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翻身與翻心
第二節 階級話語的植入與強化 一、階級界線取代宗族血緣 一、階級界線取代宗族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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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應有的生存資源，但是在經濟上幫助農民翻身並不是終極目的，在此過程中 最重要的是啟發群眾翻心。採取啟發而不是「恩賜」的方法讓群眾能產生精神自 覺，意識到自己受壓迫的根源，起而與剝削他們的地主鬥爭，但仔細推敲，這種 自覺並非農民自主地追求平等，是由工作隊員耐心引導，使農民在不知不覺間接 受了黨與國家意識的話語。基本上還是由外力移植進入鄉村的，與現代化所謂的 個體自覺相差甚遠。從土改小說所描述的農民訴苦的內容中，幾乎都是地主損害 了農民個人利益，可以觀察出農民對地主的怨怒還是由個體出發，屬於日常生活 的矛盾，與自覺的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無關。這是由於農民本身固有思 維的限制，因此所謂的「階級仇恨」必須藉由傳統道德價值的評判才得以滋長，
找尋「階級仇恨」亦需要從私人恩怨入手。兩者的衝突也簡單化約為革命群眾（貧 農、雇農）=「善」，階級敵人（地主和富農）=「惡」，還是傳統倫理善惡的二元 對立。值得注意但不可諱言的是，土地改革的確幫助中共成功地動員了農民，投 入到中共所認為的「革命運動」中去。正如黃仁宇所言：
土地改革解決了中共一切的動員問題。一到他們將初期的農民暴動控制在 手，兵員補充與後勤都已迎刃而解。整個鄉間完全被動員整合，緊接戰場 後方的是動員村落的人員。村民必須供應食物、住處及急救設備。各種後 備支援就這樣以自動貢獻的名義，定期而自動地輸送到前線，作戰部隊完 全擺脫後勤的負擔重任。9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不約而同的以參軍支前作為結束，既印證了 黃仁宇的論點，又再次顯示了土改小說的意義：土改小說不僅記錄（主流意識形 態之下）歷史、構建歷史，也藉由小說這種傳播方式，承擔了動員民眾的部分責 任。
第二節 階級話語的植入與強化 一、階級界線取代宗族血緣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幾千年來，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經 濟，形成了中國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農耕文化，生產方式與土地密切相關，大多數
92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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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般安土重遷，少有流徙，數代定居、繁衍在一地，但是這種穩定的生活形 態同時也有著缺少流動性的特徵，馬克思就指出：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 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相互交往，而是使他們相互隔離。……
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 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了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 了一個省。93
這種穩定的社會結構造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安定的生活方式，祖祖輩輩、世世代 代種同樣的地、吃同樣的米、幹同樣的活，同樣娶妻生子、繁衍後嗣，生活沒有 改變也不需要改變，因此費孝通就認為：
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社會。不但是人口流 動很小，而且人們所取給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 如是的環境裡，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 父的經驗。94
鄉村社會自給自足的特性，讓村落與外部的聯繫較弱，農民交往的主要對象幾乎 都是血緣親屬，農民世代在家庭、宗族、姻親、鄰里等關係的聯結下，「村子的人，
構成了一個虛擬的大家庭」95，整個村落是一個「熟人社會」，他們對宗族血緣和 地緣群體有著高度的認同感和依附感，正如徐勇所指出的：
家族和鄉土觀念是古代中國鄉村社會意識的重要內容。這種極具封閉性的 社會意識深深滲透在鄉村社會生活中，構成了鄉村政治文化的深層基礎，
廣泛和持久地影響著鄉村社會。96
9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一），北京:人 民出版社，1972 年，頁 693。
94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7。
95 彭正德：〈土改中的訴苦：農民政治認同形成的一種心理機制一以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中 共黨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頁 112-120。
96 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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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使用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習俗，接受宗族的 保護，尋求親屬和鄉鄰的社會幫助，承認和服從大家公認的權威。所以地主與農 民之間除了階級關係，還多一層血緣宗族關係。正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說：
「村上就這二百多戶人，不是大伯子就是小叔子，還請不得客？……」97 。這在 鄉村社會中是理所當然之事，例如趙樹理筆下的福貴由於欠下高利貸後只得到城 裡當吹鼓手，村上的家長老萬（也是地主）覺得沒面子，於是召集王家戶中具身 分的人商量：
福貴這東西真是活夠了！竟敢在城裡當起吹鼓手來！叫人家知道了，咱王 家戶下的人哪還有臉見人啊？一墳一祖的，這堆狗屎塗到咱姓王的頭上，
誰也洗不清！
98
在眾人異口同聲「打死」、「活埋」，福貴只好連夜逃亡，宗族勢力的強大可見一斑。
也因此，在地主走投無路之際想到的就是用血緣、地緣宗族的關係對農民們動之 以情：
一筆難寫兩個「章」字，你耕野叔已經過時啦，現在祖宗門下就看你啦。……
今後就要你培林看在祖宗分上，幫助幫助你耕野叔進步，提攜提攜你耕野 叔。99
「……可是那些人又對我說呀」，鄭三嬸說，「你到底姓鄭啊！他們的心和 你隔條溝啊！」100
陳殘雲《山谷風煙》（1978）村長劉有威在土改工作隊到達之前，與村民說了一番 話：
咱們同村共鄉，朝見面晚見面，誰家裏有幾顆大米，誰有什麼心事，大家 都曉得，便是平日誰跟誰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兒，也得包藏包藏，犯不著對
97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頁 105。
98 趙樹理：〈福貴〉，《太岳文藝》創刊號，1946 年 10 月 1 日。收入《趙樹理小說選》，山西：人 民出版社，1979 年，頁 228。
99 王西彥：《春回地暖》，頁 185。
100 王希堅：《雨過天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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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說。101
大家喝的是一條山坑的水，拜的是一個劉家的祖墳，有什麼咽不下的氣，
只管對我罵，用不著罵別的人，也用不著對外邊人嚷嚷。102
劉有威的話一方面提醒村人千絲萬縷的親緣地緣關係；一方面也界定了村內人與 村外人（土改工作隊）親疏的分別。但在中共不斷的宣傳啟發之下，農民傳統的 宗族觀念開始動搖，《翻身記事》（梁斌，1978）中的地主王健仲向後輩王牛牛套 近乎，卻受到對方的冷落：
按王家祠堂的家譜來說，王健仲輩數最高，平時王牛牛想跟他叫聲爺都夠 不上，經過幾個月的土改運動，王健仲的威風被貧僱農打下去了，王健仲 老是想找機會跟王牛牛說個話兒，近乎近乎，拉拉關係。今天才跟王牛牛 叫聲爺，說句近情話，不想又碰了一鼻子灰。103
從「誰是『爺』？」的變化可以看出，傳統倫理法逐漸失靈，用財富作標尺的階 級分類方式在鄉村中獲得權威的地位。張鳴認為：
從解放戰爭以來逐漸磅礴於全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地將中國農村社 會翻了過來，不僅顛覆了傳統的農村權力結構，而且顛覆了農村的傳統，
古老的鄉土文化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僅意識形態觀念被 顛覆，鄉村禮儀被唾棄，連處世規則也發生了空前性的更替……104
在原本的鄉村人際網絡裡，不同階層的人物之間絕非壁壘分明的敵我對立姿態，
《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為例，顧湧（富裕中農）的大女兒嫁給了胡泰（外村富 農）的兒子，二女兒嫁給了本村的錢文貴（惡霸地主）的小兒子錢義（八路軍）。
顧湧的媳婦則是李之祥（貧農）的妹妹。李之祥的妻子董桂花（貧農）是婦聯會 主任。錢文貴和錢文富（貧農）是親兄弟，和村工會主任錢文虎（貧農）是堂兄 弟，和治安委員張正典是翁婿。錢文貴跟農會主任程仁（貧農）也是遠親，程仁
101 陳殘雲：《山谷風煙》，頁 10。
102 同上註，頁 48。
103 梁斌：《翻身記事》，《梁斌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88-389。
104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
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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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錢文貴姪女黑妮又有著戀愛關係。侯忠全（貧農）是侯殿魁（地主）的佃戶，
同時他們又是堂叔侄關係。這枝纏蔓繞的親眷關係，正是中國無數村落的縮影。
但當階級話語介入其中時，人物心態開始擺盪，造成了暖水屯複雜的情況：
程仁現在既然做了農會主任，就該什麼事都站在大夥兒一邊，不應該去娶 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為這種關係影響了他現在的地 位，群眾會說他閒話。105
（顧順）他說：「回到你（顧二姑娘）那個家裏去吧，不要同咱們有來往。
要是你三天兩頭跑，咱們是掉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咱們有了你們家一份親 戚，真倒透了霉」106
程仁在錢文貴家當長工時和黑妮相濡以沫，但是一旦劃分階級，程仁的「地位」
不同了，兩人之間就彷如有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愛情在階級意識面前顯得微 不足道。非但是愛情，連骨肉親情也不值一提，顧二姑娘並非與錢義兩情相悅，
而是顧家迫於錢文貴的威勢嫁入錢家，日子也不見得過的遂意，但是當土改運動 席捲而來，親弟弟（積極分子）卻採取劃清界線的立場，不能不說是有些絕情了。
土改小說越到後期階級衝突越激烈，人物的階級立場越堅定，雙方陣營旗幟
土改小說越到後期階級衝突越激烈，人物的階級立場越堅定，雙方陣營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