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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土改小說的主題內容 第一節 發揮政治動員的功能
一、 經濟方面的理性說服
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在他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一書 的扉頁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每一次革命都創造了一些新的詞彙。中國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彙，其 中一個重要的詞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著翻過身來」。對於中 國幾億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 得土地、牲畜、農具、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如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 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 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係；意味著廢除委任村吏，代之以選舉的鄉村 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1
韓丁的文字勾勒出一幅的美麗的共產主義新世界。五四以來，農民形象逐漸浮現 在讀者的視野之中，但是作為魯迅筆下愚昧麻木的代表，2農民如何自覺「翻身」，
對抗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壓迫？這新的世界觀是否真的能為廣大民眾所接受？這 一醞釀轉變的過程，正是土改小說書寫的重點之一。
「翻身」對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意味著希望，除了滿足了經濟要求外，還 有知識、平等與民主的新生活。這些應該是農民夢寐以求的未來，但是在實踐上 卻遇到了相當的困難，有不少農民對於土地改革運動抱持著消極的態度。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在論述國家政權與中國革命問題時談到，在華北鄉村大部分村 莊之內，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係並無尖銳對立，因此以依靠貧僱農來發動革命、
用階級觀念來動員民眾、利用村內的階級鬥爭燃起「燎原之火」的設想極難付諸 實行。3
這是因為在長期的租佃制度下，農民和土地所有者有著一種默契關係，對於
1〔美〕韓丁著，倞等譯:《翻身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年。
2 「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把農民當作小說中的主人公的，魯迅是第一人。」王瑤：《魯迅作品論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 年，頁 59。
3〔美〕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3 年，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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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萬變的政治情勢也有所顧慮（變天思想）。在土改運動之中，下鄉指導土改的 工作隊（團）常常驚奇地發現，印象中苦大仇深的農民對於鬥爭地主、平分土地 之事往往興致缺缺。大多數農民往往心態保守、膽小畏縮。「我給地主幹活，人家 管我飯吃，年底還給工錢，這都是說好了的……人家確實給錢了，也給飯吃了，
那還有什麼錯處？」4。耕作地主的土地，地主收租在農村社會中是天經地義的事，
更何況地主與佃農有時還有親戚關係「你的佃戶，同姓的又多，說來說去都是一 家人。」5，推行土地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翻身」不僅是以物質經濟的誘惑換 取廣大農民的支持、交換利益的過程（利益動員），也是對農民根深蒂固的倫理思 想的挑戰。
掃除農民思想障礙的首要任務在於論證土地還家的合理性。無庸置疑，土地 所有權屬於地主而非佃農，地主合法的擁有土地（地契），這是中國數千年農村基 本的所有制關係。而地主之所以成為地主，家業興旺，是有其根由的，《春回地暖》
中的地主章耕野就曾經想過：
就算我們多了幾丘田地，收過幾擔租子，誰家的產業，不都是祖宗先人傳 下來的？俗語說得好：富從升合起，都是祖宗先人省食儉用、一升一合積 起來的！共產黨就不管你青紅皂白，只要說聲是麼子封建地主，把個罪名 往你頭上一安，就要一概消滅你，就要沒收你的田產，砍掉你的腦殼！6
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藉由顧涌大女兒之口說出富農胡泰心中的話，
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共產黨，好是好，窮人才能沾光，只要你有一點財產就遭殃；……可是一 宗，老叫窮人鬧翻身，翻身總得靠自己受苦掙錢，共人家的產，就發得起 財來麼？7
站在地主的角度上來看，這樣的思想無可厚非，但共產黨亟欲動員的農民群 眾也作如是想，就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了。8如何扭轉農民的傳統觀念？辯證土地
4 韓丁：《翻身》，頁 144-145。
5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152。以下引用資料皆以 此版為主，論述時若有參酌舊版之處，將於文中說明之。
6 王西彥：《春回地暖》，《王西彥選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170。
7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頁 17。
8 有這樣想法的農民不在少數，梁斌在《翻身記事》就記載了一個農民劉老像，不論如何動員，
他還是木著脖子臉，說：「不管怎麼說，不是自家的肉，安不到自個身上。也別拿人家東西送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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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勞動的問題，也就是究竟「誰養活誰」的道理，就是一個關鍵點。趙樹理的〈地 板〉（1946）利用一種樸素的辯論方式，證明空有地板（土地）而無勞動是不會憑 空產生出糧食的。
地主王老四認為「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沒有「地板」（土地），「他們（佃 戶們）到空中生產去」。9而小學教員王老三（也屬於地主階級）則用本身經驗擔 任辯論的另一方，他的「荒山一處」經過佃農十來年的努力後，開出了三十多畝 的好地來，到了後來甚至安起了三家人。從荒山到可耕種的好地，幾代以來的努 力昭然可見，趙樹理在敘事中已經暗喻了勞動的重要性。
後來經過人禍（日本人和姬鎮魁的土匪部隊擾亂）、天災（又遭了大旱災，二 伏都過了，天不下雨滿地紅），糧食歉收，王老三拒絕借糧給佃戶，導致佃戶們死 的死、逃的逃，好地又變為荒山。此後王老三被迫自己下地勞動，從中體會到勞 動的艱辛，領悟到：「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地板什麼也不能換，……糧 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10王老三用自我反省的方式，合理證實勞動者的重要性，
趙樹理將這場辯論置放於地主階級的內部，一方面固然因為當時推動的政策（減 租減息）對地主相對溫和，階級衝突尚未尖銳化，另一方面其實也間接承認了「老 契」的合法性。但是，隨著〈五四指示〉的頒布，勞動者的尊嚴與權利得到進一 步的確立，而地主「老契」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
在經濟的層面上，解放區掀起一波算剝削帳的風氣。11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 河上》農會主任程仁為了啟發佃農郭柏仁的鬥爭意識，不厭其煩地引導他：
他問：「郭大伯，你種他（李子俊）那八畝地多少年了？」
……
郭柏仁屈著手指，算了半天，答應道：「十二年了。」
「你一年交多少租？」
邀買人心！」（梁斌：《翻身記事》，《梁斌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61。）
9 趙樹理：〈地板〉，原載於《文藝雜誌》（太行區），第 1 卷第 2 期，1946 年 4 月日出版，收入《趙 樹理小說選》，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68。
10 同上註，頁 66。
11
山東莒南縣的土改工作隊採用了「算地瓜賬」向農民形象地說明地主的剝削，他們深入田間地 頭、鄉間農舍和農戶細算租地收入，後來在山東根據地得到廣泛流行。具體說來，地瓜賬是這樣 算的：以租種一畝地瓜為例，一畝地瓜花費（最低數）地瓜種 30 元，車糞 40 元，9 個工（種鋤 翻刨）每工 15 元，需 135 元，飯錢每天 10 元，需 90 元，共花費 295 元。一畝地瓜地的收穫，起地瓜 1200 斤，平分 600 斤，每斤值 3 角 5 分共值 210 元，結果種一畝地瓜地，佃戶賠上（地 主剝削）85 元。（張學強：《鄉村變遷與農民記憶一山東老區莒南縣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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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種那地是山水地，租子不多，以前是一畝三斗，這幾年加成四斗半了。」
「為啥要加租子呢？」
「地比以前好了。這地靠山邊，剛租下來的時候，石頭多，上硬，從咱種 上了，一年翻兩回，上糞多，常挑些熟土墊上，草鋤得勤，收成可比前幾 年強。」
……
程仁卻耐煩的繼續問下去：「你一畝地打多少糧食呢？」
「你還不清楚？這還有准？年成好一畝打個六七斗；要是天旱，四斗五斗收 不上呢。」
「郭大伯，你日子過得啥樣呢？」12
辛勤工作的郭柏仁過得是鬧飢荒的日子，吃的永遠是豆皮、麩皮、糠皮，山水地 因為他不懈地努力成了肥地，但地主卻因此加重了租子，在年成不好時他連租子 都交不上，丁玲透過問題的堆疊展示，一步步地揭示了其中的不合理。這種算帳 邏輯其實就是表示地主能夠過上好日子，都是由於剝削農民而來的。既然地主的 一切財物都是從農民那裏剝削來的，那麼貧僱農把本來屬於他們的東西拿走，自 然理所當然。地主的剝削當然也不是從此輩開始，因此算帳不僅按年算，按季算，
甚至按天算，在土改初期，晉察冀地區就有「算老帳」算到乾隆年間的。13 不過，勤儉致富的地主當然是有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裡的顧湧兄弟倆「受 了四十八年的苦，把血汗灑在荒瘠的土地上」「由於不氣餒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 土地」，14村子內窮下來的人、地主家的敗家子紛紛把地賣給他。顧湧保管地契的 工具從一張紙變成一塊布，又從一塊布變成一個木匣子，地契的數量越來越多，「人 財兩發。」丁玲在不經意中描繪出傳統鄉村社會內部的經濟循環，有人由窮變富，
也有人由富變窮。經濟地位並非永久不變，也可以靠著勤儉「翻身」，這當然與革 命的價值觀相牴觸，並且隨著政策的變化越發顯得不合時宜，到了王西彥《春回 地暖》（1963）時：
「說麼子地主堆裏也有好人，我就是一個不信服!」他的聲音尖尖的，還立 刻脹紅起臉孔，「黑不起心，發不起家嘛，好人何嘗當得成地主呢？俗話說 得有:眼看濁水，背曬黃天，眉毛滴血是苦錢!我們眉毛滴血的苦錢究竟哪
12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頁 177-178。
12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頁 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