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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透過「制度」以箝制百姓，而百姓也從這些有形規範中，逐漸學到機巧 逐利的方法。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的結果，
不僅沒有造成有序的世界，反使社會失去原有素樸，使人活在各種加鎖之中不得 自由。〈馬蹄篇〉直斥天下所以大亂，實是聖人自以為是，妄定規範的結果。
在老、莊的概念中，他們的「自由」原本可以與「規範」共存的，但是自然 狀態下的「自由」，則須通過對於「規範」的否定才能夠證成。蓋現實的容忍妥 協既不可得，則莊子後學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徹底摧毀這個制度，使任何 附著於上的限制都隨之消滅。在此同時自由擴張到了最大的限度，而其烏托邦的 世界也與世俗完全決裂。
五、獨裁社會 --- 大我的綜合體：作為目的之國家意志自 由
無論從哪個角度切入，「自由」這個詞彙似乎都很難與「法家」一詞聯想在 一起，當然這裡所謂的法家，乃是以商、韓為代表的法家。原因無它，現代概念 中的「自由」乃是依附於個人之上，個人既是自由的載體，也是相關思考的基本 單位。例如儒家從義務語言反面論述自由，道家從逍遙境界正面闡述自由，無論 方法有何不同，但都集中於一個個「具體的人」思考，而這正是法家缺少的因子。
在商、韓的著作中，我們幾乎很難發現個人價值的闡發，在他們看來每一個 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目光短淺的動物，任其發展無疑將為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
因而「正義」即是國家的安定富強，為了這個第一位階的價值，次位價值的自由 自然就應當被拋棄。這並不意味自由的概念不可能存在法家學說之中。勉強來 看，如果我們願意將「國家」也視為一個位格主體，那麼所有被犧牲的個人自由，
都將導出一種絕對的、唯一的自由，即是國家意志的自由。換句話說國家不受其 它外力拘束，無論是戰爭或者其它更高權威的統治，一旦有人威脅這個政權的存 續獨立，它就有權做出反擊的動作。
（一）法家獨裁社會的本質
儘管在墨子一段中，我們已經說明「集權」與「極權」兩種體制的差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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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此我們仍有說解的必要，以便理解法家獨裁政治的本質。蓋集權政體對於自 由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可見層次，尤其是政治、法律等層面。但是極權式的政體，
則完全抹煞個人自動自發的能力，包括良心、道德與甚至是感覺。極權政治具備 了「邪惡」的特質，不僅一切超越性的價值都不復存在，甚至許多行為只能從「瘋 狂」角度加以理解。例如在二戰期間，納粹不惜耗費更多成本建造集中營。屠殺 是既定的方針，然而自殺在集中營內卻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這個行為凸顯了人格 與自主性。
從這點來看傳統中國至今並未出現今日意義底下的極權政治，對於強調君主 獨裁、嚴刑峻法的法家，雖然同樣使用酷刑，但是一切行為的實施都有一個現實 的目的，亦即增強國家的實力。他們也許會坑殺降俘，或者驅使他們建造長城，
但絕對不會建立在違背國家利益的前提，建造諸如集中營等不具經濟效益的東 西。此外法家也缺乏一種對於價值破壞的企圖，正如我們所說，法家雖然否定「道 德」，但是他們區分了「公德」與「私德」，「私德」有礙絕對秩序的產生，因此 必須被揚棄，但是「公德」則為他們所信仰。從此來看，法家並不具備極權政權 最重要的特徵：一個瘋狂的信念。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仍將法家歸屬於「集權政治」一環，不過他們比墨家更 為極端，主張一種君主獨裁的政體，完全取消「政治自由」的空間。墨固然要求 我們兼善天下，但至少並未全部否定「獨善其身」的權利，但對法家而言，人們 甚至沒有不想參與政治的自由，《韓非子．外儲說》載：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 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 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 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 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 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在法家看來，凡是不能為我所用者，都是君主專制的敵人。狂矞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表面看似無害，實則乃是「亂法易教」的禍害，因而列為君王首誅的 對象。又墨家強調尚賢，認為國家政治必須透過君臣的合作，才能真正的順利運 轉。但在商、韓眼裡，人們甚至沒有「議政」的權利。商鞅變法成功後，原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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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反對意見者前來表示讚美，商鞅不僅沒有表示感謝之情，反而將他遷之於邊 城，266至此人民政治權利乃完全被壟斷，成為絕對服從的一方。
由於法家「獨裁政治」的目標總是那麼現實明確，只要能夠達到功效，則手 段是否具有正當性也就可以不論。因此儘管他們不像極權政治一樣以「恐怖統治」
為「目的」，但是「手段上」的恐怖統治也就無可避免了。法家使用各種可怕的 刑罰，不僅箝制百姓偶語詩書的意志自由，「連作法」更摧毀了人性互信的基礎，
為了不被連坐，我們不再只能消極保全自己，而須積極窺伺他人，以防各種不測 的災難降臨到自己身上。而其絕對尊君的結果，漢代以後甚至發展出對於「腹 誹」、「誅心」的處罰。就這樣，法家的君主獨裁本質雖與極權政體不同，但其手 段卻是如此的相似。在君主獨裁社會中，個人的自由完全被消滅，它就像是持續 增強的壓力鍋一樣，最後必將引來革命的結果，一如秦朝的覆亡一樣。
（二）規範即自由的觀點
由於「自由」與「規範」的對立性質，我們通常可以透過對於規範的「反面 解釋」理解自由是什麼。例如法律規定「大廳之中不可奔跑」時，它意指了除了 奔跑之外，其餘如徐行、快走等方式乃是被允許的行為。當然為了避免鑽營條文 的情形出現，法律解釋也須建立在「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兩項根本原理 之上。「舉重以明輕」係指當重度行為都被允許時，輕度行為自然包含在其中；
反之，所謂「舉輕以明重」即是輕的行為都被禁止了，則重度行為自然不在施行 的範圍之內。在上述兩條原則的保護下，我們便能通過反面解釋的方式，使自由 達到最大的限度。
然而法家顯然並不做此理解，在法家看來「自由」與「規範」並非「對立關 係」而是「等同關係」，換句話說它們並非界限的兩面，而是處於界限的同邊，
自由即是規範，規範等同自由。反面解釋規範以理解自由的方式並不存在，唯有 當正面陳述規範為何時，人民才能擁有自由。這個思路也意味了「例式規定」的 自由並不存在，一切自由都是「列舉」的。
舉例來說，在反面解釋的理解下，如果國家規定有「甲乙丙」三件事人民不 可以去做，它意味著「甲乙丙」以外的事情我們有權去做。然而在法家看來並非 如此，在此三件以外的事情人民仍然沒有權利（自由）去實行，人民擁有的乃是
266 《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載：「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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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此三件事情的自由，也就是在「不為此三件事」的範圍內，我們無須擔心受 到法律的懲罰。又假如國家規定有「甲乙丙」三件事情人民可以做，法家的意思 是我們就只能做這三件事，它並非「例式」的說明，而是「列舉」的規定，因此 唯有在這三件授權的事情中，我們才享有自由 --- 至少韓非是這麼認為。
這種例子在《韓非子》中隨處可見，有一次秦昭王生病，百姓於是買牛祈禱，
祝他早日康復。昭王聽聞此消息不但沒有感到高興，反而下令祝禱他康復的村 里，必須繳納兩件盔甲作為懲罰。理由在於這些百姓未獲命令而擅自禱告，雖然 表現出對於君王的愛敬之心，但是這是「不從法令」的行為，因此必須受到懲戒。
267又韓昭侯曾經大醉而寢，當時典冠者擔心昭侯受寒，於是為他披了一件衣服在 身上。昭侯醒來後詢問誰將衣服加在自己身上，左右宣稱乃典冠所為，昭侯於是 同時處罰典冠與典衣。原因在於典冠者越其職，而典衣者失其事。韓非對於這樣 的處罰顯然非常贊同，他甚至加油添醋宣道：「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二柄）顯然在韓非眼中，凡是逾越 法律授權的行為，都屬亂臣刁民一類，君王絕對不可以姑息養奸。
蔡英文先生形容韓非這種法律思想乃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動規則」，它的 目的並非指示人們哪些事不可以做，而是指出哪些事可以做或一定要做。如此一 來使得他所謂的法律與一般意義的規律意義大相逕庭。蓋自然界的律則乃是一種
「自然的阻礙」（natural obstacles），它只是顯示人類行動的限制，使人的行動選 擇限於一定範圍。例如受到地心引力的拘束，我們無法脫離地球表面。但這並不 妨礙我們跑跳等行為。「然而，韓非思想中的卻是像是鐵路的軌道，它是火車的 唯一可以之道。」268
這種扭曲的自由觀，無疑將個人自由壓縮到最小的境地。法家似乎從未將個 人作為「目的」與「對象」看待，一切價值都以君王以及國家利益為導向，如此 一來無論他們多強調「法律」的價值，都使法家之法缺乏現代性意涵，除了作為 學術研究的素材，幾乎沒有多少應用於今的價值，更無銜接現代意義的可能。而
這種扭曲的自由觀，無疑將個人自由壓縮到最小的境地。法家似乎從未將個 人作為「目的」與「對象」看待，一切價值都以君王以及國家利益為導向，如此 一來無論他們多強調「法律」的價值，都使法家之法缺乏現代性意涵，除了作為 學術研究的素材，幾乎沒有多少應用於今的價值，更無銜接現代意義的可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