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兵的失律與仁宗後期的軍事復員

如前節所述，仁宗的朝廷對於軍中衝突的注意程度不若真宗朝時來得 高，對於衝突原因的認識也不若前朝來的精準深刻，因而連帶影響各地守臣

5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4，慶曆5年正月丙子條後，頁3738-3739。

對於基層軍士上級的不滿缺乏警覺，進而引發他們的武裝反抗，而這種情況 又以邊境上的軍隊最為嚴重。慶曆3年(1043)1月，渭州附近當地弓箭手，因 為不滿朝廷派去的主帥藉機侵占國家發給他們在當地用以自耕的土地，便擁 當地土豪德勝寨寨主姚貴為帥，並串聯派駐在當地宣武、神騎兩支殿前司的 禁軍總共千餘人，殺當地監軍據寨以叛。幸好當時朝廷之間為了安撫前一年 定川寨之敗而派出的特使王堯臣(1003-1058)經過附近，他認為姚貴本身應該 本來沒有叛變的意圖，但卻又相當得當地的軍心，於是前往招喻，所以前往 當地設法說服姚貴，並跟這批以鄉兵為主體的叛軍約定，會恢復他們以往國 家允諾他們的耕地。這樣的條件果然讓叛軍能夠接受，不久姚貴便開城出 降，和平地結束這場兵變。⁵⁹

然而，姚貴事件雖然經過文官機智的處理，在還沒釀大亂之前就很快地 落幕。可是，由於仁宗的朝廷在事後並未進一步去追究失職官員以及兵變者 的責任，因此並未意識到他們跟西夏的戰爭已經使邊境的軍情失去了平衡，

各地軍長在朝廷的壓力下又開始過度壓迫基層軍士，而造成隨時有可能再度 爆發兵變的情勢。

果然就在隔年的8月，河北邊境上屯戍保州的雲翼軍，因為不滿他們巡 邊的特支軍費被當地文官削減，因此發起了兵變。這件兵變的起因，原因在 於保州的軍隊過去向來隸屬緣邊都巡檢司，或稱為「天策先鋒」，是與遼邊 境上最前線的部隊。為了要告賞他們守邊的苦勞，從太祖時代便規定這支軍 隊只要一出巡邊境，就能得到原本俸祿以外的特別費。而可是到了慶曆年 間，因為對夏作戰導致軍費短絀，因此保州的通判石待舉(?-1044)便向當地 轉運使張昷之建議，規定這支部隊每一季只能出巡的一次，藉此節省軍費。

但是這樣的處置，引來當地軍士的憤怒，其中又以當地人為主的雲翼軍最為 激憤。一日，石待舉剛好跟都監韋貴比射箭賭酒，韋貴喝醉後大罵石待舉是

「徒能以减削兵糧為己功」，這句話引燃了在場軍士對石待舉的憤慨，便在

5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9，慶曆三年正月辛卯條後，頁3342-3343。

該月5日突然衝入庫房拿兵器衣甲，要殺石待舉。事發後，倉皇逃出的石待 舉跟保州知州劉繼宗(?-1044)曾一度引領駐紮在城外的神威兵跟無敵兵入城 與叛軍搏鬥，但是寡眾不敵，劉繼宗溺死城外的壕溝，而石待舉被亂軍所殺。

於是發起兵變的軍士便推韋貴為主，嬰城自守。⁶⁰

朝廷得知保州兵變後，立即附近駐軍前去防止亂事擴大，但由於保州緊 貼邊境，不願因此用兵刺激遼軍，因而仍先後派遣宦官與大臣跟城州的兵變 者溝通，希望能用招降的方式說服叛軍投降。⁶¹根據蔡襄當時的奏章，佔據 保州的兵變者似乎也掌握到朝廷只想招安的心態，因此曾經他們拿出了十幾 名所謂「首惡」的首級，希望來換取朝廷的赦免。⁶²不過兵變者這道計謀，

很快的就被朝廷識破。因為根據《宋朝事實》的記載，官軍從部分保州逃出 來的軍士口中得知當初真正起事32人的姓名，因此自然不會相信城中亂軍所 謂的「首惡」。於是官軍將計就計，將那32名首惡的名單射入城中，告示韋 貴如果能將這些人殺害，協助撫平亂事，便不追究罪刑，而且還可以獲得賞 遷。⁶³

只是朝廷這招反間計也是沒有發生效果，於是為了迅速平息兵變，於當 月28日又再度派遣內侍帶著特赦的詔書，命令外圍的官軍暫時撤退，然候選 人入城宣布特赦，如果叛軍還是不相信的話，就再攻城。⁶⁴然而叛軍對於對 於仁宗這道突如其來的特赦半信半疑，向城外官軍揚言要找「李步軍」─即 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李昭亮(992-1063)來向他們保證，他們才相信有特赦這 回事。⁶⁵不過等李昭亮到了以後，由於叛軍受到城中一名考過進士的小使臣 張瀆跟他們說，就他以前讀過的法律，他們是不可能特赦的，因此叛軍仍然

6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八月甲午條後，頁3676-3677。

6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八月戊戌、庚子、壬寅、癸卯條，頁3683-3684

62 蔡襄，《蔡襄集》，卷20，〈乞戮保州兵士〉，頁359。

63 宋‧李攸，《宋朝事實》(台北：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6，〈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

頁12a-12b

64 李攸，〈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頁12b

65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八月甲寅條，頁3688。

不相信，還是閉城不納。⁶⁶於是有一位大使臣右侍禁郭逵(1022-1088)挺身而 出，跟城上叛軍喊道「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叛軍聽到一名武官 前來勸說，便降下繩索讓郭逵入城。郭逵入城後，便以誠懇的態度向叛軍說：

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 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 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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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逵這番話以及親身入城的舉動，打動了叛軍，叛軍便要求如果還有其他他 們認識的武官願意入城為質的話，他們便願意投降。於是他們再度降下繩索 指名他們認識的武官入城，而官軍也隨之照做。因此叛軍便相信郭逵所言非 虛，紛紛投兵下城，開門投降。

不過叛軍沒有想到的是，官軍入城之後，卻沒有依照詔書將他們特赦，

而是仍然將當初起事的429名雲翼軍士悉數坑殺，而其餘兩千名後來附從的 軍士則各別分遣到他州安置。根據蘇轍為歐陽修寫的神道碑，原本當時擔任 河北宣撫使的富弼(1004-1083)還打算將這些分遣他州的叛卒一併殺害，因為 他擔心這些投降的叛軍會因為沒有特赦而心懷不安生變。但是剛新任為河北 都轉運使的歐陽修阻止了他，歐陽修的理由是：「禍莫大於殺巳降，况䝱從 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⁶⁸ 照歐陽修的說法來看，之前 官軍所殺的降軍是經過仁宗詔命所允許的，朝廷自始都沒有要赦免叛軍的意 思。

朝廷這種出爾反爾的作法，等於是破壞了基層軍士對於朝廷的信任。事 實上，就保州兵變的過程來看，當時的叛軍就已經對代表朝廷的文官極度地 不信任，所以才會要求李昭亮出面調解招安事宜，而且也要同是武官的郭逵 以個人性命作為擔保，他們才敢相信朝廷的作法。所以由此可見，在基層軍

66 張瀆事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九月庚午條後，頁3700。

67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4，頁70。

68 宋‧蘇轍，《欒城集‧後集》，卷23，〈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頁1427。

士與朝廷之間就出現了裂痕，而這道裂痕或許就是為何這段期間內軍士殺害 軍校、採用暴力抗爭的事例大幅增加的主因。

就在當初下詔特赦保州叛軍之前，仁宗與大臣有一段對話或許可以說明 朝廷與基層軍士的鴻溝是如何產生的。當時也在擔任諫官的包拯(998-1061) 在一篇奏摺上提到：

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併提㸃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 頗傷煩碎。……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 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幹事。

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無所訴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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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仁宗便跟輔臣表示：「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部 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⁷⁰從這邊可以看 出，當時深受保州兵變困擾的仁宗開始把問題歸咎到轉運使身上。因此隨後 帶保州兵變平息的隔天，仁宗第一個處分的就是負責保州的河北轉運使張昷 之，將他左降到虢州擔任知州，這還是富弼力保他後的下場。⁷¹

所以以此來看，當時文人激進的仕風以跟真宗朝有所不同，地方大官為 了自身的績效與當地軍士產生許多摩擦，因此造成軍情不穩得現象。而這種 軍中的不安，並沒有隨著保州事件的結束而停止。像據歐陽修的一篇奏摺提 到，在事平之後新任保州知州的劉渙在檢點軍資庫時，就跟當地一名都虞侯 起衝突，劉渙將之斬首。⁷²結果引起當地虎翼軍的恐慌及不滿，又差點發生 大規模的兵變。⁷³隔年6月，岢嵐軍也發生修城士卒不滿指揮使的管教，而擅 歸入城的事件。⁷⁴7月，則有永寧軍雲翼軍士欲劫庫兵為亂的事件。⁷⁵這樣的

69 包拯，《孝肅奏議》，卷4，〈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頁65a、66b-67a。

7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八月乙卯條後，頁3689-3690。

7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1，慶曆四年九月壬戌條後，頁3696-3697。

72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117，〈乞不詰問劉渙斬人〉，頁1788

73 脫脫，《宋史》，卷324，〈劉渙〉，頁10493。

7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6，慶曆五年六月乙亥條，頁3786。

風氣一直到該年11月仁宗下令河北安撫司所管轄的地帶對於兵士有犯軍令 者，主官可以法外施行懲處後，才算告一段落。⁷⁶

過去對於慶曆年間頻繁的兵變現象，曾在文人心中留下「緣邊兵驕」的 印象。但經過前文綜合整個慶曆年間的兵變現象的分析，可以發現這類的兵 變其實是源自一文官為了自身的理想或利益，無法調和朝廷與軍士之間的平 衡時，而刺激了基層軍士採用激烈的手段與國家抗爭的結果。但是同樣隨著

過去對於慶曆年間頻繁的兵變現象，曾在文人心中留下「緣邊兵驕」的 印象。但經過前文綜合整個慶曆年間的兵變現象的分析，可以發現這類的兵 變其實是源自一文官為了自身的理想或利益，無法調和朝廷與軍士之間的平 衡時，而刺激了基層軍士採用激烈的手段與國家抗爭的結果。但是同樣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