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62 年北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改革派與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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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伊斯蘭），去建立自己對外團結的論述，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埃及和沙烏 地境內皆有這兩種認同的存在，因此會形成競爭關係，除了擔憂另一方藉此認同 去威脅另一方統治的正當性和穩定性，也在外交場域上形成角力的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場北葉門的內戰中，同時具有著內部與外部的 認同安全困境。在內部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共和政府所採用的社會主義改革色 彩，並同時結合了對舊有政治菁英不滿的勢力。另一方面，保皇陣營除代表了舊 有政治菁英，並受傳統部族的大力支持。因此雙方也形成一種傳統舊勢力和社會 主義改革之間的分歧，並在角力的過程中不斷強化這樣的身分。而在外部層次上，
則是埃及與沙烏地的對抗，其也形成了泛阿拉伯陣營和泛伊斯蘭陣營的角力。然 而儘管泛阿拉伯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分別帶有社會主義和傳統保守的色彩，但 其和北葉門內部的認同仍有不同。葉門內部的認同角力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無論 是共和政府這方或保皇派，其皆有地方各自的認同色彩，例如部族的認同即是一 個重要因素，其以親緣認同為主，並與國家認同競逐。但儘管如此，葉門內部的 衝突仍舊牽動了埃及和沙烏地的介入，於是我們可見到內外部動力呈現了互相回 應和影響的關係。這種內外部動力互相影響的過程，將是本章後續討論的重點，
而以下將從內部認同安全困境的形成開始討論。
第三節 內部安全困境的形成:改革派與王室
1962 年葉門內戰中，內部認同安全困境之形成，其首先要從革命運動的形 成開始探討，並檢視針對這場革命，保皇派又採取哪些行動做反制，最後再討論 內戰中，葉門內部的傳統部族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部族的認同將對內部安全困 境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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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 年代，泛阿拉伯主義也傳至了葉門境內，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
在面對英國的殖民下，反帝國主義的埃及會是潛在的盟友，然而在另一方面，埃 及泛阿拉伯主義所帶有的改革色彩，對遵循傳統王權的葉門王室來說，卻也是潛 在的威脅，雖然當時葉門部分的改革份子是支持王儲的。而在 1955 年時，葉門 曾發生軍官政變，但後來由當時的王儲幫助下平定。而在 1956 年時，埃及、沙 烏地阿拉伯和葉門連成一線，同意一致對抗英國在區域內的控制（當時的埃及盡 可能的對英國施壓，沙烏地則是和英國針對部分地方的控制權有衝突，而葉門則 是想要控制當時英國控制的南部區域）（Dresch, 2005）。
另外在1958 年時，埃及和敘利亞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時，葉門也欲積極 加入，共同對抗英國（Dresch, 2005）。1956 年左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埃及 和葉門是相對合作的關係。當時的埃及相當支持王儲，其和埃及的 Nasser 總統 有相當密切的互動，甚至有資料指出其當時一度有可能推翻其父的政權。（Orkaby, 2017）。
葉門在1950 年代時曾歷經過一些現代化改革，其包括經濟制度上的開放，
並期望藉此解決葉門面臨的經濟問題，但葉門仍舊保持了傳統的王權政治體系，
政治制度方面依舊遵循舊的傳統。經濟狀況方面，依舊是持續的依靠外援，但政 治體制的無效率使這些外援大打折扣。而當時雖然不同教派間會有零星的爭端，
但並不明顯，也不影響葉門的統一性，此外相較 1940 年代，整體社會更加世俗 化（Dresch, 2005）。然而經濟發展的遲緩導致了不滿的聲浪，這樣的聲音剛好又 遇到了泛阿拉伯主義的聲勢擴張，民眾開始對當權者有所不滿。除了反抗英國的
「帝國主義」勢力外，也反對王室政權的「反動勢力」。而政府方面在發展政策 和治理上的失敗，累積對外債務，使情況更是雪上加霜（Dres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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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出現許多反對王權，要求進行現代化改革的份子，他們 大多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為當時葉門在與埃及交好時，送往埃及 訓練培養的軍官。這群知識分子之中，有部分認為僅有透過共和政府的建立，才 能建立現代化的葉門，而由這些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團體，也相當受到泛阿拉伯主 義思潮的影響（Orkaby, 2017）。另一方面，Shafi’i 派系部族過去長期以來和支持 王室的 Zaydi 什葉派部族關係緊張，過去王室就以行政區的劃分來將 Shafi’i 的 資源分給Zaydi（Day, 2012）。因此 Shafi’i 主張平等的社會地位、貿易自由以及 資本的安全為主張，要求改革（Stookey, 1978）。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了 1962 年的革命動能的產生，而其中對於共和政府的追求，也威脅了過去傳統王 權統治的正當性。
然而在 1962 年 9 月的革命後，推翻王室而新上任的 YAR(Yemen Arab Republic)政府，卻也遭遇了整合的挑戰。首先最大的挑戰來自於過去傳統部族，
特別是北部高地的部族。部族在葉門內部其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是葉門 內部甚至是許多阿拉伯社會中，擁有長久歷史的社會結構。由於過往社會生活型 態的關係，其依賴部族來組織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個人若是與部族脫離，將會 陷入生活的困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部族具有很強的集體性，而這樣的集體性也 使得其在組織動員上具有相當的能力和速度（Swagman, 1988）。也因為這樣的特 性，部族在葉門當代政治運動中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政治運動的發展若是 能爭取到不同部族的支持，便可以動員廣大的人力和資源。另外，部族也相當具 有自主權，較少受到中央權威的束縛，在地方上保有相當高的自主性（Day, 2012）。
而在認同層面上，部族強調的是親緣的認同（Swagman, 1988），並以榮譽作 為道德準則，也因此其和現代民族國所強調建立族群認同有所衝突，在部族強力 的親緣認同下，國家要將其整合進單一的國族認同時會遭遇這種對部族認同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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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就他們而言，更重要的是部族的自主性以及資源是否有受到保障，此外北部 高地的Zaydi 部族過去更是與王室有密切的關係（Stookey, 1978）。由此可以看出 葉門這些傳統部族本身的認同更是以自身的部族認同為主，對於泛阿拉伯的意識 形態追求，並無太大的動機，葉門北部高地的部族長期以來即在中央權力掌控的 範圍之外，相對於共和政府的建立，這些部族對於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更加有 興趣，而YAR 所強調的中央集權式的共和政府則和此目的背道而馳。同時這些 部族在價值認同上偏向保守，並在過去就已和王權建立了連結，因此較不受泛阿 拉伯主義或社會主義認同所吸引（Stookey, 1978）。
而 YAR 所面對的另外的挑戰則是其無法促成葉門內部不同派系的對話
（Stookey, 1978），其曾想透過社會主義的思潮作為整合工具，不斷地強調泛阿拉 伯主義和納瑟主義的意識形態，想藉此建立某種認同來整合葉門內部不同的派系 和團體，卻也未能成功消弭部同派系間的分歧。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構成了 al-Badr(王儲)後來能夠進行反制的基礎。其中，Zaydi 部族過去即和王室有相當深的 歷史淵源，其中王室為什葉派的王權國家，由Zaydis 的伊瑪目為國王，同時 Zaydis 的部族也在內戰中提供了許多的人力資源，是支持al-Badr 的重要勢力（Stookey, 1978）。而主要支持YAR 的埃及軍隊，由於不善長在山地作戰的緣故，因此在往 北進展的過程中，遭遇了這些部族勢力的頑強抵抗，形成僵局的局面（Orkaby, 20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北葉門1962 年內戰中所形成的內部安全困境，其 實是經過長時間的互動過程形成，同時部族的社會結構也影響了這樣安全困境的 形成。早在1950 年代時，北葉門內部已經存在著對改革的呼籲聲音。同時，泛 阿拉伯主義的思潮也進入了葉門內部，葉門本身在認同上與所謂泛阿拉伯主義思 潮維持了一種巧妙的平衡關係。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興起一方面帶來了合作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