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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有關組織、程序與基本權保障關係學說之後續發展
第一款 使基本權有效化工具（Herbert Bethge）
Herbert Bethge 其將組織與程序當作「使基本權利有效化之方法」，再將其區 分為基本權的保護領域在「基本權主體間」的實現與完成，及在憲法及法律上如 此的組織及程序規定，影響「基本權主體直接針對國家間」的關係，分述如下267：
（1）組織與程序在基本權主體間268
雖然在「自由主義國家（staatsfreies）」的思維中，組織及程序涉及到法主體 間的基本權，僅能作為一方的保護，而不能作為其實現面向。然而在今日的給付 國家中，為了確立基本權自由的有效實現及保護，組織法與程序法將作為一種「事 實上條件」，在權利主體間「互相依賴」的關係中，讓主體間的基本權足以實現，
如對於結社自由基本權的落實，需要根據一個複雜的程序予以規範（如人民團體 法），此種法規必須要有積極結社自由的各方面首次運用的空間；另外在「勞動 團結自由」中，要求立法者建立一個「團體協約制度」，以藉由基本權保護與實 現現代社會中「社會夥伴的自由行動」。在以上種種情形下，由於涉及到藉由組 織與程序規範，使基本權主體間存在憲法上的自由，其必須交由立法者為之。在 基本權的法釋義學上，故此被認為屬於涉及「基本權社會面向」或「制度性保障」。
（2）組織與程序在基本權主體與國家（行政或司法程序）之間的作用269 由於基本權本質上即是對抗國家性，在實體基本權中賦予程序權利，將使其 活化與實現，而可在國家決定程序中進行程序參與。首先關於司法程序上，從基 本法（下同）第 19 條第 4 項及第 103 條第 1 項中，均可從個別的實體基本權中 明顯的可以導出向司法救濟的權利保護，其為典型程序基本權的回顧，但不意味 著在一個實質上更複雜的關係領域中，可能存在著其他重要的組成部分（程序）。
法的影響；(2)基於保護基本權的考量所發展出來的程序要求；(3)透過組織及程序直接實現及確 保基本權利。惟有論者批評其看法與其說是「分類」，不如說是基本權對於程序的三種「影響」，
故割愛之。請參閱：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498-500、513；劉憲英，同前註，頁 33-36。
267 Herbert Bethge, a.a.O.(Fn.203), S.2-3.
268 ebenda, S.3.
269 ebenda, S.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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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 16 條第 2 項第 2 句的庇護權可以得知，其雖然作為一個實體基本權，
惟需要一個包圍在決定過程中的程序形式，以避免掉入空泛的實體決定中。人們 已經提及庇護基本權在文字上的真正意義是「行政基本權（verwaltetes
Grundrecht）」，且得出此種實體基本權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將承認程序作為庇護權 的實現，而必須給予實際上的許可程序。
另外在其他的實體基本權，如在「漢堡水壩案（Hamburgischen
Deichordnungsgesetzes, DOG）」」中，法院認定後，藉由第 14 條第 1 項的財產權，
可導出向法院提起救濟機會的權利保護機會，並之後已經擴張到其他的實體自由 權，如職業自由、生命身體權等。而在涉及到核電廠的許可程序中，由於法律規 定的主要任務在於保障當地居民的生命權及身體健康權，避免他們發生核能風 險，故在進行涉及基本權決定的許可程序時，應給予當地居民「程序參與權」， 以便其普遍作為參與國家程序中的決定發展，而使其擁有「權利發聲的可能性」。
第二款 有效權利保護（Fritz Ossenbühl）
Fritz Ossenbühl 認為270將「基本權利對於組織與程序」的關係，分為：
（1）依賴程序的基本權利：此種基本權乃是如個人欠缺程序，將完全無法 行使，而使實體基本權根本性地不存在，常見地如「庇護權」及「良心服兵役權」， 如欠缺認定程序或審核程序，根本就無法主張。
（2）與程序相關的基本權利：此種基本權雖非以提供某種程序為前提要件，
但如具備該程序，其權利將更有實現的可能，而使其具有程序關聯性。
（3）經程序所建構的基本權利：對於整體基本權所保障的生活領域中涉及 多數人時，如欠缺程序將無從行使與確保，如廣電自由的保護及實現，需要一定 程度的組織與程序規範始得落實。
（4）程序基本權：其乃指基本法第 101 條之法定法官、第 103 條之法律上 聽審（rechtliches Gehör）、第 104 條之人身自由的法官保留與正當法律程序、第
270 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5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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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條第 4 項的權利救濟途徑。此種基本權的重心，乃在於「強化」實體基本權，
使其能夠獲得有效權利保護。
第三款 廣義給付權（Robert Alexy）
Robert Alexy 以為，「組織及程序」的形式及內容在基本權領域中是具有「多 樣性」的，並藉由成為一種獨立的觀察主題，在基本權的結構框架下是有益且正 當的。在此面向上根據劃分出來的四個「群組（Gruppen）」，來導引出相關權利 的主軸是適合的271：
（1）私法上權限（privatrechtliche Kompetenzen）
乃指請求國家提供人民處理私法事務及設立、變更或消滅私法上權利地位的 規範，其僅是在建立界分基本權領域之可能性，亦為一種創設權利的程序。且因 不少基本權利以特定私法制度存在為前提，故應存有主觀上可請求特定保障基本 權所必要之規範存在272。
（2）法院及行政機關之程序（狹義之程序）（Recht auf Verfahren im engeren Sinne）273
針對司法及行政程序的權利，是必須進行有效權利保護的權利，其條件是：
進行程序的結果將保護「每個被影響的」實體基本權，聯邦憲法法院描述了程序 權利的任務如下：「程序權利除了要求合法性外，也可表現出在進行程序的觀點 上是較正確的，並可在此程序的框架中得出正確及公平的決定」，故在程序的領 域中建構了兩種不同的「關係模型（Modelle des Verhältnisses）」：（A）結果的準 確性完全僅取決於程序，若程序正確，結果即屬正確，亦即若在程序獨立性的前 提下，結果的正確性根本就是不存在的；（B）結果的正確性來自於程序以外的 獨立基準，此時程序是一個儘可能地滿足該標準、填補這個標準剩餘空間的工具。
如果我們限制在「程序及基本權之間的關係」這個議題上，可以得出基本權
271 Robert Alexy, a.a.O.(Fn.79), S.440.
272 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505-506。
273 Robert Alexy, a.a.O.(Fn.79), S.4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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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只是第二個模型。如果在卡爾卡判決中的行政程序已經是合適的，可以導 出正確且安全相關的行政決定，然而即使這個許可程序被設計成適合基本權的履 行，該程序也不能擔保基本權的正確結果。因為該程序除了沒有擔保全體參與的 共識外，且根據程序的履行，無從確保形成基本權的「正確（richtige）」結果，
亦即其他居民在行政決定結束後，仍可能遭到基本權干預的錯誤決定。因此程序 雖然可作為基本權的保護方法，但是明顯地僅是增加符合於基本權結果的「蓋然 性」，而絕對無法否認仍可進行實質司法審查的理由。
（3）狹義的組織權（Organisation im engeren Sinne）274
此處的組織限於具有特定目的之多數人，可在其內進行共同合作以實現特定 基本權者。如在「廣播電視判決」中，認為從此種基本權保障所得出組織上之特 定要求，縱廣播自由中雖蘊含著公共利益的保護與實現，惟並不足以否定個人作 為公共利益的集合體之一，而可享有請求設定合於基本權實現的組織規範之主觀 權利。
（4）國家的意思形成（staatliche Willensbildung）275
此權利的建構乃是針對單一的立法程序，請求形成許可參與國家意思，主要 以基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句276的選舉法制定，必須給予合乎選舉權實現的權 利，其似乎屬於「積極身分」的給付請求權，惟此種規範給付的存在，能夠給予 個人行使「主動身分」的選舉權限。
若比較「請求立法者制定選舉法律規範的權利」及「行使選舉權本身的權 利」，前者要求制訂出一個合乎基本權的選舉法律規範的權利，其立於立法者的 對立面，而對於立法者的權限設定「限制」；後者則因擁有選舉的權利成為立法 權限的擁有者，如同以「間接方式」參與立法的建構。藉由此種「雙重觀察角度」
適用於所有參與國家意思形成程序的基本權，包含了言論自由、集會遊行自由、
274 李建良，前揭文(註 98)，頁 508。
275 Robert Alexy, a.a.O.(Fn.79), S.453-454.
276 基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句：德意志聯邦議會（Bundestag）議員依普通、直接、自由、平 等及秘密選舉法選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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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自由等。
前述的雙重觀察角度表明了，基本權雖然可以保護民主程序，對民主程序的 信任的確也帶來了國家意志謹慎的表達，然而這個信任並非是毫無限制的。信任 的存在並不只是內部的正當性連結而已，它也可能存在一個在基本權與民主原則 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四款 客觀基本權內涵（Klaus Stern）
Klaus Stern 認為將「基本權利對於組織與程序」的關係，分類成五種類型，
雖然類型間有相互涵蓋的可能，但仍可作為區分的參考對象277：
（1）基本權利依賴特定組織與程序：某些實體權利，如訴訟權、拒絕服兵 役權，如無程序建構，此種實體權利根本無從獲得實現與確保，亦即此種程序為 實體基本權有效存在的前提。故個人此時有主觀上的請求權，得請求國家制定必 要的組織與程序法，來使實體權利得以實現。
（2）基本權利對於程序法發生影響作用：此要求立法者在制定相關組織及 程序法規時，必須以合乎基本權的方式予以制定；且對於現行的組織及程序法 規，基於基本權作為最高法規範的「客觀價值秩序」，拘束所有的下位階法令，
故個人得以請求行政及司法機關，在適用及解釋相關法令時，必須以符合基本權 的精神予以解釋。如在核電廠的核發程序中，即應做出保障生命權的解釋、在集 會遊行法的適用上，也應做出足以實現意見表達權利的解釋。
（3）組織及程序作為實現基本權利的工具：在多數人共同合作始得以完成
（3）組織及程序作為實現基本權利的工具：在多數人共同合作始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