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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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認同的內外互動：動機與影響
綜歸本章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葉門內戰中所展現出來的內部分歧有長遠的歷 史。Houthis 和葉門政府之間的衝突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已存在。此外，我們也 可以看到葉門內戰也被捲入於沙烏地和伊朗的角力之中。而這樣的角力以一種遜 尼和什葉互相對抗的模式進行。然而，若我們只是將葉門內戰視為區域間大國角 力的延伸，會忽略了葉門內戰所展現的內部因素和動力，以及葉門內部分歧如何 吸引外部國家進行介入的原因。因此本文認為在葉門內戰中，存在著內部與外部 的動力，而這兩股動力如何相互影響是本章的重點之一。同時，這兩股動力也都 延續著某種認同的界線進行影響。認同的本身，特別是教派認同可能並非葉門內 戰雙方或沙烏地和伊朗的衝突起點，但卻大大的形塑了衝突以何種方式呈現，同 時影響了衝突各方對於利益的界定，進而影響各方行為者的動機。因此，探討認 同如何在外部與內部的兩個層次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葉門內戰中內部動力和外 部動力的互動。
中東地區在伊斯蘭認同的強化下，使得當沙烏地和伊朗的角力浮上檯面時，
其同時也以教派認同作為雙方向外擴展影響力和制衡彼此的工具，同時也確立和 進一步強化了彼此的教派認同，回過頭來界定了自身的角色和利益，並逐漸形成 一種遜尼和什葉對抗的認同安全困境。而這種認同上的競逐更是在阿拉伯之春後 加劇，其是因為區域間國家為分化可能的反抗勢力，更是進一步挑起教派認同的 歧異，以求分化原本團結的反抗勢力。而在葉門內部，教派認同長期以來並非葉 門政治的主流議題。反之，部族和地方勢力針對資源和政治影響力的競逐才是主 軸。然而，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角力並非完全沒有宗教層面的因素。在相當地 方的層次上，Houthis 的運動本身具有濃厚的什葉派意識形態。但是，若單單只 是將Hoo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簡單歸類為沙烏地和伊朗間遜尼和什葉的衝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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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並不能完全解釋其貌，因為Houthis 和中央政府的衝突也帶有部族色彩。同時 在阿拉伯之春初期，葉門反抗勢力是團結了跨教派的各方行為者，其呈現的是統 一的葉門認同，然而在政治菁英的影響下，後續政治安排協商和角力的過程中卻 又再一次分化這樣的一統，並出現了上述提到的教化的過程，使教派認同出現強 化，Houthis 被指為伊朗的什葉代理人，內部認同安全困境出現教派化。
同時這樣內部的衝突也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因其回應了兩者在區域 間的認同競爭，Houthis 被沙烏地視為伊朗在葉門的代理者，嚴重影響它邊界的 穩定和安全，因此選擇大力介入。而對伊朗而言，透過對Houthis 的間接支持有 地緣政治上制衡沙烏地的作用。而在沙烏地與伊朗的介入後，兩國在葉門內戰中 扮演強力的認同形塑角色，其和政治菁英共同將葉門內部的衝突帶向教派競爭的 維度，葉門內部本身的安全困境因此以遜尼什葉對抗的角度呈現，在認同層次上 逐漸脫離過去的政治主軸。
最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葉門內戰中，同時具有外部和內部的動力在形 塑這場衝突。而這兩股動力分別以不同的認同角力呈現，在外部是沙烏地和伊朗 的對抗，以遜尼和什葉的認同進行角力，而在內部是Houthis 和葉門政府的衝突，
其過去原本是以宗教和部族等不同的認同進行角力，然而阿拉伯之春後這樣內部 的分歧吸引了外部國家的介入，是故內部的動力吸引了外部力量的進入，然而在 外部力量的進入後，其和本地政治菁英結合，進一部形塑了葉門內部本身的衝突，
並導向教派衝突的層次，也因此我們可以說，是葉門內部的安全困境吸引了外部 行為者因自身外部安全困境考量的介入，而外部行為者的介入卻也改變葉門本身 的安全困境的型態，使其更朝向外部安全困境的方向發展，而在葉門的例子中，
則是使其朝向遜尼什葉的教派衝突發展，因此可得知在這場葉門內戰中，外部行 為者具有相當強的認同形塑能力，並且限制和衝擊了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形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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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本章所提到的Arab Barometer 對宗教政黨支持度的調查一般，可 以見到中東地區對所謂宗教政黨的支持度在這幾年有所下降的趨勢，但這是否顯 示了區域內教派化程度的趨緩則有待觀察。因此，上述這種教派化的發展是否能 在葉門內部持續深化則必須再看未來葉門內部自身是否接受這樣的認同建構，特 別是在外部行為者退去後，葉門內部會不會如同 1962 年一般重新建立自身的認 同，是未來有待觀察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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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四章 兩次內戰的延續與變化
本文至此檢視了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在這 兩次的葉門內戰中我們皆可以看到內外部行為者相互吸引和互動的過程，同時也 可以看到這樣的互動形塑了這兩次內戰中的認同發展。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
可以看到葉門內部行為者為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 YAR）與 王室和保皇派，而中東地區外部行為者則是埃及與沙烏地兩國，而在 2014 年後 的內戰 ，則是有受國際支持的葉門政府、Houthis 以及外部的沙烏地和伊朗兩國 等。他們彼此在內外部進行認同的競爭，其中葉門內部的競爭和衝突也吸引了外 部行為者的介入，最後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也對葉門內部的認同衝突產生影響。而 以下本文將進一步對這兩次的葉門內戰進行比較，來分析這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 同安全困境有什麼發展上延續的模式，以及在時空的變化下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透過對這兩次內戰的比較，將可以更加確立認同的內外安全困境如何在葉門形成，
並形塑不同衝突的發展，同時也能更加確立葉門本身內部的環境對認同安全困境 的形成又有何影響，並且檢視葉門自現代國家形成以來，其內部分裂模式的發展。
因此，本節在以下首先將對這兩次的葉門內戰的比較基礎做闡釋，並依據 Mabon(2018)的三階段分析，檢視在不同的階段下，兩次葉門內戰中認同安全困 境的發展上有何改變和延續。
第一節：比較基礎的建立
本文選擇 1962 年以及 2014 年的葉門內戰進行比較，其比較基礎建立於以 下：首先，在範圍的部分兩者具有大致的重疊。1962 年北葉門內戰主要發生於當 時的北葉門地區，南葉門當時還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其在後期雖然獨立，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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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對當時北葉門的內戰造成太多衝擊。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雖說南葉門此 時已和北葉門統一多年16，但 Houthis 運動主要的發源範圍以及其和中央政府的 衝突仍主要是集中在葉門北部（Freeman, 2009），故兩者在範圍上有大致的重疊。
第二，在行為者方面，兩次的葉門內戰都發生在政治秩序劇烈動盪後，並且 是由新舊政治菁英形成的衝突所引發。在1962 年的內戰時，是由剛革命成功的 YAR(Yemen Arab Republic)政府與被推翻的王室所形成的衝突，而在 2014 年的部 分，則是由轉型計畫下新成立的 Hadi 政府與爭取加入新政治秩序的 Houthis 進 行角力（Hill, 2017）(南方分離運動在過程中雖有數次和新政府分裂，但主要仍 是與Hadi 為盟)。同時在對外方面，過程中皆有來自區域間的外部行為者介入支 持。在1962 年時，有埃及與沙烏地兩國的介入，分別支持 YAR 與王室陣營。而 在2014 年時，則有沙烏地和伊朗的介入，分別支持 Hadi 政府與 Houthis。此外，
在內外部的互動過程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認同分歧，無論是 1962 年葉門內戰 中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之爭，又或是2014 年的什葉遜尼對抗（葉門內部主要 是以新舊勢力的競爭為主，但後來的發展呈現教派化的趨勢）（Stacey, 2017）。
最後，在整體的內部環境方面，葉門始終維持者某種政治的分裂性，無論是 統一前還是統一後，其內部一直缺乏完整有效的中央權威，部族在社會上仍扮演 重要角色，同時地方勢力也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有時甚至獨立於中央的法治權威 之外（Day, 2012），因此在對葉門進行統治時，中央政府皆須維持某種各方勢力 的平衡，才能對葉門進行安全的治理。
而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比較兩次內戰在於內外認同的安全困
16 南北葉門在 1990 年 5 月 22 日統一成為葉門共和國(Republic of Yemen/ ةينميلا ةيروهمجلا)並由原 本北葉門的總統Saleh(Ali Abdullah Saleh, 即葉門在阿拉伯之春下台的總統)擔任新任總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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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上，其形成過程中有何異同，並進一步討論其對內戰形塑的影響。而在經過對 這兩次葉門內戰的檢視後，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差異之處。首先在於時空背景 的變化，在1962 年時，南北葉門尚未統一，當時葉門的國族認同也尚未出現完 整的統一（Dresch, 2005），2014 年的葉門內戰之前，葉門於阿拉伯之春時曾發展 出跨越教派的一統認同，雖然在那之後葉門內部又陷入分裂的情形（Stacey, 2017）， 但相較1962 年，葉門的國族認同已經較為深化，但始終未能建立完整的中央集 權國家（Day, 2012）。這種稍微深化的國家統一認同是否會形成較不分裂的環境，
則有待進一步釐清。
其次，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在於依附的認同上也有所差異，1962 年的內戰是關於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王權、部族與中央的認同競爭（Stookey,
其次，兩次葉門內戰中的認同安全困境，在於依附的認同上也有所差異，1962 年的內戰是關於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王權、部族與中央的認同競爭（Stoo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