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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啟蒙精神、個人主義和對國民性的批判，漸轉化為「文化的軍隊」，成 為「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29由這個角度來看，整風無 疑是成功的。
二、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
延安整風運動不管在中共黨史或是現代中國歷史都是一個重大轉折，它確立 了毛澤東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讓一代知識分子自願認同這種新的意識形態。但究 竟是什麼讓知識分子與延安文人們毅然決然放棄個人與自由，投入消滅「靈魂深 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王國」的改造？甚至不惜「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以求得
「思想上入黨」？
首先是戰爭環境下民族存亡的問題，自「五四」以來作家心中形成了一種對 國家民族強烈的使命感，30對農民來說，革命意味著滿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但對知 識分子來說，革命是勾勒理想國家未來藍圖的基礎，是純真的政治信仰，它滿足 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想像。對知識分子來說，再沒有什麼比親身參與構建現代化國 家的過程更具吸引力的了。從當時青年的詩歌作品來看，無不充斥著熱血沸騰的 自豪感「願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兩腳踏翻塵世浪，一肩擔盡盡古今愁」；「願 以我血濺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31知識分子受到這種道德感召和獻身理想的吸 引，透過自我獻身的方式，完成英雄主義的想像。韋君宜放棄赴美深造的機會，
義無反顧奔向了延安。她晚年回憶一生革命的經歷，自我省思：
我為什麼拋棄了學業和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裏可以做 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裏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 此拋掉個人的一切。32
正是由於這種歷史使命感和民族危機的加深，讓革命具有無上的權威性和正當
2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05。
30 何方：大批青年抱著吃苦和犧牲的決心，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
當時的延安，第一、舉的是抗戰的旗幟，第二，舉的是自由的旗幟。那時延安大講自由平等，許 多革命歌曲的歌詞裏都有自由這個詞。（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香港：明報出 版社，2007 年版，頁 40。）
31 胡績偉：《青春歲月一胡績偉自述》，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60。
32 韋君宜：《思痛錄：增訂、紀念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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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使他們放棄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念，轉而追求集體的利益，郭沫若說：「由 於抗戰的驅策更改進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覺悟到自己所擔負的使命。」33艾青也指 出：
好多詩人放棄了優裕的享受參加了抗戰，好多詩人掙脫了溫柔的羈絆、出 發去工作，好多詩人絞殺了那個一直殘忍地統治著他們的創作生活的，把 藝術當作精神私有財產的觀念，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為這新的日子，新的 事件而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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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自然也影響到文藝，作家們逐漸改變自己的審美理想而盡可能地趨近於 人民大眾的喜好，創作以民族形式表現時代精神的作品為目標。
其次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原罪思想。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大部 分出身於中產階級，唯有家境允許，才有可能接受教育，無產階級少見知識分子。
35毛澤東引入階級思想作切入點，認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為雲泥之別，〈講話〉
之前，毛澤東已強調過知識分子最無知的論點，在〈講話〉中更明確的將兩者分 別加以褒貶：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 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36
在階級理論下，前者對後者充滿著愧疚感與自卑感，連在實際生活上，小資產階 級都飽受歧視：
一個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入黨，就沒有工農入黨那樣順利。第一步，
所需要的介紹人要多一些；其次，候補的時間也比較地長。這是因為知識 分子多少有點知識，不僅「去舊迎新」頗費氣力，就是品性方面，也需要
33 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新華日報》，1943 年 3 月 27 日。後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19 卷，頁 377。
34 艾青：〈論抗戰以來的中國的新詩—《樸素的歌》序〉，《文藝陣地》，1942 年第 6 卷第 1 期，後 收入《艾青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年，頁 105-120。
35 此外，奔赴延安也需要花錢，何方回憶：那個時候參加革命是要花錢的，一路上吃的、用的、
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錢。……所以那個時候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窮人不多。（何方：《從延安一路走 來的反思》，頁 41。）
3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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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克服工作。37
這個時代是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文化、知識分子向工農兵無條件徹底認同的時 代。毛澤東甚至不無極端地表示：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 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 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 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38
也就是說不管你救亡圖存的心情多麼熱切，只要抗拒與工農民眾相結合就被會驅 逐於革命的隊伍之外，在此大前提下，文人作家們必須一次次的調整自己的心態，
降低優越感與自信心，作群眾的小學生，直到原來的思想崩解，重塑意識形態。
當知識分子通盤接受階級論，並按階級論的觀點思考時，便理所當然地以工農當 作審視自己的標準，甚至以此做為自己終身的信仰，丁玲在經歷整風之後表示：
在現實生活中，在與廣大群眾生活中，在與群眾一起戰鬥中，改造自己，
洗刷一切過去屬於個人的情緒，而富有群眾的生活知識、鬥爭知識、和集 體主義的群眾感情，並且試圖來表現那些已經體驗到的東西。
文藝工作者還需要將自己丟棄過的或準備丟棄、必須丟棄的小資產階級 的、一切屬於個人主義的骯髒東西，丟更乾淨更徹底，而將已經取得的初 步的改造的的成果，以群眾為主體，以群眾利益去衡量是非，冷靜的從執 行政策中去處理問題的觀點，以及一切為群眾服務的品質，鞏固起來，擴 大開去，務必使自己稱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千真不假的做一個人民的文藝 工作者。39
再者是由於特定的歷史情境。自晚清以來，中國的政治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 情勢之中，在對日抗戰這場艱困的民族存亡之爭中，國家民族在個人生命中上升
37 趙超構：《延安一月》，南京：南京新民報社，1945 年，頁 86-87。
38 毛澤東：〈五四運動〉，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 9 月第 1 版，頁 523-524。
39 丁玲：〈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 華書店發行，1977 年，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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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位。為了得到勝利，必須強調的是一切服從抗戰，一切服從民族救亡。而 勝利關鍵在於依靠集體力量。個體必須加入集體，否則力量無從展現。雖然加入 集體時無法避免要失去某些個人自由，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卻是義無反顧。在革 命的過程之中，工農大眾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知識分子雖然作為革命的啟蒙者、
領頭羊，但是沒有工農大眾的積極參與，革命絕不會得到最終的勝利。毛澤東分 析過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
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 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 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 質上就是農民戰爭。40
尤其在抗戰的戰爭環境中，知識分子與文人們清楚的看出了自己的不足，他們不 能與士兵一樣在前線殺敵，對於自己在抗戰事業中的價值感到懷疑，產生了強烈 的自我認同危機，而這種徬徨憂慮的情緒又與他們的階級屬性結合在一起，更加 強對自我的貶斥和否定。而毛澤東在〈講話〉中幫其做了定位，毛澤東認為知識 分子的角色就是工農大眾服務：
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做殘酷的流血鬥爭，而他們由 於長時間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 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 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
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做鬥爭。41
要做好這個角色就必須深入工農的生活，學習他們的語言，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描述的：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的 問題。而為要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
在八路軍新四軍裡面，瞭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瞭解各種事情，熟悉各
4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 9 月第 1 版，頁 652。
4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頁 81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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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
但是這個瞭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42
而後是由於延安特殊的生活方式。抗戰時期，實行共產主義供給制，延安一
而後是由於延安特殊的生活方式。抗戰時期，實行共產主義供給制，延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