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兵變始末與「軍民同叛」的原理

38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107，〈嶺南用兵德音〉，頁577。

39 陳俊強，《皇恩浩蕩 : 皇帝統治的另一面》(台北：五南，2005)，頁287-288。

40 「重糧其屬，厚衣其身」出自皮日休，〈白門表〉，頁88a。

從事件的經過來看，這場兵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過是另一場典型藩帥

而，藩帥這番變掛徹底激怒了這批長久沒有享受到家鄉溫暖的士兵，所以在 獲得家人通知藩帥違背當初承諾的安排後，他們便趁著桂林當地軍事統帥新 舊交替的空檔，殺掉原來指揮他們的都將，另外推舉一位原本擔任糧料判官 的文吏─龐勛(?-869)作為新的領袖，帶領他們北歸返鄉。⁴²

這場兵變到此為止，與之前其他兵變相較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不同，過去 像這次一樣不滿朝廷或藩帥決策而擅自行動的並不乏其例，但是在接下來中 朝廷的處置卻使整起事件朝向不同以往的方向發展。過去朝廷對於這種擅歸 軍士的態度是毫不留情地給予鎮壓，如唐德宗時代淮西鎮的軍隊便曾無視朝 廷對他們下達京西防秋的命令自行叛歸，而在途中便迅速遭到朝廷方面的阻 擊，因此最後擅歸四千多名軍士中僅有47名能逃回故鄉淮西。⁴³但在這次桂 林兵變中，可能是由於朝廷認為是藩帥失約在先而於理有虧的緣故，故對於 這群徐州軍士脫序的行為展現了相當寬大的包容態度，不但沒有調發軍隊給 予鎮壓，反而還派遣高階的中使一路護送他們回徐州，似乎打算以懷柔的方 式來解決這次的兵變。⁴⁴

但讓當時唐室始料未及的是，他們安撫的策略並未讓衝突的雙方冷靜下 來，反而更進一步激化了事態。由於兵變者深信在他們回到徐州後仍然會受 到嚴苛的懲罰，因此在歸途上不停的招兵買馬來強化自身的軍事實力。⁴⁵等 到他們快要抵達徐州邊境時，已經膨脹成一支千人規模、足以與徐州本鎮的 部隊一戰的兵團。⁴⁶同時在另一方面，徐州藩帥崔彥曾跟他的部屬也不太相 信這批擅歸的軍士回到徐州後就會安分守己。因此當龐勛向藩帥提出撤換都 將以及另外安排歸軍的要求後，崔彥曾便決定違背詔令，對這支歸軍先下手 為強，打算在他們抵達徐州城之前派兵設伏，在城外殲滅他們，於是這場藩

4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七月條，頁8120-8121。

4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32，貞元三年正月丙午條，頁7478-7479。

4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八月條，頁8121。

4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八月條，頁8122。

4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八月丁巳條，頁8122。

帥與牙軍之間便在城外爆發全面性的戰爭。⁴⁷

然而，戰事才剛爆發就對藩帥一方相當不利，這些早有準備而且異常機 警的歸軍事先察覺藩帥的埋伏計畫。因此不但藩帥所派出的伏兵在徐州近郊 慘遭擊潰，甚至最後他自己所身處的徐州也被這批歸軍給攻陷，而成為他們 的階下囚。⁴⁸然而在推翻藩帥之後，以龐勛為首的歸軍卻沒有就此收手的打 算，反而更加強烈地實現他們趁亂坐大的意圖。他們一邊上表朝廷，以「伏 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恐嚇的口吻要脅朝廷直 接承認龐勛本人在徐州的軍事統治權；另一邊又逕自分兵四掠臨近州縣，甚 至企圖侵奪其他藩鎮所轄的領地，盡可能地擴張他們的地盤；並且同時又四 處大肆募兵，不管是當地居民還是從鄰近地區聞道而來的外來盜匪，都能加 入他們的軍隊。⁴⁹至此，這場兵變發展已經全然變調，從原本一場藩鎮體制 內部官兵之間的暴力衝突，突變為一種跨地域性的集體叛亂。

在唐室眼裡，龐勛集團這番得寸進尺的行徑，無疑是一種對天子權威的 侵犯，因而馬上部署了三道大軍合攻徐州，把這場兵變當作一場軍事叛亂來 處理。⁵⁰雖然在政治態度上龐勛集團仍還寄望朝廷會對他們法外開恩，所以

「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而不願斷然切割他們與朝廷形式上 的隸屬關係；⁵¹但對於朝廷的討伐，他們的對策並非是就此妥協，而是迎頭 痛擊。戰事初期，龐勛軍的發展相當順利，他們在該年年底趁著官軍尚未完 成集結前，分別迅速地擊退了南北兩路的官軍。尤其在南邊淮南的泗州戰 場，朝廷南面的主帥戴可師(?-868)遭到龐勛軍突襲而敗死沙場，由淮南道出 發的南路官軍就此徹底被擊潰。而龐勛軍也藉此趁機四處掠奪，「掠諸道貢 獻及商人貨」，大肆收刮民間資財，以填補軍需。⁵²不過等到朝廷從諸道以及

4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月甲子、丁卯、戊辰條，頁8123-8125。

4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月乙亥、丁丑條，頁8127-8128。

49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月庚辰條後至十一月癸卯條，頁8128-8131。

50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一月癸卯條後，頁8131，

5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一月癸卯條，頁8130。

5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九年十一月丙午到閏十二月壬申條後，頁8131-8137。

外族調發的援軍來到徐州北境後，情況便急轉直下。隔年正月，朝廷派遣的 主帥康承訓以七萬的優勢兵力開始發起反攻，兵分諸路的龐勛軍自然寡不敵 眾，連戰皆敗。⁵³在士氣潰散的情況下，龐勛集團中的核心成員為了挽回人 望，只好下定「真反」的決心，共推龐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並稱 朝廷所派來的官軍為「國賊」，打算以這種與朝廷徹底決裂方式來堅定軍心、

力圖轉敗為勝。⁵⁴

然而事與願違，龐勛與唐室的公開決裂並無法阻止他們自身內部四分五 裂的頹勢，甚至反倒讓朝廷有機可趁，可以對龐勛部屬施以離間分化的策 略。在朝廷「降者當赦之」的宣示下，龐勛的軍隊不但在戰場上失去戰鬥意 願，開始出現不戰自潰的情況；而原來響應龐勛的當地土豪如鄭鎰、陳全裕、

李袞等人，也分別先後倒向官軍。⁵⁵最致命當屬徐州軍校張玄稔的變節，直 接打擊龐勛集團的核心。他先是主動成為朝廷的內應，並且設計殺害了幾位 龐勛集團中的主要將領，然後又成功地說服集團中的基層軍士向官軍投誠，

讓龐勛集團兩個主要據點─宿州及徐州，輕易地被官軍收復。⁵⁶於是頓失根 據的龐勛殘軍，最後也只能在官軍優勢合圍之下被殲滅，結束了這場歷時一 年多的兵變。⁵⁷

與過去歷次的兵變相比，此次事件或許不是為期最久的一次兵變。但綜 觀上述桂林兵變的經過，可以很輕易地從中發現，整起事變的走向有從軍事 體制內部的抗爭到公開的政治叛亂兩階段的變化，迴異於過往基於扈從關係 的不穩定而引起的兵變類型。如前文所述，9世紀中葉的兵變型態是一種有 限度的上下衝突，多數情況下抗爭者的意向著重在「恢復現狀」─維護自己

5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十年正月條至三月丁亥條，頁8139-8141。

5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十年四月壬辰條及戊戌條後，頁8141-8142、8143。

55 唐室改採招安手段也跟當時魏博軍的失利有關，見宋祁，《新唐書》，卷148，〈康承訓傳〉，

頁4778。龐軍的不戰自潰及鄭鎰等人的倒戈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十年五月條及 七月條，頁8144、8146-8147。

5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十年八月壬子條及九月丁巳、辛酉條，頁8147-8149。

5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51，咸通十年九月庚申條，頁8149。

在政治與經濟上固有的權益(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並不涉及改變現 況，或者是對朝廷體制的全盤否定。這是因為這類事變本質上只是一種單純 出自於官與兵之間不穩定的扈從關係，參與衝突的都是原有藩鎮體制下固定 的成員。尤其在發起抗爭的軍士這一方，基本上是一個帶有封閉性的團體，

無論他們是否遭受到強烈的鎮壓，這些兵變者似乎都沒有表露出要吸納原來 軍事體制外其他成員的意思。

但桂林兵變則不然。從前文中可知，這批殺將擅歸的軍士從事變之初就 有意吸收原來部隊以外的成員作為同夥，而且吸收範圍幾乎是完全開放的，

沒有考慮任何地域以及其他社會身分的條件限制，可以說是一個跨地域、跨 階層的軍事集團。在新參與者加入的同時抗爭的目的也改變了，從事變發展 的趨勢來看也不難察覺原來那批桂林兵變的發起者已經不在滿足於「恢復現 狀」了，取而代之的他們開始企圖利用直接的暴力手段來換取更好的政治地 位以及提升他們財富水準。而且這種意圖上的改變，也連帶使他們暴力行為 的施用對象，從原本只是針對個別藩帥的抗爭，轉移到整個朝廷以及一般平 民身上，而演變成一種從事經濟掠奪並挑戰天子權威的雙重暴動。造成這種 變化的契機，很可能就是來自於桂林兵變所開啟的歷史情境─「軍民同叛」。

兵亂與民亂的兩相合流，是桂林兵變與前期其他兵變最大不同之處，過 去學界已有普遍的共識。⁵⁸在此之前，兵變與民變往往是涇渭分明、互不相 涉的兩種暴力型態。這裡所謂的民變大多是以掠奪財富為主的集體武裝犯罪 活動為主，不時出現在長江南北的地帶。這種民眾揭竿為匪的「江賊」現象，

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唐初貞觀年間。但在唐代的前半期，這類江賊多為個別 的零星犯罪，還未形成大規模的區域性犯罪集團。但在安史亂後，江淮地方 的財政官員在稅外橫取暴斂的情事日趨嚴重，無形之中便增強了驅民為匪的 推力，因而出現袁晁(?-763)、方清(?-763)等規模達到數千甚至萬人之譜的武

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唐初貞觀年間。但在唐代的前半期，這類江賊多為個別 的零星犯罪，還未形成大規模的區域性犯罪集團。但在安史亂後，江淮地方 的財政官員在稅外橫取暴斂的情事日趨嚴重，無形之中便增強了驅民為匪的 推力，因而出現袁晁(?-763)、方清(?-763)等規模達到數千甚至萬人之譜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