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62 年北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四節 外部的安全困境：泛阿拉伯與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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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外部的安全困境：泛阿拉伯與伊斯蘭
同上所述，北葉門內部在1960 年代前後逐漸形成由部族和意識形態以及國 家政體認同所建構的認同安全困境。而在內戰爆發後，這樣內部的角力也驅使了 沙烏地和埃及兩個區域內國家的介入。而埃及與沙烏地之所以介入北葉門內戰，
也和兩者之間的角力相關。進一步來說，沙烏地與埃及由於意識形態上及政體認 同上的差異，逐漸在中東地區形成相互角力的安全困境，而在這樣的影響下，也 提供了埃及和沙烏地介入葉門的動力。而在沙烏地與埃及的介入後，也對葉門本 身的認同安全困境產生影響，特別是在埃及的影響上，再一次的形塑葉門內部的 認同與角力。
在1962 年葉門內戰爆發時，當時在中東地區主要有兩方勢力或陣營在進行 角力。首先是以埃及和敘利亞等國為首的泛阿拉伯主義陣營，其受蘇聯支持，主 張阿拉伯民族的團結，採行社會主義路線。另一方面，則是以沙烏地和約旦等王 權國家為主的陣營，主要是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並在價值認同上偏向保守光譜，
較強調伊斯蘭路線(Hinnebusch, 2014)。而就在葉門內戰爆發前夕，在泛阿拉伯主 義陣營內部即有不小的分裂。埃及、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就泛阿拉伯主義的路線有 所分歧，尤其在所謂建立共同的阿拉伯國家上，對於主導權的競爭上導致了分裂 (Hinnebusch, 2014)。這也導致了 UAR 的解體9。
在上述的情況下，以泛阿拉伯主義領導自居的埃及總統Nasser，在外交環境 上面對了不小的壓力，急需拉抬自身的威望。因此，他視葉門內戰為關鍵的機會，
9 United Arab Republic，中文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該國為 1958 年在泛阿拉伯主義高峰下由埃
及和敘利亞短暫結合組成的國家，其後由埃及與敘利亞之間的歧異，該國於1961 年宣布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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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評估若是能協助葉門的共和政府穩固政權，即可讓自身的威望有顯著抬升，重 奪外交話語權(Wenner, 1967)。而在埃及內部方面，其早在革命發生前就有相當程 度的支持葉門的異議份子，如其接收海外逃亡的葉門反對派至開羅進行發聲。葉 門的FYM(Free Yemni Movement)運動也相對受到 Nasser 的支持(Wenner, 1967)。
另一方面，沙烏地政府面對來自泛阿拉伯主義陣營的挑戰時，一開始是採取涵納 的態度(Abir, 1994)，然而在 1956 年蘇伊士危機後，泛阿拉伯主義聲勢大漲，沙 烏地變得更加警戒泛阿拉伯主義陣營的勢力，因其可能會影響對國內的控制以及 區域的權力平衡(Hinnebusch, 2014)。另外，沙烏地也支持埃及內部受 Nasser 壓迫 的穆斯林兄弟會，兩國的關係也在 1958 年後因一起暗殺計畫的曝光而惡化(al-Rasheed, 2002)。
而沙烏地政府在葉門革命發生之初相對採取觀望保守的態度，推估原因在於 過去剛被推翻的國王和 Nasser 之間過從甚密，對其有所懷疑。然而葉門王室的 接觸和說服下，加上埃及大動作的介入，引發對於邊境安全的顧慮，沙烏地於是 開始援助葉門王室（Stookey, 1978）。雙方在葉門問題上衝突加劇，YAR 和埃及 方面更是揚言要將革命輸出，例如YAR 曾經宣稱要讓其軍隊進入沙烏地，並奪 回葉門「被奪走的」領土。這讓沙烏地更認為埃及在葉門的介入是為了在阿拉伯 半島培養親埃的勢力，並推翻沙烏的王室政權，奪取石油資源，但這並不代表埃 及有推翻沙烏地王權的意圖，而是沙烏地本身在上述 YAR 的宣言中所產生的一 種認知，於是在政權的安全性受到威脅下，沙烏地也加強支援的力道。而埃及方 面的回應則是認為沙烏地才是侵略的外國勢力，埃及的軍隊是為了保護革命的成 果才介入的(Wenner, 1967)。
同時在葉門內部，共和政府在遭遇王室於葉門北部高地的頑強抵抗下，必須 考量尋找外部勢力的支持，於是向埃及求援。另一方面，王室也說服了沙烏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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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進行援助提供金援（Stookey, 1978）。而在外國勢力(沙烏地和埃及)的介入下，
葉門內戰的雙方卻也似乎失去相當的主導性。其中以 YAR 共和政府的陣營更為 明顯。由於在 Nasser 的強力支持下，共和政府必須得建立一套帶有社會主義色 彩的泛阿拉伯主義論述，一直到 1967 年埃及從葉門撤退前，可以看到 YAR 一 直重複地強調泛阿拉伯主義、民族 團結、反西方殖民、批評錫安主義和反動政 府以及強調每個國家需經過解放才能達成團結的目標等等（Stookey, 1978）。另一 方面，沙烏地對於王室和其支持者的限制似乎未如埃及對YAR 的限制那般明顯，
此外相比埃及直接駐軍在葉門境內，沙烏地的支持多以金援為主(Wenner, 1967)，
推估沙烏地對王室所形成的限制為如埃及明顯可能在介入程度的差異上。透過下 圖我們可以看到在1962 年左右，沙埃兩國在軍費支出的差異或許也顯示了兩的 權力差距，間接影響了沙烏地與埃及在葉門的介入程度。
下頁圖為 1962 年至 1967 年間沙烏地與埃及的軍費支出(以當今的美元價值 計算)。可以看到埃及在這段期間對於軍費的支出是遠大於沙烏地的，因此也可 以大概看出兩者間的軍事力量差距，這或許也是沙烏地選擇以金援為主支持王室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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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這樣的認同建構卻是相當外來的，未能考量葉門內部的接受程度。
這樣也使得葉門民間與社會對 YAR 政府產生不信任，例如 Shafi’i 商人就對於 Nasser 所提倡的國家管制有所顧慮，反對國家對經濟做過多的管制（Stookey, 圖 2-1 軍費支出(World Bank 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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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甚至是軍方也對當時的領導人 Sallal 不信任(Wenner, 1967)。因此我們可 以看到有許多葉門內部不同的團體對於這樣的論述有相當的程度的反感，並造成 YAR 的共和政府無法完全的收編整合不同的內部認同，也使得部分共和政府的 溫和派產生分裂（Stookey, 1978），例如部分在共和政府內部的重要人士開始和王 室接觸，而部分原本效忠共和政府的部族也叛變至王室陣營或是和其接觸 (Wenner, 1967)。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共和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人想要推動從葉門自身利益出 發的目標，這樣的一個目標也為日後和王室產生和解提供了主要的論述框架
（Stookey, 1978）。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外部行為者的強力介入下，葉門本身內部 的行為者由於在物質資源層面相當的仰賴這些外部行為者，也因此造成了他們相 對地失去自主性。這樣的情況也影響了這些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我們可以看 到在YAR 方面尤其明顯，其在埃及大力支持下成為 Nasser 的泛阿拉伯主義宣傳 者，然而這樣的認同建構並非完全由葉門內部自我建立而成，而是相當大的程度 受到外部行為者的影響，這也造成 YAR 並無法取得葉門內部群體的共識和接受，
並被視為相當「外來的」（Stookey, 1978）。
儘管沙烏地和埃及都視這場內戰對於革命的意識形態像阿拉伯半島的輸出 至關重要，但在內戰形成僵局的情況下雙方都各有因素來促成和解。在埃及方面，
經濟上資源和人力的投注已是顯著的負擔（Orkaby, 2017）。在政治上，至 1962 年底時，國內已有反對葉門內戰的聲量(Wenner, 1967)。對沙烏地而言，在經濟上 雖然未造成重大的負擔，但其內部此時也在推行改革，沙烏地擔心內戰若耗時過 久，會成為其內部反對勢力的焦點，同時沙烏地也相信若是埃及撤退，共和政府 在失去支持的情況下會敗退。到了 1965 年，沙烏地和埃及雙方也展開過數次的 談判協商撤軍，然而雙方在互信基礎不足，且未能徹底實行協議內容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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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暫時性的停火未能達成任何長遠的目標（Orkaby, 2017）。另外，美蘇兩大強 權也期望這場戰爭能使埃及 Nasser 總統被困在葉門，降低其和以色列發生劇烈 衝突的可能性（Orkaby, 2017）。另一方面，埃及的 Nasser 總統也想離開葉門，
因為其分散了埃及許多的軍事資源，這對於和以色列日益加深的衝突並非有利的 情況。
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的爆發終究還是重創了埃及，無論是在軍事或是外交 層面上，Nasser 面臨了大敗，在這樣的態勢也使得埃及離開葉門成為可能。另一 方面，葉門內部在不滿外來者干預的情況下，本身也出現了統一的聲音，葉門本 身的國族認同逐漸加強，對於未來共和政府和保皇份子間的協商和談判提供了論 述框架（Stookey, 1978）。在 1967 年的阿拉伯峰會中，葉門與埃及在葉門問題上 達成協議。埃及開始從葉門撤軍。而在失去埃及政府的支持下，YAR 轉向蘇聯 求助。然而，就在此時位於南方的南葉門共和國成立，由於其較符合蘇聯本身利 益考量的緣故，蘇聯決定將其在南阿拉伯半島的支持重心放在南葉門上。在這樣 的情況下 YAR 方面失去支持，迫使雙方最後達成和解。和解後的北葉門政府在 意識形態為內戰時雙方的一種融合。在政體的認同上仍保持共和政體，然而其更 偏向保守主義，而先前的保皇派也維持了一定的勢力。因此其在在政治光譜上更 偏向右派，這也反映在它和西方陣營與沙烏地的關係上，使其獲得改善（Orkaby, 20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沙烏地與埃及在當時的中東地區逐漸形成一種泛阿 拉伯主義與伊斯蘭保守王權的認同對抗。而雙方在互動過程中，也不斷激化和強 化這樣的角色與認同並進一步形成認同的安全困境。我們可以發現泛阿拉伯主義 的崛起造成了傳統王權國家如沙烏地的不安，因其對內可能會影響王室統治的正 當性，對外可能也會造成權力平衡上的隱憂。而因阿拉伯的民族認同是跨國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