丹〉和〈李秀蘭〉的文本之中。錢 蘭英據理力爭過後，公公懾於村婦救會的威勢，兒子則自省：「她成天在家裏生產，
哪樣不是飛馬溜快的，幹活手到擒來，過年玩玩花船，不是應該的嗎？」209小倆 口終究言歸於好。而「秧歌大王」李秀蘭也是以回到婆家，定心與丈夫好好過日 子作為結局。錢蘭英與李秀蘭都有著自己的嗜好，並樂在其中。不同處在於，錢 蘭英僅在新春之時玩花船，平日則勤懇努力，而李秀蘭則逃避勞動，因此，前者 的公公與丈夫向她低首賠罪，而後者則是接受教育後幡然悔悟。判決婦女們的審 美情趣與喜好傾向是否能繼續的關鍵在於有無進行「正經的」生產勞動，這距離 真正的自主與自由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仔細觀察此段時期作為典範的女子楷模，幾乎是以「生產英雄」與「勸夫參 軍」為表揚主題，結合中共政策與政治情勢，不得不揣度中共的婦女解放政策實 帶有相當濃厚的功利色彩，真正個體的解放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個體的解放標誌 著個人意識的獨立與自主，這也與中共倡導的集體主義格格不入，可以說，中共 政權解脫了婦女身上婚姻家庭的束縛、促使她們經濟獨立，並給予了女性較為寬 廣的社會生活，但卻利用各種軟性的方式讓婦女再次回歸家庭結構之中、安心勞 動生產。婦女本身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與精神自由等等議題，則要等到文革之後才 逐漸被研究者所關注。雖然如此，對於「娜拉走後要怎樣？」的議題，中國共產 黨似乎給了一個答案，並且在政治解放、經濟解放的前提之下，提供了中國婦女 思想解放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