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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都可以看到內外行為者沿著某種認同的 分歧線，形成一種內外回應的作用關係。而為了進一步探討這樣的相互回應的關 係，以內外的認同安全困境去梳理並提出了三個研究問題：在這兩場葉門內戰中 有存在何種的認同分歧？認同的內外安全困境如何的型塑了兩次的葉門內戰？
同時在兩場葉門內戰中，這樣的內外認同安全困境有怎樣發展延續和歧異?
首先在存有的認同分歧部分，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主要有四方行為者。
首先在內部的層次上，有共和政府和保皇派兩方。其中，共和政府的認同屬泛阿 拉伯社會主義，為改革勢力的集合，屬修正主義者。而保皇派方面則強調伊斯蘭 的認同，並以王權為依歸，屬於保持現狀者。在外部層次上，則可以看區域間主 要有沙烏地與埃及兩國的介入。埃及此時為世俗的共和政體，代表了當時中東地 區間的泛阿拉伯主義陣營，而沙烏地則是會強調以伊斯蘭做為區域團結的論述，
同時為王權的政體。而在2014 年所爆發的葉門內戰中，本文則檢視了以下四方 行為者。首先在內部層次上，有政府方及 Houthis。此時葉門政府為受轉型計畫 支持的舊政治菁英，同時以教派化的框架論述此次葉門內戰。另一方面，Houthis 則在地方層次的運動上帶有什葉派色彩，但進一步來說他在衝突發生時也是挾帶 了阿拉伯之春以後的改革聲勢，是為對現有建制提出挑戰的修正主義者，同時在 教派化的框架下，被視為是伊朗的什葉代理人。在外部層次上，本文檢視了沙烏 地與伊朗兩國，沙烏地與伊朗在區域間的權力競逐下，有意或無意的強化自身的 宗教認同，分別以遜尼派與什葉派的認同自居或檢視對方。
而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也都可以看到，內外部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回應關 係。在內部層次上，兩次的葉門內戰中皆形成了不同的認同安全困境(泛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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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伊斯蘭∕遜尼與什葉)，同時也進而驅使了外部國家基於他們的自身認同安 全困境(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進行介入。而在介入之後，由於內部行為者仰賴外 部行為者的支持，外部行為者也將其認同角力帶進內部的層次上，進一步限縮了 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的力量，或是像2014 年的內戰中，強化了由上而下的教 派認同衝突的建構。至於葉門自身統一認同的建構可能必須得待外部行為者退去 後，才有自行建構的可能。例如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一直要到 1967 年埃及 與沙烏地退出後，內戰雙方才重新建構了自身認同，轉變為右派的保守共和政府。
而在比較兩次的葉門內戰後可以看到，葉門內部缺乏中央權威的特性，使得 葉門易陷入分裂，形成不同認同競爭的場域。同時在外部層次上，由於中東地區 人工疆界等因素，不同強權以不同的認同進行角逐，奠定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在1962 年的葉門內戰相較於 2014 年，內部的認同更具互斥 性。泛阿拉伯共和政府與泛伊斯蘭王全相互競爭彼此的正當性，且本質上具有互 斥的性質。而在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雖然 Houthis 本身的運動在地方層次上 帶有教派色彩，但其和中央政府間的衝突若以認同層面來說，是在後續政治菁英 的操作下朝向教派化的脈絡發展，因此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建構。相較之下，1962 年的葉門內戰中的認同有較多來自地方的建構力量，因此其認同在本質上，與地 方的離異較少。但若是衝突持續延下去，衝突本身有可能加深教派認同歧異性的 建構，這樣的岐異已經可在2014 年後的衝突教派化中看見，屆時教派認同本身 所具有的意涵就會產生更深的安全威脅意義。
另一方面，在外部行為者與內部行為者認同的契合度上，1962 年外部行為 者的認同──泛阿拉伯與伊斯蘭王權與葉門內部行為者的認同較為契合，反觀 2014 年的內戰中，什葉與遜尼的衝突認同則是由上而下的建構出來，因其並非 葉門傳統政治主軸。1962 年埃及與葉門的共和政府雖在泛阿拉伯主義的不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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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上有所歧異，但在本質上還較為接近的。相較之下在 2014 年，沙烏地的大力 介入是源自其與伊朗的競逐，而介入後對葉門內部衝突教派化又有很大的影響。
然而教派衝突卻非葉門傳統政治主軸，因此在外部勢力退出後是否能維持教派認 同的存續，將端視這段期間內這樣教派衝突的認同建構是否能成功內化進當地認 同中。若是沒有，那它勢必會像在1960 年代時那樣，在外部勢力退出後，葉門 內部的行為者將會自行調整建構自身的新認同，回歸當地的本質。
綜上所述，本文可以做出以下結論。首先，可以看到葉門如同其他中東地區 國家受到人工疆界與跨國界認同的衝擊，加上內部中央權力的缺乏，使得葉門內 部呈現相當的分裂，統治者必須小心經營各方勢力的平衡才得以進行統治。也因 此，葉門所具有的分裂狀態容易提供不同認同的競爭環境，也容易成為區域行為 者競爭認同的場域。如在1962 年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中，葉門在內戰中陷入新 舊政治權力轉移的階段，使原本的就虛弱的中央權力直接再被削弱，葉門內部不 同勢力的競爭白熱化。與此同時，葉門內部也出現不同的認同相互競爭統治正當 性，而這也因前述中東地區跨國界認同的因素，吸引了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並在 葉門進行這些區域外部行為者的競逐。
第二，在一個強力的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內部的行為者很容易就會被限縮 其認同的建構能力。以文中兩次葉門內戰為例，皆可以看到在外部行為者具有較 大的權力之下，外部行為者對內部行為者的認同建構能力就有所限縮。以文中兩 次的內戰為例，在1962 年的內戰中可以看到，在埃及大力支持 YAR 的情況下，
埃及派軍介入葉門內戰，同時也輸出其自身版本的泛阿拉伯社會主義至葉門。而 這也造成了YAR 與葉門自身行為者的疏離。而在 2014 年的內戰中則可以看到，
外部行為者如沙烏地，更是以自身在外部的認同競爭來看待葉門，將其所謂教派 認同競爭的論述框架套入葉門，並加速葉門自身衝突的教派化進程，儘管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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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認同並非傳統的葉門政治主軸。
最後，本文也看到在這兩次的葉門內戰中，認同本身具有的意涵是隨著時空 變化而有所差異。以本文所檢視的這兩場葉門內戰為例，剛好可以探討葉門在現 代化國家進程上的源頭與現今兩端，認同所扮演的意涵變化。在 1962 年終的葉 門內戰，其競爭主軸為泛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同時也是共和與王權的競爭。而 在2014 年時則是從中央與地方勢力的競爭，透過教派化的過程形成遜尼與什葉 的對抗。其中有趣的是，在2014 年時，沙烏地以遜尼支持者自居，然而在 1962 年時，沙烏地卻支持身為什葉派的王室。因此可以看到，或許認同的本身會具有 相互排擠的特質，但更多時候認同所具有的排擠性或許是來自行為者如何進行建 構。透過文中的例子可以看到，在1962 年時，什葉派的認同對沙烏地而言並不 具威脅感，反而是共和政體認同所帶來的威脅感更加劇烈。這或許顯示了當今中 東地區所謂教派認同的衝突，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行為者在互動之間有意無意 建立起來的。
而上述的情況也進一步的顯示了認同在中東地區的特殊情況。可以看到中東 地區許多行為者藉由認同做為區域競逐的工具，而在這樣競爭的過程中，因為以 認同作為政策工具的緣故，很容易將本來在區域間和諧共存的不同認同異質化，
甚至形成排斥的狀態。以本文所提到兩次葉門內戰為例，在 1962 年時，什葉與 遜尼的分歧未對區域國家帶來任何安全威脅的意涵，反而是泛阿拉伯主義與共和 政體等認同對沙烏地而言具有威脅感。而什葉的認同要具有威脅的意涵必須至伊 朗伊斯蘭革命後，才開始進展。在伊朗與沙烏地競爭宗教影響力下，各自以支持 不同的教派團體作為權力競逐的工具，另一方面卻也漸漸地塑造了當今中東地區 這種遜尼與什葉互相對抗的論述框架。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今教派認同的衝突是 種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源自於教派本質上所具有的歧異。至於是否所有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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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皆是建構出來的，又或是有些認同本質上具有相當的歧異?或者認同的衝突 有那些部分是來自社會建構，那些來自其本質的差異?這些問題或許是本文未能 探討完全的，未來或許能往這些方向進一步研究。
而對於未來葉門內戰的發展，本文認為在外部行為者沙烏地與伊朗仍持續介 入的情況下，葉門內戰的雙方將會持續的僵持下去，因為他們都有足夠的勢力去 維持僵局，卻沒有一方有決定性的力量能改變現況。而在外部行為者的影響下，
葉門內戰的各方也無法建立一個和解的框架。此外，若是現行的對話框架中無法 建立內戰各方的互信，那也將難以成立一個統一的葉門政府。就算到時能夠真的 成立一個政府治理葉門，若是各方派系還是保持這種分裂的環境，無法建立有力
葉門內戰的各方也無法建立一個和解的框架。此外，若是現行的對話框架中無法 建立內戰各方的互信，那也將難以成立一個統一的葉門政府。就算到時能夠真的 成立一個政府治理葉門，若是各方派系還是保持這種分裂的環境，無法建立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