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二節 認同的形成：背景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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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必要去檢視這場衝突中，各方行為者教派認同強化的動力來源，以便更能釐 清各方衝突的動力與關係。
第二節 認同的形成：背景與來源
若欲檢視認同在這場內戰所扮演的角色，便要先理解各方行為者認同的形成 過程，以及在葉門內部及外部區域間存在怎樣的背景，使得內外部的行為者發展 出不同的認同。因此，有鑑於教派認同在這場葉門內戰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本節 首先會在區域層次上討論當代中東地區教派認同強化的背景，特別是伊斯蘭認同 在中東地區的強化，一直到阿拉伯春後教派認同所扮演的重要性。此外，也會檢 視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間的認同形成之背景，並對不同行為者做初步的檢視，探 究其本身的起源。最後，這些背景的出現為當代許多中東國家的認同來源，而認 同的形成也對於許多中東國家如何界定自身利益和角色產生影響，進一步影響彼 此的互動關係。上述這樣的由認同所帶來的互動關係也顯示在 2014 年葉門內戰 中，葉門與沙烏地和伊朗的互動關係上。
教派認同在中東地區有久遠的歷史，而在伊斯蘭歷史的發展的軌跡上，教派 之間關係也發生過數次緊張或和諧的階段。而目前當代中東地區所出現教派認同 競爭的建構，可以追述至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自從海珊的政權被推翻後，中 東地區在伊拉克方面留下了權力真空，給了伊朗向外擴張的機會，於是所謂「什 葉月彎」的擔憂出現在許多遜尼阿拉伯國家政府中。其中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
其擔憂伊朗可能藉由伊拉克的什葉勢力向外進行擴張，威脅其在區域的安全利益 (Malmvig, 2014)，於是在一來一往間，沙烏地和伊朗雙方的角力也朝向教派化的 框架發展。然而雙方角力之所以可以朝向教派化的論述發展，也是因為宗教認同 在中東地區具有重要的地位，並且在近年獲得提升。特別是在 1979 年伊朗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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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成為其政體認同的重要部分，也使得伊斯蘭主義的發展被視 為是替代泛阿拉伯主義的思潮，作為中東地區再崛起的依歸，同時海灣國家在石 油危機後獲取大量財富，吸引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移工到這些國家工作，沙烏地 也因此向外輸出瓦哈比主義（Rogan, 2009），而瓦哈比主義本身與沙烏地政權的 正當性和穩定性有密切的關係，瓦哈比主義本身也是伊斯蘭的改革運動代表，追 求回歸過去伊斯蘭的實踐，同時也是支持沙烏地王室正當性來源的主要勢力之一。
於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宗教認同強化，也連帶的使得教派認同較能受到菁英階層 的影響，在區域間發揮影響力。
因此在社會層面可見到伊斯蘭認同的加強（相較過去世俗的泛阿拉伯主義模 式），宗教的氛圍更加提高，也因此教派的認同更成為個人核心認同的一部份，
讓精英階層針對教派認同的操作更有可能(Abdo, 2017)。於是綜上所述，教派認 同的強化源自於伊斯蘭在1970 年代後的復興，對宗教認同度的提升使得中東地 區的社會中的宗教氛圍提升。而在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朗與沙烏地的角力 再度躍上檯面，而上述提到的社會背景也使得菁英階層操作教派的認同成為可能，
在區域間形成所謂什葉和遜尼的對立。
而在2010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許多國家的政府也利用了這樣的教派認同 作為分化反對勢力的工具。例如在巴林，面對反政府的示威運動，巴林政府將反 對運動標籤為什葉派運動，並且指控其是伊朗在巴林的滲透代理勢力，這使得一 開始有部分遜尼派支持的反對運動遭到分化，反對運動的焦點也轉向教派衝突的 方向發展（Stacey, 2017）。而前述也有提到葉門在阿拉伯之春時，出現了跨越教 派的反政府勢力，但隨後也是在菁英階層的操作下隨著教派認同產生分裂。相同 的手法也出現在沙烏地政府上，分化內部可能的反對勢力（Clausen, 2015）。另一 方面，伊朗儘管在過去並不強調教派的分別，也不只利用什葉派的勢力進行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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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力（Abdo, 2017）。然而，在其所援助的什葉團體進行教派衝突的操作後，卻 也使得伊朗更陷入所謂什葉對抗遜尼的角力中，而其也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 介入伊拉克的局勢，反而和沙烏地陷入一種安全困境的競逐中(Stacey, 2017)。
在葉門內部的部分，除了前述提到的教派化發展外，尚也有部族的認同存在。
如同前述，部族在葉門是一種相當古老的社會結構。而由於這樣的結構所提供的 強大動員能力，各方政治勢力也會爭取部族的支持來獲得其所提供的動員能力。
而就葉門的歷史來看，部族的認同在葉門社會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 北部的高地地區，其傳統上較少受到中央政府的支配，而葉門的統治者也常必須 藉由平衡各方部族的勢力來穩定政治秩序(Clark, 2010)。而這也指明了中央政府 缺乏足夠的權威將其治理投射至葉門各地，並塑造一個穩定的葉門認同，因此內 部政治結構呈現一種不穩定的分裂，這樣的分裂也呈現在不同部族之間的競爭，
甚至是南北之間的競爭(Freeman, 2009)。而這也反映在阿拉伯之春後的葉門，各 地方的勢力在舊有政治平衡被打破下，躍上政治檯面進行角逐，故在阿拉伯之春 的初始階段，政治主軸仍舊在傳統地方分裂的範疇。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阿拉伯之春後，儘管年輕示威者曾一度展現跨越部 族和教派的團結，但在GCC 介入提出轉型計畫後，葉門內部這樣的分裂結構也 使得在重建政治秩序時，各地方勢力難以達成共識，例如 Houthi 就對新的政治 安排表現過多次不滿(Stacey, 2017)。於是，在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初，葉門內部衝 突的焦點多是在政經資源以及權力分配的問題上，而非是教派分別本身的衝突 (Stacey, 2017)。至於 Houthis 和政府方面的衝突部分，或許 Houthi 本身運動的訴 求在地方的層次上帶有教派的色彩，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衝突點或許是所謂 Sayyidis 和非 Sayyidis 之間的衝突`（Sayyidis 為過去葉門傳統王室部族成員），
這樣的衝突可追溯至1962 年的北葉門內戰，也因此葉門內部本身的衝突已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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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久的歷史，而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Philips, 2013)，因為一連串內部和外部行為 者的作用和互動，使得整場衝突朝向教派化的方向發展。如同前述提到的，菁英 階層透過教派化的論述框架，分裂一開始反政府勢力，隨後在外部行為者的支持 下，衝突發生了教派化的傾向。
綜上所述，我們可將主要的行為者界定在以下四方。在外部行為者方面，主 要有沙烏地和伊朗。在沙烏地方面，其主要透過教派化的操作，將自身定義並強 化遜尼派的認同，此外其本身內部和瓦哈比主義的結合也使伊斯蘭在其政權上具 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伊朗自1979 革命後則具備伊斯蘭神權政治的特徵，對外 也向什葉派的團體進行援助，儘管其對什葉團體的支持源自安全考量與權力平衡，
但在教派化的發展下，其成為所謂什葉勢力的領導者，至少以沙烏地為首的許多 阿拉伯國家是這樣認知的。而在葉門內部方面，主要的行為者有政府方的 Hadi 政府，另一邊則是 Houthis。政府軍一方代表的除了是舊有政治菁英的一方，也 代表了所謂非Sayyidis 的勢力。而 Houthi 方面，其源自於一支 Zaidi 什葉派的勢 力，訴求為爭取Zaydism 的文化權利，此外也代表了 Sayyidis 一脈。而在這場內 戰的衝突中，上述的認同形塑了內外行為者間的互動，並以這樣的認同形成了安 全困境的關係，而這些行為者間的互動也強化了上述的認同。此外，葉門內部不 同行為者的競爭下，也連帶牽連了外部行為者的參與，進一步形塑了這場葉門內 戰。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在這場內戰中，內外行為者如何因這樣的安全困境，
產生進一步的牽連，使內外部的因素和動力共同形塑這場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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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後的新政治安排無法達成共識。然而，Houthis 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早在阿拉 伯之春之前就已存在，並也因此發生過數次的武裝衝突12。因此，有必要檢視在 次上，葉門北部的Houthis 運動的起源是具有教派意義的(Albloshi, 2016)，Houthis 所信仰的是什葉派的Zaydism 分支13。而Zaydism 在葉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在 1962 年遭到軍官發動革命推翻前，Zaydism 即是當時什葉王朝的主要信仰，而葉 門則由受認可的伊瑪目統治。而Houthis 又為所謂 Sayydis 的部族所組成，Sayydis 為主要的王位繼承者和王室(Freeman, 2009)。然而在 1962 年的軍官革命後，葉門 的王室就遭到推翻，成立了共和政府。而作為傳統政治菁英階層的Sayydis 被迫 讓出政治權力，和其他非Sayydis 共享。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則主要是非 Sayydis12 在 2000 年代時，Houthis 就與前總統 Saleh 政府發生過數次武裝衝突，而後更使得沙烏地介 入前面兩者的衝突之中，制衡Houthis 的勢力 )2008 ،ةيناسنلأا(。
13 然而並非所有信仰 Zaydism 什葉派者皆為 Houthis 的支持者，也有其他 Zaydis 是支持中央政 府的。Zaydism 的起源可以追溯自西元 8 世紀，而現今在葉門約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