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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措施71，並因外交上邦交國的減少，國家希望藉由外資的引入來提升政治安 全感，故逐步轉向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72。雖然政治開放後產生的國會全面選 舉，導致以福利政策的推行以爭取選票成為各政黨主流意見73，政府除制定了「全 民健康保險法」外，90 年代初期甚至出現敬老津貼一國三制的窘境74，而某程度 的進入給付的福利國家外，然而整體上還是以「自由化」思維充斥整個社會脈動
75，尤其是社會運動的抗爭也隨即大量增加，其中發生最早、分布最廣、最引起 注目的，莫過於環保運動76。然因此時的環評審查結論未被認定為行政處分，導 致環保案件無法進入爭訟，遲至 2003 年 4 月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裁字第 519 號裁 定認定環評決定屬於行政處分，於 2008 年 1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117 號判決將環評決定撤銷後，開啟了大量涉及環評程序的行政訴訟。其不只 代表環保團體願意將社會運動的對抗模式，走向以訴訟方式要求「依法行政」外
77，整個社會對於程序的要求不斷地升高，並擴張到其他領域如土地徵收案（最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判字第 953 號判決）、都市更新案（大法官解釋第 709 號）等。
顯見「程序」的要求是目前這個社會注重的議題，那學理上是否足以承認我國憲 法上具有程序基本權的概念呢？
第二項 程序基本權在憲法上的概念
第一款 程序的概念
德文字中不論是「prozeß」或「verfahren」都有程序的意涵，本身均是由各 種「行動（Handlungen）」、「互動（Interaktionen）」及它自身所擁有的所構成，
而成為發展出它特有的「活動法律（Bewegungsgesetze）」，亦即實體決定並非在
71 王泰升，前揭書(註 111)，頁 183；李建良，前揭文(註 24)，頁 52。
72 Ezra Feivel Vogel（傅高義）著，賈士蘅譯，前揭書(註 62)，頁 46。
73 王泰升，前揭書(註 111)，頁 191。
74 蕭文生，〈福利國家與財政行政法〉，收錄於《全球化/福利國家/特別權力關係/公私協力》，
元照，2012 年 12 月，頁 61。
75 李建良，前揭文(註 24)，頁 52。
76 張英磊，〈比較法視角下我國環評司法審查之發展：一個回應我國民主轉型脈絡之詮釋〉，
《台大法學論叢》，第 40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995。
77 張英磊，同前註，頁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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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過程中都是可預見的，它的成分及建構無從以「先驗的(a priori)」方式予以 固定，而是「依賴於(abhängen von)」追趕的目標78。
程序對於最終實體結果的產生不只是必須以積極的方式為之79，也形成了合 法性的要求，並要求進一步在此程序框架下做出正確及公平的決定80。故程序控 制形同一種實體的內容控制，且此種控制未必成為影響實體決定的「線性因素
（linear-kausal）」，而是在各個步驟中複雜地進行交互影響。而在交互影響過程 中，此種確定的程序規定，屬於廣泛意義下的「相關基本權利」，甚至對基本權 進行「保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須「提前(vor)」對其進行分析及評估81。
然而程序並無法由人民自行主張，而是必須來自於國家的給付--「藉由程序 來建構ㄧ個最大量的基本權保障」82，藉由程序權利的形式來保護個人的自由、
確認具體表達機會作為權利，並在與國家交流的過程中作為「權利主體」83。惟 觀察憲法上「基本權利」一章，多以「實體基本權」作為規範內容，然其中是否 存有涉及「程序」的基本權，若有，其是否與「訴訟權」相關或重疊？其內涵又 為何？分述如下：
第二款 程序基本權之憲法釋義學操作
我國論者多半認為84，由於憲法第 16 條的「訴訟權」乃是人民於權利遭受 侵害時，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其性質上應屬「確保」
實體上基本權為目的之「程序上基本權」，且不但具有客觀法規範功能，其本身 也是「程序的主觀基本權」，如國家對訴訟權侵害，不只是要求國家消極不予侵
78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Der Verfahrensgedanke i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 in: W. Hoffmann-Riem/E. Schmidt-Aßmann/A. Voßkuhle (Hrsg.), 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I, 2008, § 27 Rn. 38.
79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2.Aufl., 1994, S.431.
80 ebenda, S.444.
81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38.
82 Eberhard Schmidt-Aßmann, a.a.O.(Fn.78), § 27 Rn. 37.
83 Johannes Masing, Der Rechtsstatus des Einzelnen im Verwaltungsrecht, in: 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ßmann/Andreas Voßkuhle (Hg.), Grundzüge des Verwaltungsrechts, Bd. I, 2006, Rn. 53.
84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五版，元照，2012 年 9 月，頁 284；李惠宗，《憲法要義》，
六版，元照，2012 年 9 月，頁 309；許育典，《憲法》，二版，元照，2008 年 2 月，頁 104、282；
吳庚，前揭文(註 25)，頁 286；許宗力，〈基本權程序保障功能的最新發展〉，收錄於《法與國 家權力(二)》，元照，2007 年 1 月，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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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更積極要求國家建立保障實體權利的訴訟制度，如包含由符合憲法意旨所成 立的法院，且依法定程序為公平審判，以使受侵害的權利都能有效獲得救濟85。 質言之，其內涵屬於進入「司法」程序後的程序權利，如欠缺該程序，就無從藉 此保障被侵害的實體權，即已侵害個人的程序權利，而肯認「訴訟權」本身屬於 程序基本權性質。
由於訴訟權本身即來自於基本權的程序權利關係，在憲法上特別表示出已制 定粗略的訴訟程序的基本權或相類似的基本權86，那麼同樣具有程序性質內容的 行政程序，是否被已內含訴訟權之「程序基本權」所包含，可否藉由解釋而取得
「行政程序基本權」的內容，而在我國憲法上取得容身空間。此時有論者以為87：
「基於實體基本權的對稱即屬於程序基本權，亦即除了憲法第 16 條之外的其他 權利都可屬之。因為程序權利有助於實體權利的實現，否則將無從擔保基本權主 體取得直接有效的救濟途徑」、「雖然憲法第 16 條為程序基本權的「基礎規定」，
但並非以此為限，仍有延伸至其他程序保障的空間」，質言之，憲法第 16 條僅是 程序基本權的「主要」規定，至於其他的基本權並不排除仍有在行政程序中建構 出程序基本權的可能，然此部份學界並未形成穩定性的共識88，分述如下：
第一目 類推適用憲法第 8 條或第 16 條
有論者以為89：「從憲法第 8 條中的正當程序保障，乃是憲法之基本價值，
85 李惠宗，〈從基本權功能論司法獨立與訴訟平等權〉，《東海法學研究》，第 9 期，1995 年 9 月，頁 134-135。較近文獻亦同，如李惠宗，〈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中的「訴訟權」〉，《台灣法 學雜誌》，第 215 期，2013 年 1 月 1 日，頁 179-180。
86 Wolfram Cremer, Freiheitsgrundrechte, 1.Aufl., 2004, S. 405.
87 吳庚，前揭書(註 25)，頁 109、286。
88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許玉秀大法官，其在釋字第 574 號部分協同意見書中，首次將正當法律程 序的起源追溯回到英國的「大憲章」，當時拘束貴族人身自由必須依循「法定程序」，並也藉此發 展出了「法治國原則」。其肯認正當法律程序的體系與法治國原則的內涵相似，並應以「正當法 律程序」的觀點，重新建構「法治國原則」，可以避免涉入價值選擇的抽象爭執。更由於其所建 構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審查類型，包含了權力分立與基本權，並強調「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的功能，足以創設出「程序基本權」。由於其理論架構似乎跳脫出憲法釋義學的架構，而顯示出 從「大憲章」到「正當法律程序」再到「程序基本權」的思考路徑，故暫時不置於內文體系中。
然其所提出保障程序主體地位的「主觀參與可能」、「客觀參與可能」內涵，依然值得參照。詳情 請參閱：許玉秀，《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軍法專刊社，2011 年 10 月，頁 37-66、68-73、159。
尤其是頁 58、69。
89 湯德宗，〈憲法上的正當程序保障〉，收錄於《行政程序法論》，二版，元照，20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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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依個案情形類推適用於憲法中的其他權利」，且因人身自由為根本上的基本 權利，基於「舉重以明輕」之法理，自可類推到其他相關的基本權利上。
另有論者以為90，由於憲法第 8 條已經具有人身自由中的「正當法律程序」
內容，而憲法第 16 條中91的「訴願權」雖然規範行政處分做成後的爭訟程序，
然體系上仍是在行政權內部提起，如對訴願權做目的性解釋：「容忍其放寬提起 訴願客體，且不限於事後的爭訟程序，而擴及到事前的行政程序，使其具有參與 的功能，使訴願權能夠做為行政權行使受到正當法律程序規範的基礎」，故應可 藉由「憲法整體解釋的精神，推導出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的內容92」。
第二目 各個基本權之遂行皆有賴程序保障
在此脈絡下，仍有部分論者的說法未盡詳明，如有論者以為93：「憲法上的 程序基本權可分為『訴訟權』、『人身自由保障』、『選舉權行使的原則』，其中『選 舉權行使的原則』，乃是從人民與國家的「主動身分」推導而出，如無特定國家 提供特定程序辦理選舉事務，選舉權根本無從實現，故人民基於參政權的保障，
自可有權要求國家設立特定程序以進行選舉」；有論者以為94：「憲法上基本價值 在（稅法）調查程序中自有其作用，而所謂程序基本權，如憲法第 8、9、16、
24 條，為了確保實體基本權，必須附加上程序法上之意義」，並表示95：「故在行 政程序的『稅捐稽徵程序』中，必須納入程序基本權的觀點進行個別的程序認定，
使稅捐稽徵程序較行政程序法上之程序更為嚴格」。然而回歸「個別基本權可導 出」之此一脈絡下，
頁 198。
90 葉俊榮，前揭書(註 63)，頁 54-55。
91 其中的「請願權」為個人針對國家表示欲進行某種事項的權利，未必以權利受到侵害為要；
而「訴訟權」本身即為事後的「權利救濟制度」。前者與正當法律程序並無關聯，後者雖有關聯，
然與事前的行政程序並無關係。詳情請參閱：葉俊榮，前揭書(註 63)，頁 55。
92 葉俊榮，前揭書(註 63)，頁 56-58。
93 蕭文生，〈自程序與組織觀點論基本權利之保障〉，《憲政時代》，第 25 卷第 3 期，2000 年 1 月，頁 38-39。
94 葛克昌，〈人性尊嚴、人格發展—賦稅人權之底線〉，《月旦法學雜誌》，第 206 期，2012 年 7 月，頁 17。
95 葛克昌，〈納稅人之程序基本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72 期，2001 年 5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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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以為96，按釋字第 488 號解釋，基本權將同時拘束法律規定的實體與 程序內容，可知已經承認可直接從實體基本權（財產權）本身即可導出程序要求，
此處必須再區分為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積極面向中「並非每一個基本權都具有
此處必須再區分為積極面向與消極面向：積極面向中「並非每一個基本權都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