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第一節 葉門內戰爆發：阿拉伯之春之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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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4 年葉門內戰與內外部的認同安全困境
如同前章所提到的，2014 年的葉門內戰也存在著內外部的動力互相回應，
影響並形塑衝突的發展，同時這樣內外部動力的回應存在著認同的維度，沿著不 同的認同分歧進行對抗。1962 年所發生的北葉門內戰與 2014 年的葉門內戰皆與 中東地區內其他行為者的角力發生牽連的關係。然而不同於 1962 年以泛阿拉伯 主義和伊斯蘭王權的競爭，2014 年的認同角力隨後發展出教派衝突的色彩。在 中東地區，當代教派的認同衝突可追溯至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的發展(Abdo, 2017)。因此透過對於認同的探討我們能更深入地去發現各方行為者對於彼此的 認知，以及這樣的認知如何去形塑他們彼此間的安全關係。所以，以下將針對 2014 後的葉門內戰做討論，探討區域間及葉門內部不同認同的形成背景，以及 其如何形塑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的競爭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外部區域間不同認同 競爭的角力。以及最後這兩股動力如何互相回應，形塑衝突的局面，進一步了解 認同在這場葉門內戰扮演的角色為何。而最終透過本章的討論可以看到，雖然傳 統上教派認同並非葉門政治的主軸，然而在精英階層與外部行為者的介入下，逐 漸形成一種遜尼與什葉相互對抗的認同框架，而這樣認同建構若是在持續發展下 去，則可能發生內化的情形。
第一節 葉門內戰爆發：阿拉伯之春之遺緒
在針對葉門內戰中認同與內外不同角力的進行討論前，有必要先針對此次葉 門內戰的爆發做簡要的闡明，釐清事件發生的先後關係與脈絡，這將有助於我們 進一步討論葉門內戰中認同與內外部行為者角力和內外部安全困境的形成。因此 本節以下將先針對阿拉伯之春在葉門爆發以來的事件作爬梳，以便理解內戰的形 成背景，並立下認同內外安全困境的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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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h(以下稱 Saleh)總統下台，並由原先的副總統 Abdrabbuh Mansur Hadi(以下稱 Hadi)擔任新的總統(Lynch, 2016)。此時，由 GCC(Gulf Cooperation Coincil)出面主 導的政治轉型計畫也開始針對葉門後續的政治安排做協商調整，舉行全國對話集 結各方勢力進行討論，並統合葉門內部不同的地方勢力，進行新的政治談判以期 能就後續葉門政府的形成達成共識。然而，由GCC 主導的政治轉型計畫卻有著根本上的缺陷。首先是在葉門內 部長期的分裂下，各方勢力缺乏互信，進而導致了轉型計畫未能成功協調各方勢 力，特別是來自北方的胡賽武裝勢力(以下稱 Houthis)與南方的分離運動(Stacey, 2017)10。其中北方的Houthi 運動源自於 1990 年代的葉門，並曾和 Saleh 政府發 生過多次的武裝衝突(Salmoni, 2010)，在此背景下，Houthi 與 Hadi 政府未能成功 建立互信，難以達成協議，建立共存的政治秩序。再者，當時上街抗議青年的聲 音也未被採納，對這群當時上街抗議的青年而言，轉型計畫只不過是將政治權力 從一群舊菁英的手上轉至另一群的舊菁英，因此與當時訴求的全面政治改革不同，
未能消散社會對政治菁英的不滿情緒，於是轉型計畫的成功機會渺茫(Carapico, 2013)。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 GCC 所主導的轉型計畫提出了國民對話簽訂協 議，來自北方的 Houthi 卻也把握了仍舊沸騰的民怨，組織反政府的活動，並在 2014 年，把握對於補貼政策不滿所形成的民怨，圍攻首都沙那。Hadi 總統於是
10 南方的分離運動勢力(The Southern Movement/ يبونجلا كارحلا)為 2007 年以來訴求南方獨立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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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首都，雙方發展成內戰的衝突局面(Stacey, 2017)。
葉門境內的動盪也引起了區域國家間的關注，因此除了引領GCC 進行政治 轉型計畫外，在2015 年，沙烏地阿拉伯在其邊境安全方面的考量下，也宣布了 介入葉門的軍事行動，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援助葉門的政府軍一方11。另一方面，
作為叛軍的Houthis 也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支持。然而與沙烏地直接出軍介入相比，
伊朗的支持似乎較為間接，多為外交或政治上的支持，是否有實際上的軍事支持 則較為不明確並缺乏足夠的證據顯示伊朗對 Houthis 有直接的支持（Pardhan, 2017）。但可確定的是，葉門內戰的發展連帶的牽連了區域國家間的介入，並將 第三方的協調下，曾達成過短暫的停火協議(Hill, 2017)，然而在雙方互信基礎薄 弱下，停火協議也被多次打破，雙方互相指稱對方不遵守協議，至今未能真正達
11 在後續南方運動與 Hadi 政府的衝突中，可看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主要支持的是南方運動的 勢力，然本文主要探討的時間限定在2018 年前，當時南方運動與 Hadi 政府多還是結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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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面永久性的和平。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2010 年阿拉伯之春後葉門內部不同行為者的分裂 所引起的衝突，其根源可以追溯至過去的歷史，特別是 Houthi 和中央政府間自 1990 年代以來的衝突，其中 Houthis 運動的訴求是提升 Zaydism 的政治文化權 力。而 Houthi 所具有的什葉認同，更是將葉門內部問題帶入區域的層次，其是 因為中東地區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衝突和分裂越朝向教派化的模式發展 (Abdo, 2017)，沙烏地和伊朗各自以宗教認同作為在區域進行權力角逐的工具，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4 年發生的葉門內戰便有誘因吸引了沙烏地與伊朗進行介入，
其中沙烏地更是直接派軍介入支持政府軍。
然而若只是將葉門的內戰問題放在代理人戰爭的框架下檢視，便會忽略葉門 內部的行為者所具有的獨立性，以及區域間大國對其所造成的影響。Houthi 作為 反政府的運動具有長遠的歷史，其甚至可以追溯自 1962 年遭推翻的什葉王權政 府，再加上Houthis 的什葉派分支為 Zaydis 與伊朗的什葉派有很大的不同，甚至 可說葉門境內 Zaydi 什葉派與遜尼派在宗教實踐上更為接近，故 Houthi 本身的 反抗運動是相當本土的(Clausen, 2015)。也因此，有必要從葉門的內部和外部去 檢視這些不同行為者的互動關係，才能完整描繪這場自 2014 年後的衝突全貌。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認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別是教派認同的部分，因 為儘管葉門的 Houthis 和伊朗的什葉派相比，更接近所謂的遜尼派（Clausen，
2015），但仍舊似乎被沙烏地視為伊朗的什葉勢力代理人，這顯現了區域間存在 著根深蒂固的教派衝突思維或認知，再加上Houthis 的運動訴求本身也帶有政治 色彩，因此儘管葉門內部的衝突以及沙烏地和伊朗間的角力並非直接源自於教派 本身的不同和對宗教的不同詮釋，但可以肯定的是教派的認同在其中扮演了形塑 衝突的角色，並影響了雙方的論述框架，作為增進雙方影響力的工具之一。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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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必要去檢視這場衝突中，各方行為者教派認同強化的動力來源，以便更能釐 清各方衝突的動力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