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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過上不受剝削壓迫的好日子。所以中共在前方打老蔣（國民黨的軍隊），農民 在農村打小蔣（地主），兩者緊密結合，成為命運共同體：
蔣介石這傢伙是咱們的死對頭。咱們眼前就只有一條路，咬住牙和蔣介石 幹到底吧！咱們都是一個船上的人，好孬都在一塊兒了，個人的事和大家 的事說什麼也分不開。128
你想想，蔣介石那夥子是朝著什麼人來的？還不是因為咱們分了地，分了 房子，看咱們翻了身他紅眼？他一來，咱們窮人家誰還有好日子過？咱們 就得豁上了和他幹，抱緊了和他幹，非幹到底不行！咱們窮人是一家人，
有福就大家享，有難咱大家當……129
透過邏輯推論，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革命關係，由此確立。
三、用階級論取代人性論
在土改運動中，訂為什麼樣的成分對農民來說十分重要。因為政策很明確，
貧、僱農是依靠對象，中農是團結對象，地主、富農是鬥爭對象。這樣的區分方 式，打破了原來宗族、血緣所組成的人際網絡，建立農民的身分認同。小說〈秋 千〉（孫犁，1950）中原本天真活潑的大絹在劃階級定成份的會議上被劉二壯講出 爺爺當年曾經剝削別人，立刻覺得羞愧難當。藉由李同志的視角，看到的是：
李同志覺得在他的面前，好像有兩盞燈刹的熄滅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兩 顆星星。他注意了一下，坐在他前面長凳上的大絹低下了頭，連頭髮根都 發紅了。130
她哭著離開了會場，從此她再也不到冬學來了，再見到李同志時，「她好像比平時 矮了一頭，渾身滿臉要哭的樣子。」131直到糾正了她家的成分，大絹重新上學，「她
128 同上註，頁 13。
129 同上註，頁 191。
130 孫犁：〈秋千〉，《人民文學》，1950 年第 3 期，收入孫犁：《白洋淀紀事》，北京：中國青年出 版社，1958 年，頁 34。
131 同上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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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了些，可是比以前更積極更高興了，就是：火色更純淨，剛性也更堅韌了。」132 值得咀嚼的是文本中的一個片段，與大絹交好的女孩子們在李同志面前為她說 話，李同志說了一番大道理，於是女孩子們：「李同志，你說的對，她要真是地主 富農，就是親生姐妹，我們絕不袒護她！我們覺著她不是，她是我們一群裏的！」
133也就是說，如果大絹的爺爺真的被定為富農，那麼大絹也許永遠被放逐於女孩 子們的友情之外了。階級的影響無遠弗屆，因此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大學生胡鏡泉 在被地主的小老婆徐二姐愚弄過後，有了新的體悟：
他已經懂得對人態度好不好，都是一個立場問題，階級感情問題。同一的 態度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後果，因此他學會了謹慎。134
仔細觀察徐二姐「愚弄」胡鏡泉的過程，徐二姐既無設計陷害，也沒有詐騙他而 得到好處，頂多在問答中有意迴避了身分問題，故意使胡鏡泉猜測她為貧農，面 對一個素昧平生的外地人，為了保護自己這樣做也無可厚非，與幹部及工作隊慫 恿阿娟在劉家當間諜，哄騙老實懦弱的地主媳婦徐秀英交出偷藏的田契與金塊相 比，實在不值一提。書中敘述徐秀英在幹部與工作隊員的陪同之下，到娘家取出 財物：
徐秀英有滿肚子話要對父親講，也有許多眼淚要在父親面前流。但是，話 不能講，眼淚流不出，只好無言地看了父親幾眼，跟著劉二柱等人一起走 出。135
徐秀英很聽話，希望交出金飾之後，她的丈夫不會再被扣押和坐牢。她不 敢和父親多說話，一切按著周燕的吩咐，隨著周燕出門而去。136
這多像是家屬向綁匪交付贖金啊！做為人質的徐秀英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處境 令人同情。由於階級立場的限制，作為正面人物的幹部與工作隊員們，幾乎都不 近人情到冷血的地步，原本柔順溫和的朱細芳與天真單純的阿娟談論槍決穿山狗 時：
132 同上註，頁 38。
133 同上註，頁 38。
134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123-124。
135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327。
136 同上註，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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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細芳得意地說：「大夥都稱讚我哥和大柱哥的槍法準，一打下去，穿山狗 叫也不叫就躺倒了，省了幾顆子彈。」
阿娟天真說：「要是我呀，我先不打死他，讓他多叫幾聲，多受點苦，才死。」
朱細芳說「這倒用不著。該多鬥幾場，讓大夥消透心裡的冤屈氣，才殺他，
更好。」137
這樣淡漠殘忍的話語出自兩位作者極力頌揚的勤勞良善的女子，不免令人瞠目。
更讓我們悚然心驚的是其中的理所當然，不禁使人質疑何謂「柔順溫和」？何謂
「天真單純」？諸如此類的例子尚有許多，地主少爺劉繼宗被關押，「天真單純」
使女阿娟只得每日送飯：「阿娟走得很厭煩，恨不得劉二柱把這作惡多端的大少爺 整死。」138若對地主有任何一點同情憐憫，便是猶豫、不堅定、應該受到批評，
是政治立場不穩定，是苦大仇深的主角人物絕對不能觸犯的低級錯誤，一定要以 階級作為判斷一切的標準。而作為書中地主階層的代表，無惡不作的徐潤山，在 偷渡被捕時，原本寧願勞改，也不願回鄉接受鬥爭，幹部洪流故意提出徐二姐，
動之以情：
徐潤山一想，覺得不該讓心愛的小老婆活受罪，不如自己回去認了罪，什 麼處罰都好，省得小老婆受折磨。139
而徐二姐則處心積慮幫助丈夫徐潤山逃港，不知道為此被鬥爭了幾回，甚至不惜 製造假自殺，來轉移大家的焦點，當她得知丈夫在廣州被捕、押解回鄉批鬥：「一 陣極度的驚慌以後反而不驚慌了。她想，大不了也是跟著他一塊坐牢。」140作為 正面人物的形象受制於階級意識，反倒是作為反面教材的人物流露出人的情味，
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吧！1951 年參加土改的學生樂黛雲141（1931~），眼見勤 懇致富的老裁縫被當作地主鎮壓，心中迷惘徬徨，北大學生黨員程賢策142（1927？
137 同上註，頁 387-388。
138 同上註，頁 311。
139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433。
140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441。
141 樂黛雲是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
142 程賢策，曾任中共北京大學中文系總支書記，文革初期被當作「黑幫份子」並遭受學生暴力鬥 爭折磨，三個月後自殺身亡。程賢策是一種革命典型，當土改之時，他以正義的革命實踐者自居，
但是卻忽略了在對某一類特定人群施行不公平的鬥爭之時，他與千千萬萬年輕人正在共同建立一 套超越法律程序與公民權利的機制，而這套機制隨著革命領袖的喜惡而運作，當革命領袖判斷某 人（或某群人）是「敵人」時，某人（或某群人）隨即被剝奪了法律保護，淪為人人喊打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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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告誡她：
由於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 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尤 其是人道主義、人性論，這也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之一，但現在已成 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對立面，這正是我們和黨一條心的最大障礙。143
也就是說，人道主義、人性論都是封建傳統下的貽害，必須清洗掉的遺毒，但是 參加革命不正是因為同情被剝削者的苦難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說：「多 少知識分子起初是出於道德憤慨而傾向革命政黨，最後卻認同了恐怖統治和以國 家利益為名的理由！」144還是儲安平（1909~1966）看得透徹：「共產黨的對人，
只有『敵』『我』……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145 當然，在階級的範圍之內，還是可以容許人性的存在。尤其是必須通過描寫 階級鬥爭實現愛情自主，達到強化階級意識的目的。青年男女自然的情感需求受 到了地主階級的阻撓，但經過暴風驟雨般的土改運動，得到了美好的結局。這樣 的敘事論述，使個體在私人領域對政治產生了認同感，革命獲得個人的情感上的 合法性支持，進而加入群體，為愛情的自由而努力。許多的土改小說都表現了在 這方面的努力，雖然個體自由的愛情故事看起來與階級的集體性似乎是背道而 馳，但是愛情還是存在於階級的大框架之中，其先決條件是雙方所屬的階級是正 確的，政治的覺悟是高的，愛情是反抗階級壓迫的，才有可能成立。《山谷風煙》
描寫大學生胡鏡泉愛上了童養媳出身的幹部葉銀，向她表訴衷情：
「……一個被舊社會壓扁了的人，一個卑賤的童養媳，變得如此可愛。我 從靈魂深處愛慕她。」
「這是我的鬥爭鍛煉，和思想改造的結果。阿銀，請你相信，我把荔枝一 樣的紅心獻了給你。」146
葉銀是苦大仇深的代表，胡鏡泉對她的示愛詞與其說是對其深情繾綣、難以自拔，
這批「正義的革命實踐者」傾盡熱情設置好的機制，最後成為吞吃掉自己的怪獸。
143 樂黛雲：《四院･沙灘･未名湖：60 年北大生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07。
144 〔法〕雷蒙･岡隆著，呂一民、顧杭譯：《知識分子的鴉片》，1955 年，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5 年，頁 220。
145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原載於《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收入張新穎編：《儲 安平文集》（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頁 95-107。
146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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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是小資產階級對黨表達欲與工農結合的赤膽忠心。果不其然，葉銀冷靜地拒 絕了他，而葉銀的激情表現於入黨的儀式上：
葉銀感動得哭了，她嗚咽道：「老黃，你……你救了我……」黃為民說：「黨 救了你。」葉銀感情衝動地叫著：「黨呵，黨呵……」她像孩子看見媽媽一 樣，把黨看作是自己親愛的母親。147
葉銀對於黨的無限熱愛，「黨要我幹什麼都行」，這樣的服從與忠心「對黨無限忠 誠、熱愛，願意把自己的一切，青春、智慧，甚至是生命，都獻給黨」，148才是黨 要的結果，趙超構在延安就看出：
共產黨員並非了不起的人物，倘就知識水準來說，一般共產黨員的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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