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staatliche Willensbildung）」121。由於國家無從自行表達意見，而必須透過 自然人，故公民參加國家統治權的行使、意思內容的形成，而使人民的意志可以 傳送到國家行為中，亦即「為了國家而作給付（Leistungen für den Staat）」，此種 權利即為今日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被選舉權、服公職權等122。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125」與「授權法（Ermächtigungsgesetz）126」相繼 命令」與「授權法」〉，《法學講座》，第 29 期，2004 年 9 月，頁 144-145；William L. Shirer 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興亡史(卷一)》，初版，左岸文化，2011 年 8 月，頁 301-303。
126 1933 年 3 月 24 日帝國議會通過「授權法」後，帝國議會將原來本身的權限，如立法權、預 算權、締約權、修憲權，全部授權給帝國政府，只要內容不涉及帝國議會組織，縱與威瑪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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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選總統屬於「憲法守護者（Hutter der Verfassung）」，而使其擁有「主動解散國會權」、「緊 急處分權」等對於國會立法的「替代性機制」；且在行政部門內部，藉由「任命內閣」及「副署 權」，將政治責任形式上轉嫁到內閣總理身上，使得總統「有權無責」。雖然導致了八次的解散 國會、二十次內閣改組的不穩定性，然還能勉為其難地維持民主政體的運作。詳情可參閱：蔡 宗珍，前揭文(註 181)，頁 614-622；詹鎮榮，〈半總統制下政府雙重信任基礎之維繫與難題--以 威瑪經驗為借鏡〉，《月旦法學雜誌》，第 108 期，2004 年 5 月，頁 41-48。頁 608-610、622-627；王韻茹，前揭書(註 181)，頁 208-209、242-244、439；William L. Shirer 著，董樂山等譯，前揭書(註 125)，頁 96-133(尤其頁 106-109)、215-231、251-254、264-273、
283-291(尤其頁 283-286)、334-337。
129 相關論述請參閱：李震山，〈人性尊嚴之憲法意義〉，收錄於《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二 版，元照，2001 年 11 月，頁 1-24。
130 Dieter Grimm, a.a.O.(Fn.48), S.867.
131 Jörn Ips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8. Aufl., 2005, Rn. 63.
132 德國基本法第 79 條第 3 項：本基本法之修正案凡影響聯邦之體制、各邦共同參與立法或第 1 條與第 20 條之基本原則(基本權)者，不得成立。
133 Christian Starck 著，許宗力譯，〈基本權的解釋與影響作用〉，收錄於《法學、憲法法院審 判權與基本權利》，元照，2006 年 7 月，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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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Zur Lag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nach 40 Jahren Grundgesetz, 1990, S. 42. 不同。請參閱：許育典，前揭文(註 106)，頁 395-396；吳庚，〈基本權的三重性質〉，收錄於《司 法院大法官釋憲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司法院，1998 年 9 月，頁 15-16。
140 Christoph Degenhart 著，陳慈陽譯，〈聯邦憲法法院的功能與地位〉，《月旦法學雜誌》，
第 98 期，2003 年 7 月，頁 69-71。
141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a.a.O.(Fn.135), S. 48.
142 國內主要文獻，可參考：法治斌、董保城，前揭書(註 84)，頁 133-147；吳庚，前揭書(註 25)，頁 1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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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觀公權利的特徵，亦即個人被賦予可對國家請求「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
而此種文義上的外型與結構，顯示出「權利主體」、「權利相對人」、「權利標的」
的內容，儘管三者有所不同，然而組合後可作為主觀公權利之性質，又被稱為基 本權的三重結構（dreigliedrige Struktur）143。
而今日的防禦權功能，除了原始意義上可以直接根據基本權，請求國家停止 侵害的請求權外，並輔助「結果除去請求權」與「不作為請求權」，使得防禦權 性質得以完全展開144，因此成為國家行為的界線，也是傳統國家與社會界分的準 則145。
（2）給付請求權
基本權不僅是對抗國家的防禦權，由於自由權的行使可能依賴某些實體物質 條件及社會勞務需求，而這些條件大多只能藉由國家或至少是國家協助始得取 得，始能使基本權得以實現。此時的給付面向即連結了基本權在「社會國原則」
中的爭執，該給付面向雖然已經取代根基於在該原則下的「國家確定目標」而顯 得相對具體，然而比較純粹消極的、防禦權利面向後，發現更複雜的積極給付請 求權涉及國會預算146。此時涉及到重新分配「社會調整（sozialer Ausgleich）」事 項，並無法藉由司法部門的憲法解釋而達成、基本權內容過於抽象而不明確，且 國家財政有限等爭議，而是應回歸到「功能法147」中，將此權限交由政治部門來 決定148。
143 Jörn Ipsen, a.a.O.(Fn.131), Rn. 45-47.
144 Eberhard Schmidt-Assmann 著，陳英鈐譯，〈法治國與民主的憲法決定〉，收錄於《行政法總 論作為秩序理念--行政法體系建構的基礎與任務》，元照，2009 年 10 月，頁 74。
145 許育典，前揭文(註 106)，頁 394。
146 Graf von Kielmansegg, Grundfälle zu den allgemeinen Grundrechtslehren, JuS 2009, S. 218.
147 關於功能法的論述，請參閱：Fritz Ossenbühl 著，吳信華譯，〈聯邦憲法法院與立法〉，收 錄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下)》，聯經，2010 年 10 月，頁 37-55；陳愛娥，
〈大法官憲法解釋權之界限--由功能法的觀點出發〉，《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3 期，1998 年 12 月，頁 170-211。
148 Graf von Kielmansegg, a.a.O.(Fn.146), S. 216. ; Christian Starck 著，許宗力譯，前揭文(註 133)，頁 323-324；詹鎮榮，〈社會國原則--責任主體、類型及界線〉，《月旦法學教室》，第 42 期，2006 年 4 月，頁 51-53；關於正反論述，詳細情形可參閱：張桐銳，〈論憲法上之最低 生存保障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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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給付請求權自無法如同防禦權般受到相等程度的保障149，其內容需限 於「可能且適當之範圍內」150，在該基本權有確保必要性、請求標的可得確定151、 必要財政手段已經確保的情況下152，始可例外無須法律而直接從憲法中導出最低 限度的給付請求權，以維持一個「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存條件」的存在153。然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近年來在「赫茲法案 IV154」判決中，區分了「最低物質保障」
與「最低生理需求」，前者立法者仍可依照社會發展狀況而享有較大形成空間，
但後者必須以透明合理的立法程序，採用可信的調查方式與數據，並分別滿足各 種階層者的實質上最低需求，將人民的「直接給付請求權」轉換成「請求立法者 說理的權利」，巧妙迴避了具體標準設定的難題，並形同以「程序取代實質」的 方式，來實現基本權155。
（3）分享權
由於給付請求權仍屬於「積極（positiver）」的基本權，然因受到前述拘束而 成為例外情形，然而從給付請求權中，又可分為「原始給付請求權」與「衍生
（derivatives）給付請求權」，前者即屬上述的請求國家提供一定的給付，後者則 是人民得請求針對某事務平等分享現有的請求權156。
其建構基礎乃是自由權結合來自於基本法第 3 條第 1 項，因為平等原則經常 與其他相關基本權結合而進行平等的參與請求，而建構了一個請求權基礎157，可 以參與國家已經建構而存在的，有關平等促進及履行的制度或系統，尤其是要求
149 Christian Starck 著，李建良譯，〈憲法解釋〉，收錄於《法學、憲法法院審判權與基本權利》，
元照，2006 年 7 月，頁 266。
150 Wolfgang Martens,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VVDStRL 30/1971, S. 30-31. 轉引自：陳愛 娥，前揭文(註 139)，頁 245。
151 陳愛娥，〈自由--平等--社會國原則與法治國原則的交互作用〉，《台大法學論叢》，第 26 卷第 2 期，1997 年 1 月，頁 135。
152 Eberhard Schmidt-Assmann 著，陳英鈐譯，前揭文(註 144)，頁 77。
153 Graf von Kielmansegg, a.a.O.(Fn.146), S. 218. ; 詹鎮榮，〈社會國原則—起源、內涵及規範效 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41 期，2006 年 3 月，頁 35；張桐銳，前揭文(註 148)，頁 137-141。
154 BVerfGE 125, 175
155 孫迺翊，〈社會給付權利之憲法保障與社會政策之形成空間〉，《台大法學論叢》，第 41 卷第 2 期，2012 年 6 月，頁 489-491。惟該判決乃是將重心置於「立法程序」，並非本文所關注的行政 程序重心，故僅簡要提及之。
156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361.
157 Graf von Kielmansegg, a.a.O.(Fn.146), S.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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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均等」158及「平等資格參與」的權利。聯邦憲法法院也於「名額限定判決
159」中，確認了個人對國家具有給付分享權160，而使得個別基本權也具有此種分 享權的作用161。
第三款 客觀功能
基本權利不僅是防禦國家干預、對國家請求給付及參與現有制度運作的主觀 權利而已162，基本權的法釋義學並未只考量穩固的典型防禦權，而是繼續發展到 客觀面向。雖有論者批評，此種過於迫切的發展，導致此部分附加的（zusätzlichen）
基本權內容在許多方面是模糊不清，而遺失在這個領域中163，然而因多數論者164 均承認有此面向的存在，並均引用德國論述肯認其內容包含「基本權第三人/擴 散/放射效力」、「國家保護義務」、「組織與程序保障」、「制度性保障」等，故分 述如下：
（1）客觀價值秩序
如前所述，涉及「價值秩序」的劃時代165判決為 1958 年的 Lüth 案，聯邦憲 法法院在眾多基本權規定中，藉由抽象化之方法化約出「客觀價值秩序」166，此 種價值秩序對「所有法律領域均有規範效力」，亦即基本權不再受到基本法無條 件的保障167，其藉由價值秩序作為沒有明示界線之基本權的「內在界線」，亦可
158 Wolfram Cremer, a.a.O.(Fn.86), S. 361.
159 BVerfGE 33, 303 (330ff.)
160 陳愛娥，前揭文(註 151)，頁 133-134。
161 陳英鈐，〈「自由法治國」與「社會法治國」的制度選擇〉，《本土法學雜誌》，第 4 期，1999 年 10 月，頁 88。
162 Christian Starck 著，許宗力譯，前揭文(註 133)，頁 320。
163 Graf von Kielmansegg, a.a.O.(Fn.146), S. 216.
164 吳庚，前揭書(註 25)，頁 118-124；法治斌、董保城，前揭書(註 84)，頁 139-146；李惠宗，
前揭書(註 84)，頁 94-102；許育典，前揭書(註 84)，頁 115-123；近期對內容反省者，如張嘉尹，
〈違憲審查中之基本權客觀功能〉，《月旦法學雜誌》，第 185 期，2010 年 10 月，頁 21-37；
李建良，前揭文(註 19)，頁 44-50。
165 其實此概念早於 1952、1956 年有關「違憲政黨禁止」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中即已出現，並藉 此建立了「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與「防衛性民主」，然當時判決中的價值秩序，其實只是說明一 個「整體」的憲法秩序，並未特別提及基本權。可參閱：張嘉尹，〈論「價值秩序」作為憲法學 的基本概念〉，《台大法學論叢》，第 30 卷第 5 期，2001 年 9 月，頁 10。
166 Christian Starck 著，許宗力譯，前揭文(註 133)，頁 326。
167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a.a.O.(Fn.46), S.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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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釋義學上將抽象內容的基本權進一步「具體化」168。雖然其內涵不像「防禦權」
之內容如此明確，惟其功能確實「強化（verstärkten）」了基本權的效力169，而成 為一般人格發展自由權與人性尊嚴的關注焦點，自應以憲法上的「基本決定」稱 之170。
然如前所述，既然每個基本權內容均包含主客觀的雙重面向，然因其價值容 易與「防衛性民主」等概念發生誤解，亦有將「基本權整體」或「個別基本權」
作為價值秩序，以作為導出「客觀法功能」基礎之混亂171，故聯邦憲法法院在 1979 年的「參與決定判決172」中以「客觀原則（objektiven Prinzipen）」逐步地取 代「價值關聯性（Wertebezug）」，希望在不放棄基本權價值的概念下，將可能「反 對的異議」納入其中173。
（2）國家保護義務
既然近代國家擁有「權力獨占」的地位，它的中心功能及合法性來自於「安 全」的擔保提供，自應負責人民的自由與安全任務，面對基本權被侵害的急迫性 危險174，無論加害者是來自第三人或自然風險175，故聯邦憲法法院於「生活照料
既然近代國家擁有「權力獨占」的地位，它的中心功能及合法性來自於「安 全」的擔保提供，自應負責人民的自由與安全任務，面對基本權被侵害的急迫性 危險174，無論加害者是來自第三人或自然風險175，故聯邦憲法法院於「生活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