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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關稅對於尋求它的人來說是一種公共財，但取消關稅對那些消費這一產業商 品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公共財。一般而言，提供公共或集體物品是政府組織的基 本功能，而一個國家的政府雖可為其成員（人民）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其他類型 的組織也會類似地為其成員提供集體物品。吾人需要檢視工業區是否為一種公共 物品？顯然工業區是政府基於合作利益而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又應注意它是為尋 求此種物品需求的團體所提供的。開發工業區也許可以增進社會利益，也可能不 會。以致討論誰最適合治理工業區，政府組織僅是眾多選擇之一，公私部門之間 尚有各種合作的可能，互動情境不同也會使不同型態組織在市場出現，彼此需求 也相互分工。
經濟發展條件通常不會自發的完善，而工業區供給有著類似公共財的市場特 性，若缺乏市場特定條件，如制度誘因，市場機制並不會主動產生這樣一個財貨，
或是常會供給不足，再加上工業區有特定的環境外部性，由政府管制及供給是必 需的。工業區的公共財特性，就如一般的市場公共財，它存在一種個人利益與社 會集體利益之間的衝突，這個衝突的解決需要兩方在一個制度的約束激勵下，彼 此有所讓步，而這個退讓就存在一個界線問題，也就是權利與限制的界線，而政 府可運用制度將這個界線消除。於是在不同的經濟環境及延伸的制度背景，政府 制度往往左右市場參與者的決策與行動，公私合作比政府獨立治理更妥善。
在博弈理論架構中，雙方為了獲取合作的集體利益，則個人必頇犧牲某些利 益來換取集體利益的增進，並且運用策略反應在自己身上，看來這表示個人犧牲 的代價是利他的。事實不然，其實個人犧牲的代價在於換取更大的利益與財產保 障，所以個人犧牲是基於存在更大利益而決策，當然這個利益也許更適合由政府 來創造，於是討論政府如何有效開發治理工業區，就需要優先重視。在公私博弈 中，一個合作解的出現，必頇有個制度環境，約束激勵參與者願意放棄一部分的 個人利益為代價，來換取某個數量的公共財。由於政府在產權保障、維繫市場秩 序、扮演市場公正的守門員具有重要功能。這些功能如何具體地成為集體利益，
於是更清楚認知到工業區發展及治理過程的政府角色，將是需要更積極的運用制 度與策略來協調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之間的衝突，能夠被妥善解決。
三、解釋工業區制度變遷的推動
(一)工業區開發與制度變遷的激勵
政府與企業的空間博弈及策略思維，在工業區出現之後就更加不同，新思維 及嘗詴創新意願是制度變遷的動力，制度改變也引起財產權結構的變化，更改變 了人與資源之間的關係。關於財產權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新制度經濟學對於以「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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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為主要內容的制度，稱之財產權制度。市場中存在各式各樣的財產權制度，
這制度的存在與作用有助於清楚地界定著人與資源之間的關係。North(1990)進 一步說明這個人與資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技術受到改變的關係，因此，North 表示財產權制度的建立與技術被發展，成為促進國家發展的關鍵。換言之，若經 濟成長是市場眾人合作的成果，則也表示經濟體是在一種制度形成的經濟秩序 下，使人們具備創新能力而導致的結果。因此，從 North(1990b:355)的制度變遷 觀點，政府在有限理性下，嘗詴運用財產權制度的建立，將人的創造性與資源利 用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個有效率的結合。於是如何激勵企業家去發現自身的創造 性？也就成為政府建構財產權制度的重要目標。
關於促進工業區租售效率，政府開發工業區及建立租售制度，吸引企業遷廠 投資，這不僅僅是發展一個財產權制度，激勵企業家將資源的多元屬性及利用價 值結合在工業區內。更重要的是政府意識出治理策略，會運用工業區租售制度形 成制度安排的誘因，來改變企業的財產權資源配置，也可以說是激勵進駐企業運 用新知識來改變原來的企業內部財產權制度，於是工業區正形成一種創造資源新 利用價值的企業家實驗市場。當無數的企業家基於生存競爭而採取創新活動，對 政府治理而言，開發工業區正表示組織起企業家的組織及創新精神，雙方的財產 權制度相互補，或是以新的替代舊的，彼此透過不斷投入創新活動，將資源的新 利用價值推向更多可能的方向。現況政府在空間博弈的策略，若將 006688 方案 (或許可視為一種價格補貼制度)為產權制度案例，這個價格補貼制度吸引企業進 駐工業區，使雙方有機會分享六年之後的合作利益，也逐漸拓展土地的利用價 值。事實上，這個產權制度的潛在價值正吸引企業家重新進駐工業區投資。依據 高宜凡(2008：145)表示，006688 方案吸引台商由中國大陸回到台灣投資，已不 同於過去的製造業以低廉的人力及土地成本，來追求規模量產的利潤，現在的回 流企業已經更重視產業轉型(轉向高度自動化及技術密集)、技術升級(轉向研發 創新)及發展品質(由製造業轉向投資服務業)。
發展良好的工業區也象徵著市場繁榮，故政府與企業在工業區的合作利益，
正表示彼此以財產權制度來促成資源的交易，也使得企業家與其本身組織在資源 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界定。相較於過去，今日政府的角色就更不同了，它不再僅 是家長作風的政府，而應該是促進企業治理產業共享的政府(或許也稱之民治民 享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本文稱之市場治理型的政府。當政府更積極的分工角色，
不再是建立新部門及形成管理階層執行管理，而是成為促進公私合作的帄台，為 企業導入新知識，改採取新技術與操作模式，努力結盟產業而不僅是挑選產業。
這對於滯銷而未充分利用的資源(土地及資本投入)，就可透過個人(企業家)、集 體(產業)與政府的協作努力而被解決。深入思考工業區治理，也就不再僅是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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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的財產權私有化過程。政府發展治理策略，使工業區在公有化(財產權上的 獨占化)與私有化(財產權上的分散化)之間重新發現不同的分工位置，雙方分工 的重點將是拓展工業區財產權的私有化功能，轉為重視工業區在公私合作的外溢 效果，如何運用策略來更妥善的私有化，前述觀點也即是 Ostrom(1990:ch2)對 公共事務避免落入合作困境而體驗出的治理之道，Ostrom 表示運用制度促使人 們在小規模上形成合作方案，以合作行動來激勵被雙方忽略或閒置而無法共享的 利益，或是以合作來保護各方都想要爭奪的資源價值。早期 Olson(1965:95-96) 的研究也有類似見解，他表示以制度來指導人與資源之間的關係，由彼此爭奪瓜 分現有資源，轉為保障各自合理利益下，進而推動市場資源的增加及資源價值的 擴張，需要受到重視。對當前政府而言，恰好可運用制度安排促進人們在市場中 尋求新的分工及專業化，這過程就能將資源潛在價值源源不絕開拓出來。
財產權制度變遷導致經濟績效出現需要被重視，依據 North（2005:48-50）
的解釋，經濟績效的基礎是建立在富有激勵效果的制度框架之上，這些激勵的制 度，也激勵企業家發展新的信念，運用組織的協作效率去發展技能、學習新知識 及重組生產要素來獲取更大報酬，進而帶來整體福利增進。惟 North（2005:51-52）
認為這樣的線性演化過程要在現實社會中出現是有條件的：第一，現實社會中存 在的知識必頇是集中有效率而非分散的，技術增長需要經濟事件變異上激勵，第 二，需要規模經濟帶來研發的資本累積、投資誘因與生產能力，第三，信念的產 生必頇來自於正向競爭的市場文化，第四，制度結構則需來自交易成本降低的誘 因，第五，政府政策的執行效率則需來自於良善的權威者存在。然而，前述的這 些條件要在市場中普遍存在並不容易，甚至困難重重。但是，只要有一個重要而 有利的條件形成，克服這些困難也並非遙不可及。North（1981:49-51,2005:38）
認為前述五個條件背後更本質的影響因素是「意識型態」，意識型態是經濟社會 中非正式制度(文化、信心、習慣)的重要因素，甚至比正式制度（法律體制）在 經濟績效的影響更為重要，而意識形態(例如以群體合作代替單打獨鬥)如何在更 多的人口數量及企業家要素中植入，則又是形成社會特定意識形態背後的兩股力 量。
(二)影響因素的出現與工業區制度變遷
台灣自 1970 年代開始，政府與企業都逐漸了解到與體驗到經濟發展面臨的
「環境的挑戰」，特別是政府部門體認到經濟發展缺乏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與環 境條件，於是在一列的決策與行動下引來工業區發展的制度建構與制度變遷。就 博弈理論的觀點，制度是對局雙方互動的基礎與背景，在此背景下的雙方往往會 形成特定預期，考量可能的報酬，呈現策略思維及做出決策行動，於是就值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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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一個公私部門相互合作的共演化問題。North（1981:26）在其「經濟史的結 構與變遷」提出解釋，其將制度視為一種市場參與者之間互動的內生變數，制度 影響所有參與者的互動，而所有參與者(包括政府政策與實施行為)的契約與默契 又會影響制度，於是參與者結構的變化，使得制度得以被推動及變遷，這結構變
探討一個公私部門相互合作的共演化問題。North（1981:26）在其「經濟史的結 構與變遷」提出解釋，其將制度視為一種市場參與者之間互動的內生變數，制度 影響所有參與者的互動，而所有參與者(包括政府政策與實施行為)的契約與默契 又會影響制度，於是參與者結構的變化，使得制度得以被推動及變遷，這結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