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兩次內戰的延續與變化
第三節 ：第二階段──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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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二階段──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在第二階段中，將探討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透過對內部認同安全困境 的探討，我們可以理解在葉門內部形成的認同競爭，同時也能進而理解沙烏地、
埃及與伊朗在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行為動機與自我認知，以便後續地階段時與外部 的認同安全困境結合形成相互回應的結構。
一、 1962 年葉門內戰
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 1950 年代長期內政上的問題與 壓力下，使得北葉門王國的王室遭遇了內部改革壓力的挑戰，而這股改革勢力也 受到當時傳入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啟發，要求王室進行改革，隨後更是要求建立共 和政府來應對葉門的問題，並進行國家的現代化（Orkaby, 2017）。而在面對泛阿 拉伯勢力的挑戰下，葉門王室曾經試圖涵納這股泛阿拉伯主義勢力，並且也進行 過數次由王室自身推動的改革，卻也宣告失敗。最終在反王室的改革運動逐漸升 溫的情況下，挑戰了葉門王室的統治正當性，王室也因此回歸傳統保守路線
（Orkaby, 2017），並以伊斯蘭做為號召，試圖對抗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指稱其為 反伊斯蘭的（Hourani, 2010）。而後，革命發生，王室遭到推翻，並成立共和政府 (YAR 的成立)，但在共和政府未能完全剷除王室勢力的情況下，其在北部高地遭 遇支持王室部族的抵抗，雙方對峙僵持不下（Stookey, 1978）。
我們可以看到共和政府這方的認同與傳統王室間認同在統治正當性上的互 斥性，而在共和政府未能完整的收編北葉門各方勢力的情況下，也可以看到葉門 內部安全困境逐漸形成。一方面是傳統的王室以及支持他們的部族，他們反對共 和政府的建立，原因在於共和政府的路線將對其傳統利益產生影響。其中對王室 而言，是統治權力和正當性的競爭，而對這些傳統部族而言，共和政府對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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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的提倡，也將影響其長期以來的自主性（Stookey, 1978）。另一方面，共和政 府面臨了一個政府初建的不穩定狀態，並且欲建立新的國家認同來取代過去 Zaydism 的認同，然而其所秉持的路線卻遭遇了北方高地部族的挑戰，並且在未 能剷除這些勢力的情況下，這兩方的認同得以繼續競爭並排擠，形成了葉門內部 認同的安全困境── 一方面是國家/中央對抗地方，另一方面是泛阿拉伯主義共 和對抗伊斯蘭王權，在認同上形成這兩個層次的內部安全困境。
二、 2014 年葉門內戰
而在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教派在後來成為了主要的認同框架，然而仔細 進一步探討的話，這樣的認同建構其實是相當工具性的（Clausen, 2015），並服務 於政治菁英的操作。在葉門的歷史上，教派認同的差異並非政治衝突的傳統主軸，
其主要仍是環繞於地方勢力的競爭為主要的核心政治衝突（Day, 2012）。Houthis 的成立主要是追求加入政治的安排，並反對中央政府將其邊緣化。然而不可否認 的是，Houthis 運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其為 Zaydism 什葉派的運動，並反對沙 烏地宗教勢力在葉門的介入，但更大的主軸是來自其政治與文化權利的邊緣化，
而非教派本身的差異（Clausen, 2015）。但隨著中東地區出現的教派化現象，政治 菁英以教派認同做為操作的工具角逐對內與對外的影響力，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葉門政府指稱Houthis 為伊朗什葉代理人，並使得衝突朝向教派化發展，而在阿 拉伯之春後，這樣教派的趨勢也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成形（Stacey, 2017）。
因此我們如果進一步探究其認同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Houthis 本身帶有 Zaydism 的什葉伊斯蘭運動色彩，同時也具有地方勢力向中央挑戰的修正主義傾 向（Juneau, 2016），而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中央政府不斷將其打為什葉派代理 人，試圖將雙方衝突導向教派衝突的角度（Stacey, 2017）。對葉門政府而言，
Houthis 在認同層面上的威脅主要應仍是來自於其修正主義的傾向，而非 Zayd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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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葉派本身的這符號。而對Houthis 而言，其要反抗的是既有政治菁英對維持現 狀的堅持。因此在本質上，原本Houthis 和政府的安全困境是來自修正主義和維 持現狀者的衝突，但進一步來說，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什葉派和遜尼派已經成為 這兩方的符號來源，也可以說2014 年的葉門內戰，其認同的安全困境發生過一 次轉變，即是從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間的競逐和不互信，漸漸轉移成教派認同的 競爭，而在這兩階段的轉移過程中，第一階段的認同競逐其實是相當源自於葉門 政治傳統的，然而在第二階段這種教派競逐的框架，卻是相當陌生的，因為傳統 上來說，教派認同在葉門並非是相互排斥的（Day, 2012），因此這是一種由上而 下的建構。
三、 第二階段的比較分析：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
若是我們進一步比較兩次葉門內戰中，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我們可以發 現，這兩次的葉門內戰都出現了如同 Mabon 所提及的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出現 不同的認同彼此競爭（Mabon, 2018）。在第一次的葉門內戰中，出現了泛阿拉伯 主義以及共和政體與伊斯蘭和王權政體這兩個相互排擠的認同。其中，泛阿拉伯 主義主張社會主義共和的政府，並強調阿拉伯民族團結，反對反動保守勢力，並 且在阿拉伯的團結下反抗殖民勢力（Hourani, 2010）。而王室則主張伊斯蘭作為 傳統價值，並謹守跟過去傳統部族的連結（Orkaby, 2017）。透過上述可以看到這 兩組認同相互排擠，特別是在正當性上，彼此互相否認具有統治的正當性。於是 在這樣的基礎下，任何一方的認同強化，將會是對另一方認同的威脅，並帶來統 治或政治權力的不穩定，因此形成了認同上的安全困境。
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Houthis 和中央政府這兩方所 具有的認同發生了一些轉變。在起初Houthis 與中央政府的衝突中，Houthis 的運 動雖帶有Zaydism 的什葉教派色彩，但彼此間的衝突多是對於政治權力邊緣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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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的結果，這時期的認同與教派較無關聯，只有政府方試圖將Houthis 指為伊朗 的什葉代理人，但在認同層次上，兩者的教派認同並沒有真的發生排擠的作用，
只是Houthis 的 Zaidism 認同被指稱為什葉代理人，但真正產生排擠者，更多是 Houthis 運動所具有的修正主義傾向，與政府的保持現狀傾向。然而在阿拉伯之 春後，衝突在政治菁英的操作下，透過前述教派化的過程，逐漸朝向教派化發展，
Houthis 所具有的什葉認同開始發生了排擠作用(特別是對外部行為者而言，這將 在下節做討論)，也形成了所謂認同的安全困境，也可以說 2014 年葉門內戰中教 派認同的衝突性是在政治菁英互動下由上而下建構出來的，並使得認同安全困境 的內涵發生教派化的轉變。
因此當我們在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存在著 些許的變化，特別是在認同相互排擠的程度上。在 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當然 存有所謂修正主義對抗保持現狀者的認同層次存在，但雙方行為者本身所具有的 認同其實已是相當互斥的，無論是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或者是共和政體與王權 政體的衝突，又或是國家中央集權與地方部族自主性的衝突，皆有其明顯的互斥 性。在另一方面，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起初 Houthis 和中央政府的認同衝突多 還只是修正主義和保持現狀的衝突，而是在後來的衝突中，在菁英階層的操作下 才漸漸朝向教派化的角度發展(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後)，但在過去，教派的衝突 在葉門並非傳統的政治主軸，Zaydism 什葉派和遜尼派在宗教關係上相比其他什 葉派也較為接近，故這樣的衝突是較新的發展，並且相當程度上是外來的。故可 以說這樣遜尼與什葉的認同排擠與安全困境，於葉門是在阿拉伯之春後的衝突中 才建構出來的。
進一步從內部的角度來看，第一次在1962 年內戰中的認同排擠性高，泛阿 拉伯和伊斯蘭王權的認同在本質衝突的形塑上會比較容易產生對立，不須由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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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建構(甚至這樣的認同也存在由下而上的建構力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內 部的改革份子就帶有泛阿拉伯主義色彩)，也較容易促成認同的安全困境，因為 認同本身與物質利益和正當性的連結也更為強烈，因此這樣認同所帶來的威脅感 會更加嚴重。而在第二次 2014 年的內戰中，則可以看到 Houthis 的什葉認同與 遜尼認同的排斥性，反而是在衝突後由上而下透過菁英階層建立出來的，然而這 也並非說教派認同毫無結構性影響，其仍舊是可以影響行為者本身的認知，只是 這樣的認同建立並沒有如同第一次葉門內戰中有來自地方的形塑力量，故教派認 同本身所帶來的威脅度未如1962 年明顯，只是存在修正主義與維持現狀的衝突。
但若是衝突持續延續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建構，這樣的 歧異已經可在衝突的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 深的安全威脅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