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四節 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教派衝突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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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就認同層面來說，教派的認同的差異本身在葉門過去的 政治舞台上，並非傳統的核心議題所在。反之，部族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更是深深 地影響葉門的政治穩定。而Houthis 的出現，其在認同層次上是帶有部族和宗教 文化兩個層次的，然而雖然其在地方層次上雖帶有宗教的色彩，但其核心仍可能 和政治文化權力更有關。然而，隨著Houthis 和政府方面的對立加劇，兩者間的 衝突越來越強調宗教層面，並逐漸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
因此可進一步說，Houthis 和葉門政府間的衝突建立於葉門本身部族社會結 構下所導致的政治競爭的分裂，Houthis 與政府競爭的是對政治權力分配現況的 改變與否，宗教認同的強度是在此過程中強化，使衝突逐漸朝向教派化發展。這 種教派化的發展除了Houthis 可能具有的意識形態外，也受到了政治菁英的框架 作用，尤其葉門政府曾多次指控Houthis 為受到伊朗支持的什葉代理人，但從上 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Houthis 的起源其實是相當地方的，其和伊朗的關係並 非所想像的那樣接近。而在阿拉伯之春的初期，在對舊有菁英的不滿下，葉門出 現了跨教派的團結運動。然而教派化的發展卻也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雙方也在 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強化教派認同的競爭，也分化了抗爭的勢力，而至於探討其在 阿拉伯之春後加劇的原因，有一部份也是受到區域間的政治角力和動力的影響。
第四節 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教派衝突的建構
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其主要的認同在過去並非以教派分歧為衝突的主軸，很 大層次也受到部族的影響和作用(Day, 2012)。如前所述，葉門內戰爆發後，內部 的衝突卻不斷朝向教派化發展，有一部份的因素來自政治菁英的作用，且其中有 許多是來自外部的影響力，特別是沙烏地與伊朗在區域間的競爭。因此本節在此 欲討論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如何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同時討論沙伊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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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層面上提升，對於形成教派衝突提供了基底(Abdo, 2017)。而在 2003 年伊拉 克戰爭後開始興起所謂教派衝突的討論(Clausen, 2015)。面對海珊政權的垮台，在中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的情形下，以沙烏地為首的遜尼派國家開始擔心伊朗會 藉此向外擴張，也讓這些國家擔心伊朗藉由什葉派所投射的影響力會損害這些阿 拉伯國家政府的影響力(Abdo, 2017)。此外，伊朗也採取藉由資助海外什葉團體 作為進行權力平衡的措施15，然而由於這些團體在社會層面的號召能力強，同時 意識形態色彩鮮明，也使得伊朗無法完全掌控議題設定的能力(Stacey, 2017)。
同時，對沙烏地而言，其也擔心伊朗藉由什葉團體在中東地區的滲透，甚至 是對其國內造成威脅。沙烏地境內的什葉派多在東部地區沿岸，也恰巧是石油蘊 藏地所在更是沙烏地的經濟命脈，因此也會害怕伊朗的影響滲透，因此為抵抗伊 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意識形態，其也對外輸出其宗教影響力，同時也資助遜尼團 體來抗衡伊朗的影響力(Mabon, 2018)。因此在上述的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下，逐 漸形成區域間認同安全困境的產生。首先，沙烏地和伊朗在區域層次上，兩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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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沙烏地在區域間的角力。
上述這種教派間的角力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如同前述所提到的，面對 可能的革命和示威，許多遜尼派王權國家以教派間的分歧作為分化反抗勢力的手 段(Stacey, 2017)。其將反抗勢力指涉為伊朗的境外什葉代理人，分化可能團結的 反抗勢力。另一方面，伊朗也大力支持過往的什葉派盟友，例如敘利亞的阿薩德 政權，以及伊拉克境內部分的什葉團體(Abdo, 2017)。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阿 拉伯之春從所謂反政府示威的運動，也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然而，這樣的發 展卻也非單純的一夕間政治菁英階層的影響所致，本文認為，前段所提及的認同 安全困境的形成，早已經強化了教派的認同和分歧，因此阿拉伯之春後的教派化 發展，為前述伊朗和沙烏地角力強化下的認同安全困境的延伸，政治菁英階層只 是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挑動早已存於社會間的教派分歧，否則這種透過操 弄教派分歧來分化反抗勢力的手段會難以施行。此外，對於政權被顛覆的恐懼，
也強化了對遜尼派政權對什葉勢力的猜忌，而伊朗也大力援助自身的盟友，因此 在一來一往間，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遜尼和什葉相互對抗的模式。
而當我們透過上述的角度進而討論葉門問題時可以發現，阿拉伯之春後所爆 發的內戰對沙烏地和伊朗兩國而言，各具有其意義。對沙烏地而言，首先就是關 於安全的考量。葉門作為與其邊境接壤的國家，葉門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了沙烏 地的邊境安全（Pardhan, 2017）。而在過去，沙烏地即透過其宗教和部族網絡的影 響力，介入葉門的內部事務，並以維持一個分裂的葉門為目標。而Houthis 則一 直被沙烏地視為伊朗的代理人，並在過去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間，選擇支 持政府一方，因此兩者間也有利益上的衝突（Pardh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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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緊密（Pardhan, 2017），反而葉門的Houthis 所奉行的 Zaydism 和遜尼派更為接 近(Freeman, 2009)，然而沙烏地還是積極介入，本文認為原因在於沙烏地已經陷 入認同的安全困境中，以至於其對於Houthis 的認知為對其有威脅的伊朗什葉代 理人，在這種強烈的認知下，必須針對其作出制衡。而在伊朗方面，其最初是基於不對稱平衡的戰略邏輯下，支持區域內的什葉 勢力，然而這樣的舉動卻也讓其陷入與沙烏地進行教派認同的角力。而伊朗對葉 門 Houthis 的支持是相對間接的，其原因在於對於伊朗而言，全面支持 Houthis 所需要的成本將高於所帶來的利益，並且可能引發沙烏地對其的全面開戰。但若 是進行小部分的支持，將可以有效的擾亂沙烏地所建立的既有秩序，以此制衡沙 烏地（Mahjoob, 2016）。而儘管伊朗在意識形態上伊朗可能對Houthis 有影響力，
但如同上段所提到的，Houthis 的運動有其內部動力，但是伊朗針對 Houthis 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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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教派認同隨著中東地區 1970 年代後的伊斯蘭認同 強化，宗教認同之強化，形成教派認同強化的背景。而在 2003 年後，中東地區 隨著沙烏地和伊朗的相互角力下，雙方相互資助遜尼與什葉團體，對外輸出其影 響力。於是在彼此的互動下，雙方建立了一種遜尼與什葉的教派競爭的互動關係，
也強化自身的教派認同色彩。而這樣的互動關係也在阿拉伯之春後產生進一步的 激化，沙烏地和伊朗藉由資助境外勢力，進一步進行角力，而許多阿拉伯政府也 透過操弄教派的分歧來分化反對勢力。而在葉門，Houthis 的出現對於沙烏地而 言，視為對其邊境安全的重大挑戰，同時視其為伊朗在葉門的代理人，因此必定 會進一步進行制衡。而對伊朗而言，其支持 Houthis 也可在地緣上制衡沙烏地，
但其對Houthis 相對來說較為間接和隱晦。然而大國的介入自然也強化了葉門內 部衝突的教派傾向，儘管過去葉門政治的主軸多非在教派的分歧上，但大國的介 入加上政治菁英的主導，也使得葉門內部的衝突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
本章此大致呈現了2014 年葉門內戰的教派化進程，以及內外的認同安全困 境在這其中所扮演的形塑能力。然而，本章最後必須得再次強調，上述這種教派 化的進程大多是由上而下的一種建構，至於底層民眾是否真的接受這樣的認同建 構則有待未來的觀察。根據Arab Barometer 的調查資料顯示，中東地區近年來宗 教性政黨的支持度可見下降。當然這不能代表教派化的進程因此趨緩，或是中東 地區人民的宗教認同度下降，但或許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示了人們對於宗教在政治 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產生一些態度的轉變，因此未來教派衝突的論述框架是否還能 為菁英階層所操作，是有待觀察的。
下頁圖即為Arab Barometer 針對中東北非地區幾個國家(阿爾及利亞、埃及、
突尼西亞、約旦、伊拉克和利比亞)人民對伊斯蘭政黨支持度、宗教領袖信任度或 是宗教虔誠度的所做的調查，其中淺色部分為2012 至 2014 年的資料，而深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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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為2018 至 2019 年的資料。透過圖中的資料可以看到在近幾年許多國家對於 伊斯蘭政黨、宗教領袖信任度或是宗教實踐或虔誠度上有下降的趨勢。
圖 3-1 宗教政黨信任度等調查(來源: Arab 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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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節所敘述的這種內外層的認同安全困境可以整理如下頁圖二：在圖中可 以看到葉門政府和Houthis 的競爭透過遜尼和什葉這兩種認同吸引了外部行為者 沙烏地和伊朗的介入，因為後兩者在外部的層次上也有這種認同的競爭。而在區 域行為者介入後，可以看到他們對內部行為者的衝擊。而由於外部行為者所具有 的認同建構能力更強，圖中便已較粗的實線顯示，以凸顯他們限縮內部行為者認 同建構的能力。
遜尼 VS 什葉
沙烏地 伊朗
葉門政府 Houthis
介入與衝 擊
介入與衝 擊 刺激與吸引
圖 3-2 認同內外安全竟相互回應之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