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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後納粹與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溫床，至於專注於研究法自身為何的實證法主 義，則頗冤枉地成了日後人們指責的代罪羔羊。
鑑於兩次世界大戰的苦果以及人心之中對於道德的呼喚，二十世紀法學家於 是將目光重新投注於自然法之上，他們試圖將道德理性與法體系相結合，著名法 學家如富勒（Lon L. Fuller）、德沃金（Ronald Dworkin）、羅爾斯（John Rawls）
等人於是重新建構一套自然法理論，其中影響最鉅最廣為人知的，即是羅爾斯所 作《正義論》一書。羅爾斯認為法律必須以正義為根本，而公平即是正義。嚴格 來說將正義理解為公平，並不能夠完全包含正義的內涵，很明顯的羅爾斯所謂的 正義乃是偏向政治學中利益分配層面，而非倫理學中認知的正義。但無論如何，
沈寂兩百年之後，自然法這個古老的議題終於再次受到世人注目，舊瓶新酒，繼 續發揮它的影響力。
三、先秦諸子有無自然法思想 --- 以俞榮根先生之說為討 論重心
在簡單回顧西方「自然法/實證法」的發展歷史，一個橫亙在我們眼前的問 題是：先秦諸子思想中，是否具備同樣或者類似的概念？這個提問同時蘊含了「比 較法理學是否可能」的思考，它意味著在不同文化歷史脈絡中，人類是否形成共 相性的理性思維？對此，本書乃持肯定的見解，理由是一個人如果承認西方自然 法的存在，然而卻又因為地域文化不同，反對東、西法學思想的比較，甚至斥為 穿鑿附會，則在邏輯上顯然是矛盾的。因為自然法最根本的核心，即是認為有一 超越性的律則，不會因為文化地域而改變。只要通過人類理性能力的發用，我們 就能發現這個永恆的真理。如此一來，則在肯定西方自然法論述的同時，我們也 就應當連帶肯定比較法理學存在的可能。
當然，反對者也可能採取第二種途徑：他將自然法論述視為西方法思想的特 殊產物，他雖然承認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但並不認為真有「自然法」這樣一個客 體存在。只是這樣的觀點恐怕太過極端，原因在於法律乃社會面對現實情境所生 的具體性產物，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法律不可能僅是少數哲學家的玄思幻想，
而須考量現實情境的需求。在理性能力驅策下，我們必然對於某些本質性事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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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想交集，因而文化的差異，實無礙於我們對於本質性問題的洞見與睿識。35 強欲牽合東西文化固然不可，但主張彼此必不相同，絕無對話的可能，恐將陷入 另一種的偏執。可見「先秦時代是否具備「自然法/實證法」思想」帶出的，不 僅是一種學術立場的問題，更牽涉到對於法的認知以及文化態度。
以下我們將以俞榮根先生的反對說為主要討論對象，詳細解析我們對於這個 問題的觀點。俞氏所作《儒家法思想通論》一書，乃今日研究先秦儒家法思想的 重要著作，內容詳盡、說理深刻，同情理解中又不失有自己的批判。俞氏否定先 秦諸子具有自然法思想，以該書之成績以及後出轉精，論理賅被的價值，我們都 有必要對此論點提出批判與回應。當然，讀者也可以從這句話之中，體察到本書 的立場所在。
（一） 多數學者的肯定說觀點 1、肯定儒家屬於自然法思想
主張先秦諸子具有自然法思想者，首先見於梁啟超先生的著作中。梁啟超先 生乃中國近代少見百科全書式的作者，他對哲學、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
社會學、宗教學、倫理學等領域均有極大的開創性貢獻，36也堪稱是中國法理學 的創始人，尤其他將西方自然法觀念帶入中華法系之中，對於後世的影響尤大。
梁氏於一九０四所寫之《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語氣堅定地將儒家法思想歸 為自然法一系，其中說道：「夫既以均平中正固定不變為法之本質，然則此均平 中正不變者，於何見之？於何求之？是非認有所謂自然法者不可。而儒家則其最 崇信自然法者也。詩曰：『有物有則。』言有物有則，則存於物之自身也，此其 義之最著者也。是故儒家關於法之觀念，以有自然法為第一前提。」37
此後著名法學者陳顧遠先生也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中國法制史》中，筆帶 含蓄地指出「中國法制近於自然法或正義法」。又說：「所謂天道，天理，天則等 觀念之發生，初則兩者互見，終於在春秋後成為普遍思想，上下咸遵，為中國傳 統文化添一異彩，而致中國固有法系飽含自然法之精神。」「儒家自孔子集先聖
35 先秦諸子固然未曾單獨就「法律」這個領域進行系統性、學術性的論述，但面對紛呈而至的 社會現象，他們必有自己一套想法因應之，其中關於「規範」的思考，即是現代意義底下的「法」
思想，也是法理學理論得以介入比較的契機。
36 參閱范忠信〈認識法學家梁啟超〉，《梁啟超法學文集．序》（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一版）。
37 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六年四月臺一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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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成，而繼承其道統以後，天道、天理、天則之觀念更為完備，為僅以自然法 為人定法之依據，而歸於禮之中義之內而已。」38
又如梅仲協先生〈法與禮〉一文中指出：「我國儒家，素主自然法。孟子曰：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此言，都證明人類之有普 遍性，而普遍性，便是自然法所從出。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是樸 素的道德原理，也是社會生活的基礎，這就稱之曰自然法。」39
2、肯定道家屬於自然法思想
除了將儒家判為自然法一系，道家師法自然的思想也成為了先秦自然法理論 的根源。陳顧遠先生云：「道家因崇拜自然法而即以之為目的，否定人定法之存 在。一方面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方面認為剖斗折衡，使 民不爭；法令茲彰，盜賊多有。老聃發其端，莊周繼其後，此乃異軍之突起，迴 瀾之偶興，不足為中國文化之代表也。」40
封思毅先生〈老子自然法觀念之探討〉一文說道：「自然法之要義，不外三 點：一、自然法之性質，超越一切，即在世間權利之上，縱屬上帝，亦不例外。
二、自然法之存在，乃屬於無形的實體之範圍內，出諸客觀而非主觀，故由任何 具有理性之人，皆可發現。三、自然法之表現，及於人類社會，則成為一種普遍 的道德規範或原理。基於上述三種要義以觀，我國雖古無自然法之說，而老子思 想中，實含有至為豐富的自然法觀念，與之完全吻合。茲試作一點（按：應為『對』） 照比較：第一、老子之『自然』，居於宇宙秩序最高之位置，順次而道、天、地、
人所取法，其超越性甚為顯著。如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第二、老子之自然，寓於無形之『道』內（亦即道 之本體），經天與聖人，相繼取法，具體化而為『天之道』與『聖人之道』。蓋天 與聖人，在我國古代均被認為理性之象徵，故得同窺此自然之大法。第三、老子 所列舉之『天之道』與『聖人之道』，旨遠而言近，易知而易行，自可或為人類 社會普遍之道德原理。」
綜合上述各家的研究成果，耿雲卿先生於是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先秦法律 思想與自然法》一書，除了歸結前述諸說外，他更指出：「道家的老子、莊子等，
38 陳顧遠：〈從中國文化本位上論中國法制及其形成發展並予重新評價〉。
39 梅仲協：〈禮與法〉，載於《中國法學論著選集》（台北：漢林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
頁 13。
40 陳顧遠：〈從中國文化本位上論中國法制及其形成發展並予重新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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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明確的將其自然法觀念與人類的『理性』相連結，要不能因此而否認其有自 然法思想。蓋其自然法理念仍與西洋古典時期的自然法理念相近。而且，西洋古 典的自然法思想及中古的神權自然法思想，亦均未絕對明確的與人類之理性相連 結，人們並未因此而否定其為自然法。」41
至於晚近學者的觀點，如李光爛、張國華所編《中國法律思想通史》認為：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老子有無自然法思想，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當前我國法律 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一種意見認為，老子有自然法思想。『道』
或『天之道』，是先於國家而存在的普遍適用的行為規範，不僅是人們依據自己 的理性可以認識和遵行的行為準則，而且是評價一切人行為善惡的標準。因此，
這個『道』或『天之道』就是自然法。
另一種意見認為，老子沒有自然法思想。老子的法律思想是法律虛無主義，
而不是自然法思想。我們基本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是：老子認為，在人定法之 外，還存在一種源於自然的秩序或法則。……老子雖然說過：『道之為物，惟恍 惟惚』，但『天道』並不是不可知的。他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說，
『天道』有其運行的規律，只要能掌握和運用『天道』的規律，就可以駕馭具體 事物。……可見，老子的自然法思想是建立在以『道』為核心的自然哲學基礎之 上，並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老子不僅有自然法思想，而且自成體系，內容豐富，
哲理深邃。」42
（二）俞榮根先生的否定說觀點
相較於多數學者認同中國具有自然法思想的見解，俞榮根先生《儒家法思想 通論》卻持相反的意見，這是該書用力極深的一個部分，也是以下我們所要討論 的主要對象：
1、否定儒家屬於自然法思想
俞氏認為「儒家具有自然法思想」之說本質上是一種比附的產物，原因在於 自然法乃是西方法學史上源遠流長的思想，一種一脈相承的法文化精神。假如儒
俞氏認為「儒家具有自然法思想」之說本質上是一種比附的產物，原因在於 自然法乃是西方法學史上源遠流長的思想，一種一脈相承的法文化精神。假如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