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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優勢466。
從「司法保障請求權」得知，行政程序的各種實體權利（如第 14 條的財產 權）包含於該請求權中，而第 19 條第 4 項的擔保成分將是行政及司法程序分工 之下的基礎467。而在行政程序中，其內涵將藉由形式化來建構「類似司法的結 構」，在這個聽證程序中，將嚴格分配對參與者的程序權利，以遂行靈活的行政 行為可能468。
第三項 有效權利實現
從前述的國家脈落、基本權功能的需求觀察，基本權不僅著眼於具備類似司 法性質「權利保護」的最大發揮，且依照基本法第 3 條的平等原則，國家必須對 個案中的行政行為進行公平對待469。而此種程序上的公平對待，雖然亦可以ㄧ個 權利保護的異議程序為之，但在行政決定做成前的程序中進行利益衝突間的衡 量，想必可以做出更為不同的提升，尤其在計劃程序法中，程序發展出它特有的
「動態法律（Bewegungsgesetze）」470，以利權利的實現。亦即「權利保護」
在 1979 年的「核電廠判決471」後，憲法法院致力於「基本權的客觀權利面 向」及它的保護義務觀點，該觀點來自於該主管機關決定時，是否考量到當事人 的參與權利472。在這個判決的核心，存在基本權對法規範的憲法放射性，並藉著 它散發出基本權的價值，而使各種法規範形成一致的圖像。在該核心的論點有個 重大且值得注意的形式--「條件式（Wenn-Dann）」的陳述：如果立法者在某領域 有保護義務，它並提供一個程序以進行「公眾參與」，而這個參與對基本權保護 效力有實質的影響的話，則依該法規範在文義解釋的後續影響，將造成該參與規
466 Hartmut Maurer, a.a.O.(Fn.454), S. 545.
467 Herbert Bethge, a.a.O.(Fn.203), S.5.
468 Jost Pietzcker, a.a.O.(Fn.104), S. 210-211.
469 Jost Pietzcker, a.a.O.(Fn.104), S. 208.
470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38.
471 BVerfGE 53, 30 (56f.)
472 Rainer Wahl, a.a.O.(Fn.407), S.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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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必須被解釋成「主觀權利」473。
這個判決浮現了憲法法院衍生出基本權的需求，針對司法、行政程序的單一 權利結構中進行保護義務474，如在原子能法的程序規定中，在涉及「第三人參與」
的程序規範時，國家必須以基本權的高度履行這些規範，以緩和來自基本權各條 文所要求的保護義務475，並藉此「填充（ausfüllendem）」單薄的程序權利476。除 了「原子能排放管制保護法」外，「建築計畫法」等實體規定內容，均被視為在 大量程序中的典型結果477。
另外，判決也基於基本權對行政程序法設計與應用的影響，表示程序權利對 於實體權利的「服務/從屬（dienende）」特徵，得到了確認與澄清。亦即基本權 保護將藉由影響程序設計而作為權利實現的手段，而程序權利也將為了有效權利 保護而被重新建構478。自此以降，每ㄧ個實體基本權將都由憲法法院審查有無此 種程序上的權利。
第一款 給付權利
如前所述，雖然程序如須經由國家提供時，程序的建構將被視為一種國家的
「給付」，且此種對國家請求「若干事物的權利」（Rechte auf etwas），無須立即 面對國家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界限，似可進行放寬。惟並非每種程序都可列入給 付權利的範疇，否則司法權將大幅度地介入原本屬於立法者的工作，且導致基本 權的內涵產生「超載」的危險。
由於程序的範圍極為廣大，如欲建構請求給付特定程序的請求權，自應針對 不同類型、不同領域進行討論，而不應為可有可無的論理479。其中前述德國學者 Ossenbühl 所提出的「倚賴程序（verfahrensabhängige）」的基本權利，認為其內 涵屬於一種「如無此種程序，此種基本權將無從實現」下，國家如不進行建構，
473 Rainer Wahl, a.a.O.(Fn.407), S. 167-168.
474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397.
475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34.
476 Rainer Wahl, a.a.O.(Fn.407), S. 169.
477 Rainer Wahl, a.a.O.(Fn.407), S. 154-155.
478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397.
479 蕭文生，前揭文(註 93)，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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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此種基本權陷入無從落實的狀態，並由學者 Stern 將其列入集大成的程序類 型之中480，而被認為性質上涉及到「程序保留（Verfahrensvorbehalt）」的基本權481。 由於其必須藉由程序的建構始能讓基本權運作，國內即有論者以為482，不妨將其 作為一種「類型化」的標準，以其做為行政程序基本權的核心概念483。
此種「倚賴程序」的基本權利類型，其實德國早有論者將基本權與程序484， 區分成「程序倚賴（verfahrensabhängige）」、「程序影響（verfahrensbetroffene）」
及「程序建構（verfahrensgeprägte）」，而程序倚賴被提及的權利，多半以基本法 第 16a 條的「庇護權485（Asyl）」為中心。在 1981 年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中，
表示基本權（庇護權）需要「適當的組織形式及程序規定，乃是為了有效的權利 保護而言，其所導出的程序權利將必須符合基本權的適用」，此時立法者的首要 義務是建構一種「程序秩序」，而足以實現此種基本權486。這種關於庇護程序的 重要性形式，暗示著實體及程序權利的基本權保障給付內容的「並存」，此時基 本權將專心致力於各自的程序權利內容487。
在本案中，有論者以為488，在此案件中建立了「程序基本權的典型（Das Modell des Verfahrensgrundrechts）」，除了實體的庇護內容外，法院額外的要求針 對國家機關進行程序建構。在法釋義學中，可以解釋每個影響基本權的程序法 規，而建立起「訴訟權能」，另外在實體的庇護權利上，藉由程序建構以審查是 否受到政治迫害。雖然建構程序完成後，可能也同時造成非法入境者的限制，然 而對於各種其他的程序相對人而言，他仍將有益於庇護權的實現，而形成了「庇 護者的主觀權利」。故主觀程序基本權的推論，將使各種程序散發出的效力支撐
480 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501、514。
481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34.
482 陳愛娥，前揭文(註 139)，頁 263。
483 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526。
484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404.
485 縱使我國憲法並無類似規定，但可轉換成類似「外國難民」的入境，尤其在現行難民法未通 過的情況下，似有實益。
486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68.
487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397.
488 Michael Sachs, a.a.O.(Fn.303), S.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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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並實現原本屬於它的主觀權利建構489。
此時庇護請求權的實體需求，乃是依照基本法第 16a 條完整地被履行，它的 給付請求權被建構在「庇護程序法」中490，但此種單一法律的結構由於涉及到憲 法上的程序權利的外型，並非僅藉由立法者建構而成。藉由司法者設定最低要 求，將限制立法者的自由決定，亦即立法者的具體化保護的法定形式及程序，必 須受到基本權的限制與拘束。而在任何案件中，違反「重大的」程序保障時，將 如同對於基本權的侵犯491，此時涉及到基本權的國家行為，都必須從「一個事前 履行程序的請求權」中學到教訓。但是必須注意到，由於個別基本權有其個別的 特殊性，故即使是倚賴程序的基本權，也無法推導出所有的基本權都可以適用的 原則492，而必須在個別基本權中判斷之。
第二款 參與權利 第一目 參與的建立
如前所述，在個人角度面觀點下，既然憲法上的程序給付權利，是一種例外 始可主張的主觀權利，為使程序權利在行政法上足以落實，並進行權利的保護與 實現，自應改從給付權利的派生面向，亦即參與權利的觀點出發。另外以國家部 門的角度觀之，在行政的外在環境發生變化，亦即在分工日趨複雜的今日，國家 已不再是惟一的問題解決者，而必須仰賴與社會部門間共同致力於國家任務的履 行；且其掌握的資訊未必充足，亦須藉由個人的參與取得更多資訊來作出決定493。
所謂的藉由程序進行基本權保護與實現的爭論，多在憲法上涉及「基本權參 與地位」的延續，但是沒有實際上過多的討論494。雖然參與乃是使個人或其他行 政機關在程序中，無論是否有法定方式，均保有發言權，且其意見有受到重視與
489 Michael Sachs, a.a.O.(Fn.303), S. 638.
490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405.
491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69.
492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405.
493 陳春生，〈行政法上之參與及合作〉，收錄於《行政法之學理與體系(二)》，元照，2007 年 3 月，頁 68。
494 Rainer Wahl, a.a.O.(Fn.407), S.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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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之可能495，然而其多半跟隨競爭者已經擁有的程序而來，且服務於實體權 利，使得最終實體行政決定面對在任何情況下的參與權，實際上將削弱實體決定 本身，而造成行政程序及「參與權利」的重新評價及「角色變化」496。
雖然參與權本身並無權利497的結構，藉由太輕率及抽象的描述結果，及過多 的參與者憲法權利的逐漸增加，憲法法院認為單一的程序權利應該只是一個「機 會」498，然而聯邦行政法院從來自於相類似基本權的當地社區計畫高權，由於其 可能影響當地社區利益的計劃程序，而從文獻中衍生出「ㄧ個社區參與行政程序 的主觀公權利」499。亦即在「程序主觀」參加的廣泛意義上，它有一個藉由程序 引導行政立場的突出地位，藉由此種程序主觀取得擔保程序的推動及合乎法秩序
500。
因此在程序法的範圍內，開啟了個人權利的時刻，如同行政訴訟法第 44 條 a、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均是涉及程序權利的憲法權利501，而行政程序法第 28 條 第 1 項也是對於相關當事人因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參與程序，另外在行政法各論 中如稅法與社會法中，為了程序權利而進行立即的調控尤其特別明顯502。其實根 據憲法法院的解釋，如果在個案事實中，以不正確的解釋而「縮減」憲法權利建 立的參與權，形同在適用法規時侵害了基本權利，而應該被認為是違憲的503。
第二目 衝突的解決
從實體權利進入程序權利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它的領域內，迄今程序被 對待作為解決實體權利的爭議504。在實體權利的事實不明或缺乏之下，將有許多
495 陳春生，前揭文(註 493)，頁 66。
496 Jost Pietzcker, a.a.O.(Fn.104), S. 204.
497 有論者以為，將「合作（協力）」視為廣義的「參與」，而參與本身具有三種類型：實體權利 可能被侵害的防禦；單純在程序中參與(如私人提供資訊)；兼有合作（協力）性質。如屬於「合 作（協力）」者，性質上屬於「協力義務」，而並非權利。詳情請參閱：陳春生，前揭文(註 493)，
頁 67。
498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70.
499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66.
500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99.
501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70.
501 Klaus-Peter Dolde, a.a.O.(Fn.204), S.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