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政治安排的僵局
春後的新政治安排無法達成共識。然而，Houthis 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早在阿拉 伯之春之前就已存在，並也因此發生過數次的武裝衝突12。因此，有必要檢視在 次上，葉門北部的Houthis 運動的起源是具有教派意義的(Albloshi, 2016)，Houthis 所信仰的是什葉派的Zaydism 分支13。而Zaydism 在葉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在 1962 年遭到軍官發動革命推翻前，Zaydism 即是當時什葉王朝的主要信仰，而葉 門則由受認可的伊瑪目統治。而Houthis 又為所謂 Sayydis 的部族所組成，Sayydis 為主要的王位繼承者和王室(Freeman, 2009)。然而在 1962 年的軍官革命後，葉門 的王室就遭到推翻，成立了共和政府。而作為傳統政治菁英階層的Sayydis 被迫 讓出政治權力，和其他非Sayydis 共享。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則主要是非 Sayydis
12 在 2000 年代時，Houthis 就與前總統 Saleh 政府發生過數次武裝衝突，而後更使得沙烏地介 入前面兩者的衝突之中，制衡Houthis 的勢力 )2008 ،ةيناسنلأا(。
13 然而並非所有信仰 Zaydism 什葉派者皆為 Houthis 的支持者，也有其他 Zaydis 是支持中央政 府的。Zaydism 的起源可以追溯自西元 8 世紀，而現今在葉門約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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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之春前的總統Saleh 即為非 Sayydis 的 Zaidis（Freeman, 2009）。而當時Houthis 被葉門的中央政府視為威脅，認為其會威脅政治秩序的穩定，
並與其發生過數次的武裝衝突。而就Houthis 方面而言，其運動訴求主要是源自 於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邊緣化(Stacey, 2017)，並恐懼沙烏地所主導的薩拉菲 勢力會影響其在葉門北部的地位和滲透(Salmoni, 2010)14，此外，在葉門政府配合 美國執行反恐戰略的背景下，Houthis 也具有反美國和以色列的色彩。因此我們 可以看到，Houthis 和政府的衝突起源在認同層次上大概可以鎖定在兩方面，一 是在宗教層次上對於自身政治文化的邊緣化和排擠，另一面則是部族的層次上舊 行協商，進行政治轉型（Pardhan, 2017）。雖然這樣的計畫受到國際各方的支持，
聯合國方面也努力促成談話，但在阿拉伯之春後上台的 Hadi 政府，儘管受到國 際的承認，卻在新的政治協商過程中，和Houthis 無法達成共識，其主要是因為 Houthis 在這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其訴求無法被納入新的政治安排，另一方面，
14 薩拉菲主義(Salafism)為當代遜尼改革派的一脈，其發展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紀為對抗歐洲 殖民勢力的一種回應。其強調回歸伊斯蘭在七世紀創始之初的精神，而穆斯林應回歸到伊斯蘭
初期的實踐，是一種「宗教純淨化的運動」。沙烏地長期透過薩拉菲主義為其在葉門內部散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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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i 政府也對其無法產生信任，因此在一來一往間，Houthis 與中央政府間的互 信無法建立，雙方的鴻溝便越來越深(Hill, 2017)。
另一方面，其實在阿拉伯之春開始爆發時，上街頭抗議的青年是跨越各階層 和教派的，我們可以看到所謂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反抗運動結盟並商討對策，其展 現的是針對長久以來葉門政治菁英腐敗和政府失能的不滿，要求建立含納人民聲 音的新政治秩序。然而新的政治權力安排卻未融入阿拉伯之春時街頭抗議的年輕 人所展現出的聲音，政治權力只是從一群舊菁英的手上轉到另一群舊菁英的手中，
而當時抗議所展現的短暫團結也被上述教派化的過程分化(Hill, 2017)。因此，
Houthis 也在 2014 年有關政府補貼取消的抗議中夾帶著反對的聲勢，圍攻首都沙 那，內戰就此爆發(Hill, 2017)。然而在內戰爆發後，政治菁英階層卻也採取了教 派化的論述框架，將衝突議題逐漸設定在所謂教派的衝突上，而這使得葉門內部 的衝突呈現教派化的趨勢(Stacey, 2017)，阿拉伯之春時所呈現的跨教派團結的認 同被瓦解，教派的分歧被凸顯，也似乎進一步形成一種內部認同上的安全困境，
這樣的認同安全困境是以教派認同為依歸，與過往的情況出現轉移。
在葉門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雙方的衝突在認同上似乎形成一種安全的困境，
即所謂區域間的什葉和遜尼的衝突。然而單純從教派的分歧做討論反而過度簡化 了衝突的維度，原因在於Houthis 所屬的 Zaydism 相比伊朗的什葉派更接近遜尼 派（Clausen，2015），且前總統Salih 也是屬於什葉派的，因此有必要進一探討雙 方認同和互動間的形塑過程，才能完整對內部認同困境形成的討論。
首先，葉門內部的政治環境其實相當鼓勵內部不同認同分歧的發展，葉門社 會本身就受部族結構影響甚深，且過去的政治傳統也以所謂部族政治作為依歸 (Dersch, 2001)，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勢力常具有較強的自主能力，與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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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競爭權威性。因此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更聚焦在地方，與對葉門做為國家整 體的認同相互競爭。部族於是成為葉門社會一個重要的認同單位，形成不同的認 同團體，相互競爭。而Houthis 和所謂葉門共和政府的衝突是具有部族層面的維 度的，Houthis 主要過去是所謂的 Sayyidis 一脈，在過去是北葉門什葉王朝主要 的王室成員，而在阿拉伯之春前的葉門共和政府則可溯源至 1962 年北葉門內戰 時成立的共和政府，其主要是非Sayyidis 為依歸。
對當時的總統而言，Houthis 所代表的是共和前的舊政治菁英，對其政治動 機存有猜忌(Clausen, 2015)。但另一方面，對 Houthis 而言，其運動的訴求起源是 具有一些宗教意涵的，在檢視其運動的意識形態下，可以發現其帶有強烈的宗教 色彩，推估其原因可能是過去在什葉王朝的時期，宗教是作為政治權力的主要來 源，此外，另一個說法也提到沙烏地的影響力。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後，沙 烏地藉由新獲得的財富直接或間接的對外輸出其瓦哈比主義(Abdo, 2017)，這當 然也包括了葉門。而Houthis 的運動也源自於其對瓦哈比或薩拉菲勢力的介入感 到憂慮，擔心其文化權力會邊緣化，另一方面，葉門政府在回應Houthis 的運動 時也多次以伊朗什葉派代理人來指稱Houthis(Clausen, 2015)，儘管他們和伊朗的 什葉派關係並非那麼接近。
因此，在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上對邊緣化的擔憂，促成了兩方之間的衝突，
而政府單方面的以教派衝突的回應，更是強化了雙方衝突的層次，兩者之間跳脫 不開將彼此視為敵對的局面。而這樣的情況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變得更加明顯，
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葉門的青年抗議曾展現短暫的團結，卻在後續的政治 過程中被邊緣化了，並且又再次被所謂教派衝突的議題所框架，這部分有很大的 原因和區域間外部的行為者有關，這將在下節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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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就認同層面來說，教派的認同的差異本身在葉門過去的 政治舞台上，並非傳統的核心議題所在。反之，部族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更是深深 地影響葉門的政治穩定。而Houthis 的出現，其在認同層次上是帶有部族和宗教 文化兩個層次的，然而雖然其在地方層次上雖帶有宗教的色彩，但其核心仍可能 和政治文化權力更有關。然而，隨著Houthis 和政府方面的對立加劇，兩者間的 衝突越來越強調宗教層面，並逐漸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
因此可進一步說，Houthis 和葉門政府間的衝突建立於葉門本身部族社會結 構下所導致的政治競爭的分裂，Houthis 與政府競爭的是對政治權力分配現況的 改變與否，宗教認同的強度是在此過程中強化，使衝突逐漸朝向教派化發展。這 種教派化的發展除了Houthis 可能具有的意識形態外，也受到了政治菁英的框架 作用，尤其葉門政府曾多次指控Houthis 為受到伊朗支持的什葉代理人，但從上 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Houthis 的起源其實是相當地方的，其和伊朗的關係並 非所想像的那樣接近。而在阿拉伯之春的初期，在對舊有菁英的不滿下，葉門出 現了跨教派的團結運動。然而教派化的發展卻也在阿拉伯之春後加劇，雙方也在 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強化教派認同的競爭，也分化了抗爭的勢力，而至於探討其在 阿拉伯之春後加劇的原因，有一部份也是受到區域間的政治角力和動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