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中葉的唐代藩鎮與兵變型態

5 例如毛漢光就抱持著這樣的說法，見該氏著〈魏博二百年史論〉，收錄於《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416-417。

6 分見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牙軍に關する一考察─部曲との關聯において〉，《東洋文化研 究所紀要》，第2冊(東京，1951.9)，頁3-72；堀敏一，〈藩鎮親衛軍の権力構造─唐から五代へ─〉，

收錄在《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済》，頁76-83。

7 堀敏一，〈唐末諸反乱の性格〉，一樣收入在《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经済》，頁309-310。

一般認為，發生於7世紀中葉的安史之亂(755-763)，是造成往後三百年 戰亂不止的關鍵事件。然而造成此次大亂的藩鎮軍隊，卻早在於8世紀中葉 的安史之亂前就已存在。唐朝立國之初，其國家權力的基礎是來自於農戰合 一的軍事體制。但因為後來內外社會經濟的變化，唐室逐漸放棄了原具徵兵 性質的府兵制度，改由允許邊防上的藩帥招募「官建」來構築對外的防線。

由於這些藩帥在他們的轄區內被授予極大的軍事與民政的權力，因此他們能 夠輕易地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擴充軍備，於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純粹以 執戈為業的職業兵團。最初，這些職業兵團只存在邊境的十個軍鎮之中，而 且大多被藩帥以私人恩惠方式供養著，如安祿山就曾「養同羅及降奚、契丹 曳落河八千餘人爲假子，及家童敎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 感恩竭誠，一以當百。」⁸因此他們多只聽從藩帥的指揮，彷若為其私人的軍 隊。此外，由於他們多由軍鎮轄區內的當地人所組成，故打自一開始這些兵 團就帶著某種程度的地方性格，故在當時地緣情勢的影響下，逐漸分成東北 與西北兩大軍事集團，彼此之間不但不願互相隸統，甚至兩方將領還在朝廷 上爭執對立，因而成為後來爆發亂事的主因之一。⁹

內戰結束後，這類帶有地方色彩的職業兵團卻未隨著亂事的平定而消 散。由於內戰最後是經由朝廷與叛亂的藩鎮妥協才結束的，因而這類職業兵 團得以依附的藩鎮體制而延續下去。不僅如此，在邊境以外的地方也開始出 現這類的職業兵團，這是來自朝廷地方軍事化的政策。在經歷過內戰初期一 連串驚慌失措的挫敗後，由新天子組成的朝廷深深體認到在沒有邊患威脅的 地方建立恰當軍事力量也是有其必要性的。為了矯正過去尾大不掉的偏失，

天子決定在內地各處廣設藩鎮，藉此取得內外之間的軍事平衡。於是在藩鎮 林立的情況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的職業兵團，讓武人社群不再只是邊

8 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北京：中華，2006，與《開元天寶遺事合刊》)，卷上，頁82。

9 黃永年，〈《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收入於該氏著《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

1998)，頁166-171。

境上的特殊風情，而成為當時社會普遍的現象。¹⁰

隨著8世紀下半期朝廷與藩鎮之間的一番折騰後，藩鎮這項地方軍事體 制在進入9世紀後已經逐漸成熟，發展出一種相對普遍且穩定的架構。縱然 各個藩鎮根據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各有異同，但就內部構造 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異。¹¹在一個藩鎮中，除了必要的文職幕僚外，最重要 的主體便是由當地稅收所供養的軍隊。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看，一個藩鎮大 多由藩帥所在的鎮治與數個支州所構成，大部分的軍隊都是集中屯駐在鎮 治，通常用牙軍或衙軍來稱呼他們；其餘的部隊這分駐在支州或軍事要地 上，被稱作為「外鎮軍」，其成員除了有藩鎮派出的部分牙軍外，也有不少 由當地農民所兼職的土團。¹²從縱向的人事結構來看，這時的藩鎮跟歷史上 大多數的軍隊一樣可以分成帥、將、兵三個層次來分析。首先位於底層的兵 士是藩鎮軍隊的基礎，最早藩鎮成立的時候這些兵士大多是沒有產業的離農 者，也就是古人常說「游手」，他們本來就是單純以提供自己的勞動力維生。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的成員總會因為傷老病死的關係而有所退損。當 發生這樣的情況時，可能是為了要保持部隊原有的凝聚力，朝廷通常會希望 優先以原兵士的父兄子弟來填補空缺的戰力。因此久而久之下來，這些軍隊 很自然的就會呈現出親族姻連、世代從軍的情況，成為有著強韌的血緣與地 緣臍帶的父子軍。¹³

至於藩鎮中那些位於中間層級的將校，在史料上通常被稱為「牙將」，

他們是藩鎮體制運作的主幹，也是軍隊活動的實際執行者。¹⁴這些牙將大多

10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21-29。另可參見 堀敏一，〈藩鎮內地列置の由來について〉，收錄於該氏著《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

頁5-33。

11 關於此時藩鎮各類型的特質，張國剛分為河朔、中原、邊疆、東南四種類型，可參見張國剛，

《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頁42-59。

12 詳細的架構可參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頁51-61。

13 王賽時，〈論唐朝藩鎮軍隊的三級構成〉，《人文雜誌》，1986：4(西安，1986.8)，頁123-125。

14 據嚴耕望的研究，牙將在藩鎮中所擔任的職務種類約略可分為兵馬使、押衙、虞侯、教練使四 大類，職務上涵括了作戰、禁衛、督察、整訓等軍務，參見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

是因為武藝傑出或立下軍功的關係，從當地兵士中所選拔出來的，因此與這

18 恩庇(patrons)與侍從(clients)的概念來自於現代政治學中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常被用來說明 現代社會在政治運作時，雙方在權力不對等、資源互異的情況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非正式的私 人互動。通常發生於上位者用其掌握的政治資源(如特定的財源或公共的職位)，來跟下位者所擁有 的人際網絡或特殊服務作為交換。而過去對於這種現象的產生，往往理解為是特定社會結構下的 產物，但近來學者大多傾向於將之視為一種政治手段的利用，也是全球各地相當普遍的政治現象。

關於這些概念在應用上的檢討，可見於Simona Piattoni, “Clientelism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0.

辟，理當有著上下之分的隸屬關係。但實際的情況卻未必如此理想，由於藩 帥未必為本地出身，而牙軍兵將又久居該地，前為流官，後為土著，故兩者 其實本質上是截然兩途，各自掌握了不同政治空間的資源。因此，在一般的 情況下藩帥跟牙軍很自然地培養出一種利益互惠的模式：藩帥利用朝廷所賦 予的職權，替牙軍們並向朝廷爭取額外的財富與爵賞，以換取他們的效忠，

進而成為藩帥在朝野間與文人、宦官競爭的政治籌碼；牙將則領導牙軍，利 用他們壟斷鎮內暴力的優勢，協助藩帥在當地進行統治，或者完成朝廷交付 給藩帥的任務，藉以累積個人的財富與聲望。然而這種合作的型態是否穩 定，其實完全取決於雙方需求是否平衡，因而當藩帥的鎮內施政不能滿足藩 鎮軍士對於待遇的要求時，便會引來這批武人的武裝反抗。

根據中國學者何燦浩的統計，在大中元年(847)到廣明元年(880)的33 年，總共發生了44起軍隊暴動，除去12起原因不明的事件外，因不滿藩帥苛 扣糧餉或不願外戍的抗爭事件就高達29起，這證明了藩帥與牙軍之間的確普 遍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矛盾。¹⁹而日野開三郎則注意到，在唐宣宗(810-859)與 懿宗(859-873)在位的27年間(847-873)，至少發生了11件藩帥被弒的兵變事 件，據此他認為這些衝突的根源可能來自於憲宗(778-820)時代的藩制改革所 導致的結果。²⁰由於9世紀初憲宗在名相李吉甫(758-814)等人的輔佐下，成功 地進行了一系列削弱藩鎮的措施，造成當時除了半獨立的河北三鎮、與河北 鄰近的河東以及朝廷控制的關內外，其他地方的藩鎮統帥多半由忠於朝廷的 文臣出任。²¹由於朝廷對這些藩帥治積的考核，是根據藩內倉庫積蓄的多寡 來判定的，績效高的藩帥才有可能獲得在官場上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因此當 這些文臣走馬上任後，裁兵減糧理所當然地便成為他們在進行開源節流時的

19 何燦浩，〈唐末地方動亂的新特點〉，收錄於該氏著《唐末政治變化研究》(北京：中國文聯出 版社，2001)，頁64-65。

20 日野開三郎，《唐末混乱史考》，頁249-255。

21 可參照王德權的統計，見王德權，〈唐五代(712~960A.D.)地方官人事遞嬗研究〉(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108-113。

重要選項，也自然破壞了他們與牙軍之間的平衡關係，造成彼此的對立。更 為不幸的是，由於這些出身文職的藩帥普遍缺乏統馭軍旅的經驗，因而當軍 士們不滿的情緒高漲時，他們也往往不能即時作出恰當的反應來穩住軍情，

進而屢屢發生逐帥的現象。²²

在可見的史籍中，導致當時武人發起抗爭的原因，大致可以細分為以下 五種：第一種是針對藩帥個人治軍時的不當行為，有些藩帥自恃其統帥的地 位對於下屬頤指氣使，甚至過度苛待，導致下屬群起反抗。 例如唐憲宗 (778-820，805-820在位)元和14年(819)新任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的 王遂(?-819)以嚴酷為治，曾多次罵自己的部下是「反虜」，又強制他們在盛 暑之中大興土木，惹得軍士皆怨。於是有役卒便認為「今服役觸罪亦死，奮 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便趁隙起兵殺害王遂。²³第二種則是 藩帥或朝廷因種種因素，無法即時供應軍士們應得的糧餉衣絹，使軍士心生 不滿而起事。第三種則是起自於藩帥的賞賜不如軍士的期待，而導致軍隊作 亂 。 像 是 唐 武 宗 (814-846 ， 840-846 在 位 ) 會 昌 4 年 (844) 河 東 節 度 使 李 石 (782-844)將橫水柵戍卒召還，原本應賞絹兩匹以酬其勞，但因府庫匱乏減為 一匹，而導致歸卒作亂。²⁴第四種則是對於朝廷征伐調派的命令有所抗拒，

在可見的史籍中，導致當時武人發起抗爭的原因，大致可以細分為以下 五種：第一種是針對藩帥個人治軍時的不當行為，有些藩帥自恃其統帥的地 位對於下屬頤指氣使，甚至過度苛待，導致下屬群起反抗。 例如唐憲宗 (778-820，805-820在位)元和14年(819)新任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的 王遂(?-819)以嚴酷為治，曾多次罵自己的部下是「反虜」，又強制他們在盛 暑之中大興土木，惹得軍士皆怨。於是有役卒便認為「今服役觸罪亦死，奮 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便趁隙起兵殺害王遂。²³第二種則是 藩帥或朝廷因種種因素，無法即時供應軍士們應得的糧餉衣絹，使軍士心生 不滿而起事。第三種則是起自於藩帥的賞賜不如軍士的期待，而導致軍隊作 亂 。 像 是 唐 武 宗 (814-846 ， 840-846 在 位 ) 會 昌 4 年 (844) 河 東 節 度 使 李 石 (782-844)將橫水柵戍卒召還，原本應賞絹兩匹以酬其勞，但因府庫匱乏減為 一匹，而導致歸卒作亂。²⁴第四種則是對於朝廷征伐調派的命令有所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