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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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認同與政體認同等(Wendt, 1999)，而認同本身會界定行為者的利益與動機，
而環境與結構則會進一步塑造行為者的認同。另外，本文也需特別界定意識形態 與認同的差異，其中意識形態是屬於一種由上而下的塑造，是為達成特定目標的 工具(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認同則是一種雙向的建構，無論是結構層面 或個體層面皆具有形塑的力量(Telhami and Barnett, 2002)。
四、認同的安全困境
本文特別使用Mabon (2018)的概念來進行分析架構的建立。其中，他特別將 認同與安全困境的概念結合。然而，這兩組概念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分別屬於建 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範疇，其結合尚需近一步討論。因此 Mabon 特別提及，其 將認同劃入權力的範疇，認為國家會利用認同作為權力角逐的手段，來增強自身 的正當性與影響力。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的競爭也被視為權力的競爭，於 是認同的相互排擠便有形成安全困境的可能。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此篇論文欲從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兩次葉門內戰中，葉門內部與區域強國之 間的互動關係，而為了顯示認同在中東地區政治的重要性，本文有必要先對認同 在中東地區政治上有何影響力進行探討，以確立從認同進行討論之基礎。故以下 部分文獻，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對認同的議題進行回顧，再來是對兩次葉門 內戰的經過進行爬梳。其中針對認同的議題將分為認同和外交政策、認同和國家 形成以及跨國界認同和規範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後兩者為認同對國家自身與其 所屬環境的結構性影響，而認同和外交政策的關係則可以顯示認同具有影響不同 行為者動機的作用。而在針對葉門內戰的文獻回顧進行探討時，將依照發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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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後順序分別對1962 年和 2014 年的內戰研究文獻進行討論，以釐清兩者在不 同時空背景下的發生脈絡。最後，筆者在文獻回顧後，發現葉門本身在認同議題 上的重要性，其本身的破碎性對認同的影響值得深入研究。而另一方面，從認同 的角度對葉門進行檢視，也可以更完整的去解釋不同內外部團體的互動模式和動 機。
一、 認同與中東國際關係
由於中東地區各國的國界為人工形成，其在分界上與許多不同認同團體的分 界線並不一致，造成各國境內有時會有不同認同團體的存在並可能產生競爭，國 家在整合上因此會遭遇挑戰(Hinnebusch, 2009)。而為釐清與爬梳認同在上述情況 下會對區域政治形成何種影響，本文以下將分別針對認同與外交政策、認同和國 家形成以及跨國界認同和規範三個方面對過往文獻進行爬梳，以期更能釐清認同 於中東地區政治關係中的重要性。
認同與外交政策
在傳統的國關學界裡，似乎對認同所扮演的角色有所爭辯。以結構現實主義 來說，其觀點忽略了國內組成要素，許多這類學者都把國家的利益視為一致的。
在這樣的脈絡下，他們認為中東地區的衝突還是以權力政治的因素為主要原因。
這種系統取向的途徑，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並解釋了許多中東的事件，但其在外 交政策上針對特定事件的解釋力不足夠，如沙烏地為何不能直接公開地與以色列 結盟等(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因此 Telhami 和 Barnett(2002)從建構主義出 發，探討了國家利益的社會建構，同時也討論了主權作為一種跨國政治間原則的 出現、阿拉伯和主權規範對領導者間互動之影響，以及由國家認同的轉變所帶來 的國家利益轉變，而共同的認同可以導致衝突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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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會界定國家的利益並影響其行為，而不同行為者在認 同上的衝突或協調，則會帶來其合作或衝突的結果(Telhami and Barnett, 2002)。
此外，這也顯示了國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並不單純將其視為追求生存的一種策 略，也是追求某種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利益(Akbarzadeh and Barry, 2016)。另外，
認同也有可能被政治菁英用來作為權力競逐的工具，發展其規範性的軟實力。然 而由認同驅使的外交政策之長期結果，會受這些這些行為者之間的認同以及物質 層面上的權力平衡兩者間是否一致影響。因為物質層面上的限制，可能會對政治 菁英所建立的認同造成挑戰。例如，以色列的軍事實力，會對泛阿拉伯主義的外 交政策造成限制(Hinnebusch, 2009）。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認同在中東地區國家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關 鍵性的角色。除了物質利益上的考量外，認同與規範也常被國家用來作為利益與 權力競逐的工具，同時也能提升自身在區域層次上的影響力。從前述的討論可以 看到認同影響了國家對於自身利益之界定，在不同的認同下國家可能會追求不同 的利益，因此也可能影響了不同國家之間的衝突或結盟。而本文所探討的兩次葉 門內戰期間皆在區域間有不同認同競逐的情形，而這些認同也驅使這兩段期間內 不同行為者的互動與利益界定，因此可以看到不同國家或是行為者沿著某種認同 分歧的界線進行競爭。
認同和國家形成
綜觀歷史，在中東地區一直以來有各種不同的認同影響國家形成的過程。因 此宗教或是種族認同的復興或衰退，會影響或形塑了那些已建立的或仍在形成中 的國家。而國家在形成的過程中，對於要如何整合這些認同則遇到了挑戰(Masad and Christie, 2013)。然而，在探討認同和國家形成前，有必要對認同和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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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是服務宰制階級的利益，而不是被宰制階級的客觀利益(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意識形態更像是一種工具，為主宰的階級（強權）獲 取物質上的利益(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 Telhami 和 Barnett(2002)在此則是 認為，認同是指一個行為者藉由對他者的關係來理解自己。在某種制度的脈絡中，行為者透過互動和參與來獲得某種認同。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特定認同的建構 會導致國家對利益解讀的不同，並改變影響國家行為的規範結構(Telhami and Barnett, 2002)。
由上述討論可以看出，認同對國家利益界定的影響，而國家認同的建構也在 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中東國家中，認同和領土之間的差異和不 協調，會在國家菁英建立國家認同時帶來挑戰，特別是來自那些跨越國界認同的 挑戰，如泛阿拉伯或泛伊斯蘭認同(Hinnebusch, 2009），這些認同也有可能在國家 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相互競逐。除此之外，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和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的分歧，也可能會使國家在加強認同的過程中帶來衝突和角 力。而在國家認同建構的起源中，有三種可能的力量，分別為政治菁英或工具性 的力量，社會性的力量，以及國際性的力量(Telhami and Barnett, 2002)。而其中，
政治菁英在建構國家認同時，會以國家為中心，試圖調和這些認同。而這些跨國 家的認同雖然可以給予統治者正當性，但在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等物質層面上的 限制，卻有可能傷害了他們的正當性。如以色列的軍事實力相對其他區域國家較 為強大，使阿拉伯國家在無法挑戰他的情況下還必須適時向內展示對抗以色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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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此外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依賴也未必能獲得其人民的支持(Hinnebusch, 2009）。 而阿拉伯之春的爆發，也揭露出了過去國家認同的脆弱性，並使得宗教認同的強 度提升。目前為止，根據 Masad 和 Christie(2013)，並沒有國家成功地發展出一 個國家認同能去包含這些不同的認同。
跨國界認同和規範
根據Hinnebusch(2009)，他認為認同在中東國際關係中扮演了很特別的角色。
中東地區有兩個重要的特別之處：首先是宗教和種族在構成政治認同上扮演同樣 重要的角色。第二則是物質層面和認同層面的不協調—國家領土和國家認同之間 的差異，以及區域規範和國際施加的結構之間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是造成中 東地區衝突的原因之一。而根據Telhami 和 Barnett(2002)，在兩種情況下，國家 可能會面臨衝突：首先是對集體認同的定義有競爭時，且這些競爭的定義要求著 不同的角色或行為。再來是當集體認同在新的歷史框架下不被接受時。換句話說，
就是當國家的認同和更廣泛社群的認同不相符時，這樣的不協調就會帶來衝突。
上述的情形也顯現出在中東地區，可能存在著跨國界的認同和規範力量，使得國 家認同在建構的過程會牽扯到區域的層次，因為跨國界的認同會和國家認同產生 競逐(Telhami and Barnett, 2002)。然而中東地區跟其他第三世界地區不同的是，
領導者需要將想像的共同體或規範從跨國界的狀態縮小，並限縮在國家的疆界中
（其他地區則相反），以便試圖建立國家認同(Telhami and Barnett, 2002)。另一方 面來說，政治菁英也可能會利用這樣的認同，做為其發展規範性軟實力的工具。
例如泛阿拉伯主義或泛伊斯蘭主義。而雖然這些認同在某方面為政治菁英帶來了 正當性的來源（藉由將這些跨國界認同整合進國家認同），但當政治菁英所利用 的認同與物質層面上的利益相衝突時，則如前述所提到的可能會為這些政治菁英 帶來正當性的損害(Hinnebus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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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阿拉伯之春前後的中東地區為例，Malmvig（2014）也有提到，無論在 2010 年前或後，區域間的規範是對區域間政治的重要限制或驅動力，並以所謂 Resistance Front（伊朗、敘利亞、真主黨和哈瑪斯）為例，認為他們在阿拉伯之 春前，建立了一定以反以色列和反美意識型態為主的規範性力量，足以影響許多
若以阿拉伯之春前後的中東地區為例，Malmvig（2014）也有提到，無論在 2010 年前或後，區域間的規範是對區域間政治的重要限制或驅動力，並以所謂 Resistance Front（伊朗、敘利亞、真主黨和哈瑪斯）為例，認為他們在阿拉伯之 春前，建立了一定以反以色列和反美意識型態為主的規範性力量，足以影響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