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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區治理問題之因應策略
(一)治理策略應關注在制度套疊(overlay)的企業優化規模作用
政府建構的制度環境正不斷影響企業家精神在市場競爭過程出現,於是政府 對於工業區治理的思維,是讓工業區能夠適應企業發展環境所需,這是重要的治 理活動與創新活動基礎。對應在工業區治理,意味著政府要能運用各種經濟制度 來形成政府與企業的空間博弈,引導合作結果的出現,但是,這樣的目標與結果 往往受某種因素干擾而存在落差。政府的工業區治理,需要在企業改變區位選址 時,為企業安排妥善而需要的資源,這包括為企業編織新的行銷網絡(顧客與企 業)。在空間博弈理論的架構下,就是讓制度發揮激勵作用,使政府的工業區目 標與企業的區位選址策略之間,形成共同演化及相互成長的密切關係。同時,政 府對企業激勵機制的設計,需要注意任何位置都有那個位置該有的對策,而且,
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其實都存在著各種複雜的價值鏈關係。從最 根本上而論,依然是利益的驅使才促使他們彼此選擇相應的策略。所以,政府策 略不僅在積極輔導企業所需,更進一步要激勵企業關心的顧客轉換、產業網絡外 部性市場機會,使這些因素成為雙方共同關切的問題。
政府在工業區租售策略搭配了挑選贏家策略,其實也正挑選著願意承擔風險 又積極追求成長的企業。在第四章及第五章的實證發現,企業對成長的預期,往 往來自顧客與市場潛在機會的推動,他們進入工業區將會運用區內的有利環境,
開拓新的規模,適應市場變遷所需。不過,政府的工業區治理往往忽略制度環境 的結構問題。由於企業改變選址進入工業區的策略,往往會有潛在價值的流失,
包括原來的協力廠商資源與顧客分布的流失,政府策略不可忽略要能為區外企業 的這個改變選址的過程提供協助,例如這些企業意圖進入區內,輔導這些企業取 得更多公信組織的認證就是重要策略,而本研究實證也發現 ISO 的品質管理與環 境管理認證,CAS 的農漁畜食品安全認證,GMP 的食品衛生認證,MIT 台灣精 品的認證等等,這些認證制度使企業本身及產品的品質受到市場歡迎,制度激勵 往 往 將 區 外 區 企 業 推 向 工 業 區 內 設 廠 。 事 實 上 , 這 樣 的 觀 點 最 近 已 被 Chen(2010a:333-335)在「台灣百合企業」的個案研究,以及劉家瑜(2012:24-26) 在「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簡稱台積電)」的個案研究所證實,其中台積電企業不斷 取得各種組織認證(包括國際組織與客戶的認證),有助於取得客戶的長期信賴,
這份信賴關係促使該企業將營業利潤投入改良、研發與創新活動,運用產品量產 與規模經濟,將企業規模的邊界推向更遠大。因此,政府對工業區治理,不僅在 工業區制度本身(如過去的促產條例及當前的產創條例),尚需要更積極正視這些 認證制度與工廠輔導措施的作用,這些制度彼此套疊(指相輔相成又相互替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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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及引起創新誘因就可使企業產生擴廠作用,這個新發現應受政府重視。只 要企業能運用許多制度來增進了自身品牌與信譽價值,這種價值的出現就可彌補 企業轉換選址過程的價值損失,順利的轉換過程將可獲得成長的動力,進而強化 了區外企業願意與對手在質量競爭的信心,逐漸去思考選址聚集台南科技工業區 之內的利益。具體而言,政府解決工業區滯銷問題,在於多元發展治理的策略,
也必頇更精準激勵企業家學習效應及創新行為,且運用制度套疊結合輔導措施,
更不失為廉價而有效的策略。
1.運用制度套疊引導企業調整要素結構及技術進步
若制度的本質是一種財產權安排,運用財產權角度可解讀制度的內函與作 用,不難發現其中的問題就是運用制度將會造成何種影響?本研究發現,產業制 度的分類以及這個制度與其他制度的套疊,存在有些不明確作用是需要調節的。
經由建立產業制度,例如由獎勵投資條例至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再到產業創新條 利,政府在分配資源與發展產業的方面有了更具體財產權安排的方向,那就是運 用產權私有化來促進公私合作形成新利益。只要有利益值得被共享,公私部門就 會各自調整自身的要素結構,以及興起新的市場評估與新的預期。政府運用制度 以改變企業的市場預期顯的重要,這表示企業願意冒險發展,以新技術進步替代 舊技術,也表示運用新的制度規模以替代舊的。於是,政府的創新策略在於建立 廣泛的市場制度,以期對企業組織造成影響,而這個產業制度落實在某個具體的 地理空間,就是建立工業區。工業區組織起公私部門的資源,也激勵各自的資源 結構調整,例如價值的集中化與市場的分散化。當制度對資源財產權造成集中或 分散作用,也將引起資源經濟效率的極大變化。以政府讓企業的研發投資抵減為 例,使企業大膽雇用研發勞動力,發展及預期新市場所需的技術,在本研究實證 案例中,有的企業將鋁合金運用去發展復建與訓練的器材,有的企業將螺絲運用 在各種極小化的鐘錶、手機或扣件(如錶帶與扣環)之中,顯示財產權安排深深影 響著資源、企業主體及成本效益。
2.善用治理權利來引導資源集中化與分散化流動
由政府主導開發工業區與企業自行主導開發是不同的,前者等於政府將市場 企業的生產活動納入產業制度之中來治理,這將形成集體利益逐漸的一致化。而 後者由政府審議核准之後的私企業自行開發,則是私企業自行納入更大範圍的市 場分工在自身組織內。若要以交易成本為衡量基礎,很可能後者的交易成本極 高,這個交易成本來自資源缺乏替代性的選擇及轉變新用途的訊息,極容易出現 Williamson(1998:25-26)宣稱的資產僵固性。資產僵固性可以被破除的,當政府 開發工業區及結合產業制度,就可運用制度來促進市場各種組織的自我治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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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產要素結構與技術轉換之間新交流新訊息且能順利替換,資源流用使交易 成本逐漸低廉,被治理的地理區域因交易活動繁榮而產生吸引力,使更多企業在 群聚環境中分享意料之外的集體合作利益。
3.善用制度孕育更多參與主體(企業)的出現
一家企業在市場分工的能力往往有限,但產業在市場分工的作用卻有無限可 能。於是,我國產業制度的多元目標,除了使現有企業成長壯大而富有競爭力,
另一個目標是要能激勵更多參與主體出現,更多企業出現於市場分工。這些受到 支助保護的企業,無論由區內擴增到區外,或是方向相反,更重要的是他們出現 的地理位置,就會需要接納政府的治理活動,形成產業聚集下的內在與外在的比 較利益。事實上,一旦某些企業在地理聚集,就會有新的企業加入分工,地理區 位聚集其實也延伸及發揮孕育新企業的作用,許多新企業是在更細分化的分工作 用而出現的。企業分工而形成產業價值需要政府重視,且善用各種制度來孕育及 更新產業價值,這是政府治理策略不應忽略的。
4.政府挑選贏家卻可能變成收益分散或成本集中的輸家
政府挑選贏家,可能的不利狀況是形成收益分散與成本集中。因為,被挑選 的高科技產業進駐工業區,他們的規模大且當時獲利高,享有租稅優免,但是繳 交給政府的稅捐不一定多,再者分散給每一個都市勞動者就更不多了。其實勞動 者需要的是就業機會來為自己產生收益(所得),而傳統製造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 會,更多人以自己的分工技術來獲利,具體收益就可集中在廣大勞動者身上。而 成本集中則是政府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因為治理效率而挑選贏家,必然要提供 資源給這些企業使用,當市場中大量資本集中這些少數又規模龐大的企業身上,
這個成本集中的問題,卻有可能因為這些大型企業誤判市場或是過度自信的擴張 而出現虧損,也可能出現 Williamson(1998:23)宣稱投入資產僵固的沉末成本,
進而危及社會經濟的穩定。重點是,大企業為了生存還會說服政府繼續提供資 源,以解決他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或是協助度過景氣循環的難關。於是,當政府 資源被大型企業運用策略而成功尋租,以及成為企業獨佔市場的利益,中小企業 就必頇轉向新技術的路線,一旦新技術出現替代這些大企業的技術,贏家就可能 被技術閉鎖而導致自身營運出現危機,政府也成了其中的輸家。
(二)治理需要重視運用多元化策略才能奏效
未來且長期的市場利益,對於工業區外的企業可能意義不大,因為,他們更 在意短期要能穩定的獲利生存。但是,對於工業區內企業就顯得重要,他們要因 應及尋求提升競爭能力,以超越對手,於是,政府的策略要能多元化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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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包括以多元價值挑選贏家,採行具共識的輔導制度(包括非正式規則),以及使 租售與績效相互對應。
1.運用更多元的價值觀挑選贏家及部署適當的資源
大部分企業對於未來的發展充滿預期,卻也有些不確定感且擔心失敗風險。
當政府能夠運用明確的資源與執行方案來協助企業,這其實具有下指令作用,企 業就能更具體且清晰的落實他們的短期目標,進而降低不確定性與控制營運風
當政府能夠運用明確的資源與執行方案來協助企業,這其實具有下指令作用,企 業就能更具體且清晰的落實他們的短期目標,進而降低不確定性與控制營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