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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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建構(甚至這樣的認同也存在由下而上的建構力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內 部的改革份子就帶有泛阿拉伯主義色彩)，也較容易促成認同的安全困境，因為 認同本身與物質利益和正當性的連結也更為強烈，因此這樣認同所帶來的威脅感 會更加嚴重。而在第二次 2014 年的內戰中，則可以看到 Houthis 的什葉認同與 遜尼認同的排斥性，反而是在衝突後由上而下透過菁英階層建立出來的，然而這 也並非說教派認同毫無結構性影響，其仍舊是可以影響行為者本身的認知，只是 這樣的認同建立並沒有如同第一次葉門內戰中有來自地方的形塑力量，故教派認 同本身所帶來的威脅度未如1962 年明顯，只是存在修正主義與維持現狀的衝突。

但若是衝突持續延續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建構，這樣的 歧異已經可在衝突的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 深的安全威脅意涵。

第四節：第三階段──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三階段將檢視的是葉門內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是如何進一步影響了外部行 為者的介入，以及外部行為者間的認同安全困境如何的影響他們介入葉門的動機，

最後這樣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如何相互回應，形塑了內戰中認同衝突的發展。

一、 1962 年葉門內戰

而在外部的層次上，1962 年葉門內戰時中東地區間主要有埃及與沙烏地這 兩國的介入（Hill, 2017）。而在認同層次上這兩國剛好代表了當時中東地區主要 的兩方認同陣營。首先是埃及，其具有強烈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的色彩，強調阿 拉伯民族團結與社會主義的路線，並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另一方面，沙烏 地則代表了伊斯蘭傳統王權的路線，以伊斯蘭價值為依歸，反制埃及的泛阿拉伯 主義勢力（Macqueen, 2013）。而這樣的認同分歧與陣營，也受到了當時美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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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影響(美蘇在全球的冷戰對峙也使中東地區劃分成兩個陣營) （Macqueen, 2013）。同時，在埃及與沙烏地內部，剛好也有彼此認同團體的競爭，故埃沙兩 國便在當時形成了區域間的認同安全困境，這也使得葉門內戰的發生對這兩個國 家產生意義。

對埃及而言，當時中東地區其他泛阿拉伯主義國家的出現也在競爭對泛阿拉 伯主義認同的主導權，此時葉門便成為其再次重回泛阿拉伯主義的契機（Stookey, 1978）。另一方面對沙烏地而言，葉門出現一個泛阿拉伯共和政府對於其王權本 身已是一個潛在的隱憂，加上埃及的大動作介入和邊境安全的考量下，也支持了 葉門的王室陣營進行反制（Wenner, 1967）。在雙方的介入程度上，埃及相對於沙 烏地的大動作介入(埃及派駐了大量軍隊，沙烏地相對地只是提供王室金援)，似 乎對葉門內部的認同上產生影響。埃及主要支持的共和政府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埃 及的控制，這也連帶地影響了YAR 的認同建構，使其變成埃及的傳聲筒，和葉 門的當地認同產生離異，使其變成相當外來的（Wenner, 1967）。其必需得在埃及 於1967 年退出後，才再次與王室陣營進行協商，整體認同也向右靠攏，非過去 有強烈埃及色彩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Wenner, 1967）。

二、 2014 年葉門內戰

而在2014 年後的葉門內戰中，則可以看到沙烏地和伊朗牽扯於其中。在認 同層次上，沙烏地與伊朗在長期於區域間的角力下，形成了所謂遜尼與什葉的認 同安全困境。沙烏地方面代表所謂遜尼派的國家陣營，指稱伊朗藉由支持什葉團 體的手段，在區域內進行擴張（Clausen, 2012）。另一方面，伊朗本身自 1978 年 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成為其政體認同的重要部分，而其在區域間進行權力平 衡時也常常透過支持特定修正主義傾向的團體來進行不對稱的平衡策略（Juneau, 2016），同時也在革命後不斷挑戰沙烏地的宗教地位（Abd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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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教派的認同衝突也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因為區域內的國家以教派認同的操 作分化反對勢力，並使得區域內的衝突教派化（Stacey, 2017）。在葉門，Houthis 的出現對沙烏地而言是伊朗可能的什葉代理人於其邊境上的擴張，然而伊朗實際 上對 Houthis 的支持卻是相當間接的，Houthis 是否是伊朗的代理人因此則有待 討論（Pradhan, 2017）。儘管如此，在受到與伊朗競逐的影響下沙烏地還是決定出 兵介入。而在外部行為者的大力介入下，葉門內部的認同安全競逐也進一步地朝 向教派化發展，可看出外部行為者的力量在認同競逐的建構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但教派的認同的衝突卻非當地傳統的認同主軸（Day, 2012），因此可說外部行為 者的介入使得葉門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加速了轉移的效果，並加深教派化的發展。

三、 第三階段的比較分析：外部認同安全困境

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外部行為者對葉門內部認同衝突的 形塑上有很大的影響力。特別是介入程度越高的國家，對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形塑 就越有影響力。這或許是因為認同的形塑也和物質上的軍事與經濟影響力有所關 係，於是當內部的行為者越是仰賴外部行為者的物質上的支持，其在認同建構的 自主性上也相對降低。例如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埃及介入支持 YAR（Yemen Arab Republic, 1962 年的共和政府）就使得 YAR 本身認同轉向埃及版本的泛阿 拉伯主義，反而跟地方發生離異（Dresch, 2005）。

而在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外部行為者的介入，特別是沙烏地，也將內戰 推向教派化發展，而教派衝突的認同是沙烏地和伊朗的建構，而非葉門內部傳統

（Clausen, 2015）。此外我們可以看到，由於葉門所具有的分裂性，提供了外部行 為者進行認同競逐的場域，區域認同會因為葉門內部的分歧觸發區域間國家的介 入，而區域間國家的介入卻也進一步的將外部國家間的認同競爭帶入了葉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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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外部力量的影響力常常主宰了內部認同競爭的話語權，有時會將內部認 同的競逐帶離當地的色彩，反而異化了本來地方的認同，例如1962 年埃及對 YAR 的影響，以及2014 年外部行為者對葉門衝突的教派化。

另一方面，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其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上也有些差異。在第一次的葉門內戰中，區域間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與葉門內部 的安全困境相比之下在認同上更具有連結性，進一步來說，1962 年葉門內部所 發展出來的認同安全困境，與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更加契合，因為內部行為者與 外部行為者的認同更為契合，只有後來埃及大力介入後明顯改變了YAR 的認同，

但仍舊是屬於泛阿拉伯主義的範疇。而在2014 年的葉門內戰，則可以看到外部 的認同安全困境與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差異更為明顯，外部是關於教派的衝突，

內部則是地方勢力和舊有政治菁英的衝突，沙烏地的介入是基於它在外部認同安 全困境下的認知，定義了Houthis 本身認同所帶有的威脅意涵才介入的。

這也影響了後來葉門內戰的形塑，前述有提到外部行為者在介入後，具有異 化當地行為者認同的作用，因此當今日外部行為者與內部行為者間的認同分歧程 度越高，也代表了這樣的異化程度會越高，進一步來說外部行為者對葉門內部認 同的影響互動就越會是由上而下的認同建構，因此我們可以說，1962 年的葉門 內戰中，YAR 的泛阿拉伯主義認同與地方部族和伊斯蘭認同的競爭，相較之下 更帶有地方色彩，儘管YAR 後來因埃及而與地方發生離異，但也是這樣的離異 造成了後來地方有動力去進行認同的整合調整，並在外部力量退出後得以整合建 立向右傾的YAR 政府，而埃及版的泛阿拉伯主義 YAR 認同則在埃及退出葉門後 消退。

而在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教派的認同是由上而下建構出來，除了葉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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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本身政治菁英的運作外，也受到外部行為者的影響，因此未來若是外部行為者 退出後，葉門在建立新的統一認同時，所帶有的教派色彩會有多濃厚，端看在這 段期間內這些外部行為者是否能真的將這樣的教派認同內化。然而，若埃及於 1962 到 1967 年間未能在與葉門內部認同更靠近的情況下，將其版本的泛阿拉伯 主義認同內化至葉門內部，那沙烏地是否能在未來於葉門完全內化教派衝突的認 同，將會是更有挑戰性的。但是，本文最後也能完全否定教派認同衝突深化的情 況發生，因若是葉門內部行為者屆時發生本身認同的改變，或是沙烏地能在未來 發展出更強的政治經濟力量來提供其認同的輸出，也不能排除當今葉門衝突教派 化的發展，會進一步的內化至葉門內部行為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