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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丈夫于福「是個老實後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裡死受。」207，年輕美麗 的三仙姑與丈夫性格不合，得不到關愛，只得藉由「下神」的把戲增加與其他年 輕男子接觸的機會，在現代社會中，女性自然擁有追求愛情、情欲和美麗的權利，
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中，小芹還能奮力一搏，脫出傳統的牢籠，而三仙姑卻只能「弄 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208，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婦女有限度的解放也表現在上述的〈黑牡丹〉和〈李秀蘭〉的文本之中。錢 蘭英據理力爭過後，公公懾於村婦救會的威勢，兒子則自省：「她成天在家裏生產，
哪樣不是飛馬溜快的，幹活手到擒來，過年玩玩花船，不是應該的嗎？」209小倆 口終究言歸於好。而「秧歌大王」李秀蘭也是以回到婆家，定心與丈夫好好過日 子作為結局。錢蘭英與李秀蘭都有著自己的嗜好，並樂在其中。不同處在於，錢 蘭英僅在新春之時玩花船，平日則勤懇努力，而李秀蘭則逃避勞動，因此，前者 的公公與丈夫向她低首賠罪，而後者則是接受教育後幡然悔悟。判決婦女們的審 美情趣與喜好傾向是否能繼續的關鍵在於有無進行「正經的」生產勞動，這距離 真正的自主與自由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仔細觀察此段時期作為典範的女子楷模，幾乎是以「生產英雄」與「勸夫參 軍」為表揚主題，結合中共政策與政治情勢，不得不揣度中共的婦女解放政策實 帶有相當濃厚的功利色彩，真正個體的解放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個體的解放標誌 著個人意識的獨立與自主，這也與中共倡導的集體主義格格不入，可以說，中共 政權解脫了婦女身上婚姻家庭的束縛、促使她們經濟獨立，並給予了女性較為寬 廣的社會生活，但卻利用各種軟性的方式讓婦女再次回歸家庭結構之中、安心勞 動生產。婦女本身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與精神自由等等議題，則要等到文革之後才 逐漸被研究者所關注。雖然如此，對於「娜拉走後要怎樣？」的議題，中國共產 黨似乎給了一個答案，並且在政治解放、經濟解放的前提之下，提供了中國婦女 思想解放的條件。
二、識字啟蒙與破除迷信
隨著土改運動席捲農村，嶄新的思想意識也逐漸改造了農民舊有的思維。逐 步形成了新風俗與新觀念。識字啟蒙與破除迷信是其中顯著的代表。土改運動之
207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收入《趙樹理小說選》，頁 2。
208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收入《趙樹理小說選》，頁 16。
209 白夜：〈黑牡丹〉，收入康濯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三卷），重慶：重慶出版 社，1992 年，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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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國農民文盲大約有 28000 萬人，占 14 歲以上農民人數的 83%。210張鳴說：
單純的教育和啟蒙仍不足以推動農民意識的進化。充其量，教育和啟蒙不 過是帶動車廂的一只輪子，而絕非是萬能的，農民意識的改變，還要依賴 外界變化的壓力與農村社會的內部改革，啟蒙者必須同時具有（農村）改 革者的身份，啟蒙才能真正深入農民之心。革命的農民戰爭並沒有擠壓了 啟蒙，在革命者佔據的農村，掃除封建，破除迷信，教育和啟蒙都在很扎 實而成功的進行者。即使在全國解放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農村的啟蒙教育
（掃盲）也很有成效。211
早在 1944 年，山西部分農村便有讀報組。而華北老區在抗日戰爭時期年年都開辦 冬學，在春耕農忙時，農民們便白天下地，晚上學習，把學習和生產結合起來進 行。1950 年 7 月，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為加強黨的宣傳鼓動工作，老區各地逐漸 恢復與發展了農村讀報組，將組織讀報與文化學習結合在一起。在讀報中碰到了 生字就記下來，然再查字典。為了適應土地改革後農民群眾迅速增長的文化要求，
中共中央華東局 1951 年發佈《關於土地改革後農村工作任務的指示》，要求以抗 美援朝的愛國主義教育，以及提倡農業科學知識與逐步掃除文盲為中心，系統地 展開農村文化教育工作。212羅平漢亦提及：
工作隊把各個屯的積極分子集中起來上課，內容是松江省委編的《農民課 本》、《農村政治課本》等，還有農民作家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及
《白毛女》的故事以此啟發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213
從這裡其實可以看出，針對農民的啟蒙教育並不是單純的識字，背後隱含著將政 治意識透過文化學習傳播出去，並藉此教育農民的目的。
知俠〈韓邦禮苦學記〉（1944）敘述少年韓邦禮因為不識字吃了不少悶虧，他 下定決心努力學習，克服了種種困難，後來經由八路軍的幫助，終於被選為一等 學習模範。其中描寫指導員送他一本新出的文化課本，頭一課就是：「中國人有受
210 金超民：《解放後中國農民的生活變化》，農業出版社，1959 年，頁 21。
211 張鳴：《鄉土心路 80 年：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頁 216。
212 〈中共中央華東局發佈關於土地改革後農村工作任務的指示〉，《人民日報》，1951 年 12 月 8 日，第 2 版。
213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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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的人，有壓迫人的人！」，慢慢地，韓邦禮學到不少新知識：
他不但學會了好多生字，也瞭解到好多過去所不了解的問題。他知道了誰 是壓迫人的人，窮人為什麼受壓迫，窮人怎樣才能翻身，誰是救星，誰是 敵人，將來打倒敵人，勞苦的人民過怎樣的日子。214
不可否認，雖然是夾帶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啟蒙教育，但是共產黨在掃除文盲方 面的確不遺餘力，收效甚著。
〈識字的故事〉（蕭也牧，1946）則從另一個方面論證了識字的重要性。因為 整個村子都沒有識字的人，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只得請地主莊三元當教師。莊三 元故意歪曲減租政策，藉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農民被愚弄後才醒覺，意識到識字 的重要性。其中要昭示的意義是：「字兒是一種工具，也是武器。你沒有，你就得 奪取它！」215在以往，這文化武器都僅為特殊階級所獨佔，農民們對其敬畏三分：
這莊讀書人是得罪不起的，他們都是有錢人家出身。自古有財就有勢，但 是他們究竟是少數，大多數的窮人合起心抱得緊緊的，把那些壓迫人的人 制服是有足夠力量的。可是富家有了讀書人就不好辦了，讀書人可以作官，
作官可以發財，財勢相連，有錢人勾通官府就能要窮人的命，你再冤枉，
讀書人寫去一封信，就再沒有窮人說的話，所以說這裏窮人尊敬讀書人，
倒不如說是怕讀書人。216
共產黨得到統治權後，一再教育群眾，地主階級雖然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但是還 是會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來破壞革命，所以要將識字當成一種文化武器，才不會 受制於人。這種啟蒙目的雖然有些功利取向，但對於提高識字率，卻極其有效。
原始社會中由於人們無法理解和駕馭大自然的力量，因此產生了神的概念，
在傳統觀念中「神」無所不能，所以人們將其在生活中的不如意，寄託於神明，
渴望神明能保佑人們趨吉避凶、消災解厄，在其中得到精神慰藉。這是中國普遍 的民俗文化，但是這些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若不掃除，很容易強化保守宿命的心 態，使得革命窒礙難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描寫一位原本愛笑愛鬧的小夥子侯
214 知俠：〈韓邦禮苦學記〉，原載於《山東文化》第 2 卷第 2 期，1944 年，收入康濯主編：《中國 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三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年，頁 1521。
215 蕭也牧：〈識字的故事〉，收入康濯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四卷），重慶：重 慶出版社，1992 年，頁 2382。
216 知俠：〈韓邦禮苦學記〉，頁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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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神信仰便成為革命的聚焦重點。要使農民恍然大悟，不再迷信，就需要揭去 籠罩在其上的神秘面紗，並將其與現代思維方法做一對比，凸顯前者的荒謬與不 合理。〈衛生組長〉（葛洛，1945）敘述北峁村的衛生組長，發動大家來講衛生，
但群眾不是虛應故事，就是當作耳旁風。某次其妻重病，因大雨路斷，醫生未能 立即抵達，母親與岳母認為其是由於沾染了不乾淨的東西，是「邪病」，堅持請來 巫神治病，好在醫生及時趕到，診斷為傳染病，對症下藥，最後終於痊癒，恢復 健康。母親與岳母觀念的轉變正在於知道熟人（李樹榮家婆姨）因此事過世：
她的死，完全是因為受了耽擱。石家畔離縣城並不遠，她家老人不送她去 縣城醫院治病，卻請來巫神胡弄人。韓醫生剛到石家畔，她家還相信巫神，
不相信醫生，不願讓韓醫生給她看病。臨死時候，巫神還在她家裏……223
無獨有偶，〈老陰陽怒打「蟲郎爺」〉（李季，1947）也通過兩種應戰蝗災的不同方 式，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陝北三邊的村子水漫凹，因為天旱，雨水少，害蟲四 起，禾苗遭災，農民束手無策，政府派遣王區長、董營長到村裏處理，他們提出 建議「打是個好辦法，政府主張打；別的辦法，誰願意試當一下，也行。」224王 區長一席話，得到年輕人熱烈支持，但上年紀的人「都擠在村西頭，趙陰陽的家 裏。」於是，兩方較量開始了。
作為上年紀的代表人物趙陰陽怒氣沖沖：「如今這夥年輕人，說話一滿沒有把 穩。得罪了上天神靈，誰能吃罪得起，這蝗蟲乃是上天蟲郎爺所管。它吃莊稼，
這是天意；上天要收拾咱們這一輩人，就憑那幾個二杆子，還能挽轉天意？」225基 於對不可違抗的上天的敬意，趙陰陽採取哀兵政策，上供點香燒表，求告蝗蟲爺，
但「一天跪到晚，腿跪的又酸又麻，腰部直不起來」，倒是動手打的人「連著打了
但「一天跪到晚，腿跪的又酸又麻，腰部直不起來」，倒是動手打的人「連著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