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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隨著階級意識的進入、重組鄉村秩序，最後一絲的「親戚情份」也 冰消瓦解，從此轉化為「親不親，階級分」的階級村莊了。此外，為了將敘事純 淨化，《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所描述的農村幹部，多半是孤兒，例如 前者中的張裕民（僅有一幼弟）、程仁；後者中的趙玉林、郭全海、白玉山，這在 以宗族為主體結構的農村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也許作者正是在潛意識中替他們去 除掉某些血緣上的牽絆，迴避了傳統親緣關係可能會替他們造成的困局，確保他 們無私的形象。
二、製造階級敵人
《毛澤東選集》中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 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13抗日戰爭後，階級矛盾取代了民族矛盾，面對內 戰一觸即發情況，共產黨亟需鄉村支援，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取得最後 勝利。因此順應農民需求、展開徹底的土地改革運動，刻不容緩。但是光憑分地 未必能贏得農民死心踏地的擁護，如何迅速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劃分敵我陣營，
就必須依靠階級鬥爭的方式，紀保寧（Pauline Keat-Ing）指出，輸入階級鬥爭手段 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的關鍵所在，組織階級鬥爭也是中共鄉村組織工作的主要 特色，它減少了農民的消極情緒，消除了阻塞黨與村莊聯繫的障礙，幫助黨實現 了引導農民參加國家建設和消滅競爭對手的基本目標。114蔡翔亦指出：「中國革命 在其本質上又是一場階級革命，所謂的階級話語，其表述形態之一就是它的階級 性或集體性傾向。」115敵我分明的階級關係打碎了原本柔軟的、流動的鄉村社會 結構，取而代之的是與敵永不妥協的堅定立場，要與敵人展開你死我活的激烈鬥 爭。既然需要鬥爭，就必須存在一個需要仇恨的對象，並強化敵人的罪無可赦，
因此，小說中不免流露出將社會矛盾、生活矛盾階級化的傾向。〈一天〉（丁克辛，
1946）描寫一位婦女受到丈夫的打罵後上吊自殺，但是當探索丈夫打妻子的原因 時，才發現正是地主奪地，使得全家生活遭到危機。作者有意忽略了家庭暴力，
而將其產生悲劇的原因歸咎於階級壓迫。116
113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 9 月第 1 版，頁 3。
114 紀保寧：〈組織農民：陝甘寧邊區的黨、政府與鄉村組織〉，收入馮崇義等編：《華北抗日根據 地與社會生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版，頁 69-99。
115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一文化想像（1949 一 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頁 152。
116 丁克辛：〈一天〉，收錄於康濯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一卷），重慶：重慶出 版社，199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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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紀〈仇恨和解了〉（1949）描述何青臣和趙雙印兩人因土地而結怨，雙方都 認為對方侵佔了自己的土地，年年為了種地打架，甚至為了出口氣打官司，反而 散盡家產，只得將地賣給地主。直到土改後丈量土地，才發現吞佔土地的罪魁禍 首是地主趙福堂，兩人恍然大悟：「早先打架，不是地主逼的？现在分了地，天下 農民是一家了！」117
馬烽的〈村仇〉（1949）則在描寫生成階級意識、提高階級覺悟方面有著代表 意義。小說內容講述兩個村莊，趙莊和田村世代交好，一九三二年，田村和趙莊 兩村財主合夥修了一道水渠。但由於財主們分水不均，引起兩村械鬥，田鐵柱和 趙拴拴從小在一起長大，又是連襟，喝得醉醺醺的鐵柱卻在械鬥中誤殺了趙拴拴 兒子。接著他被財主田得勝鼓動出頭頂罪坐了半年牢。在獄滿回家的那天，趙拴 拴在路上伏擊他，打瘸了他的一隻腿。隨後的十幾年內，不僅田鐵柱和趙拴拴成 了死敵，兩村莊的人也因為財主的煽動，冤仇越結越深，直到土改運動開始，工 作隊員追查發動群眾分析兩村結仇的根源，才讓村民們恍然醒覺，一切皆是財主 們的陰謀，趙拴拴和田鐵柱終於冰釋前嫌，一同喝了「和合酒」。
文中首先凸顯了兩村莊的財主主導修水渠，這不能說是件壞事，但是兩村財 主因因分水比例問題發生激烈爭執。但是仔細觀察他們的對話可以發現，兩人並 非為了村莊的利益談判，而是以私人利益為考量點：
田得勝不答應，說：「咱兩村人工花銷都是對半均攤，這樣分太不公了！」
趙文魁說：「你的地土就沒我的多嘛！再說，這水渠計畫、測量還不都是我 一手辦的？你自己共滿種上三兩頃地，夠你澆就算了，我的地雖說五頃，
實數七頃也夠。」
田得勝說：「就算我自己耕種的三頃能澆上，我還出租著一頃多呀！」118
原本田得勝還是以「村」為考量中心，但是接下來就逐漸偏向「你的、我的；你 自己，我自己」的部份去，這樣的論述，理所當然的取消了他們宗族代言人的正 當性。隨後發生的械鬥，更大原因是因為財主們刻意的煽動，在工作隊員積極廓 清事件、引導村民之後，村民翻開腦筋：
趙有仁老漢說：「你們村貧僱農窮得沒吃的，我們村貧僱農敢是個有的？！
咱們就好比是兩個抬轎的，你抬一頭我抬一頭，誰能壓了誰？壓咱們的是
117 方紀：〈仇恨和解了〉，《不連續的故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頁 116。
118 馬烽：〈村仇〉，收入高捷編：《山藥蛋派作品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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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轎裏的。」119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村民們的思考已經慢慢地從「趙莊/田村」到「貧僱農/坐轎 的」，接著工作隊員老劉更強化了這種思考方向：
老劉又站在了凳子上說：農民本來都是一家，就是因為地主之間爭權奪利，
害得我們自家人結冤記仇。如今案子大家斷清了，大家看看到底誰是我們 的仇人？120
「農民/地主」的對立關係在這裡被確認，宗族村落之間的糾紛順利轉化為對地主 的仇恨，在尋找敵人、建構敵人、對抗敵人的過程中，「自家人」必須更加緊密結 合、團結一致，階級意識更為強烈。「天下窮人是一家」「世界上只有兩姓的人群：
一群姓富，一群姓窮。」這樣的口號，在文件中屢見不鮮。
當階級意識進入鄉村社會，群眾被劃分為兩個階級後，更進一步，要在反抗 地主剝削的基礎上，探討地主之所以能橫行霸道的背後力量，有檔案顯示，共產 黨有計畫的要將群眾仇恨引到對立政權與領導人身上：「從政治上打垮地主階 級」，縣委要求土改工作隊「廣泛發動訴苦，並把苦根子引到地主階級、引到蔣介 石美帝身上去，在群眾中進行比苦、比勞動。」121因應內戰需要，必須利用階級 鬥爭將農民的憤怒轉移到國家政權與統治階層。將苦主們的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種種生存困境，化約成為受到剝削壓迫的「階級之苦」，進而又將整個階級苦難提 高為社會制度之罪，最後將所有的艱難辛苦都歸罪於國民黨與蔣介石。王希堅在
《雨過天晴》中刻劃了一個厭棄戰亂，希求和平的鄉村老婆子高大娘。高大娘在 一開始對於蔣介石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高大娘不知道蔣介石是個什麼樣，只是有時候聯想到廟裏見的那些紅鬍子 綠眉毛的兇神惡煞，仿佛蔣介石也是這樣叫人覺得可怕可恨。122
高大娘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和平安生的過日子。她與國家、權力等遙不可及的
119 同上註，頁 182。
120 同上註，頁 183。
121 〈十區擂鼓鄉前哨戰工作總結〉，《醴陵市檔案史志局》4-2-4 。轉引自彭正德：〈土改中的訴 苦：農民政治認同形成的一種心理機制一以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中共黨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頁 112-120。
122 王希堅：《雨過天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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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過上不受剝削壓迫的好日子。所以中共在前方打老蔣（國民黨的軍隊），農民 在農村打小蔣（地主），兩者緊密結合，成為命運共同體：
蔣介石這傢伙是咱們的死對頭。咱們眼前就只有一條路，咬住牙和蔣介石 幹到底吧！咱們都是一個船上的人，好孬都在一塊兒了，個人的事和大家 的事說什麼也分不開。128
你想想，蔣介石那夥子是朝著什麼人來的？還不是因為咱們分了地，分了 房子，看咱們翻了身他紅眼？他一來，咱們窮人家誰還有好日子過？咱們 就得豁上了和他幹，抱緊了和他幹，非幹到底不行！咱們窮人是一家人，
有福就大家享，有難咱大家當……129
透過邏輯推論，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革命關係，由此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