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初三朝的階級法與將兵衝突
第一節 宋初階級法的實踐與軍士的枉訴
由於現存史料的限制，實在無從得知宋初階級法的實際內容。不過或許 可以從現存兩篇五代詔文中，來推斷宋初階級法的雛形。首先來看清泰元年 (934)後唐末帝的詔令，茲引全文如下：
(清泰元年)十一月壬子，侍御(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奏：「護聖軍使
王彥塘先西南面行營，所至州府乞索錢物，恃酒訛言，抵忤本指揮使 趙廷昭，詰之伏罪，已斬于本軍門。」詔曰：「夫命將所以行兵，聚 兵所以遏亂，必在上下有理，進退無違。入則畏法以謹身，出則圖功 而效命。畏法必無罪戾，圖功則有寵恩，以此言之，不可不慎。王彥
7 齋藤忠和，〈宋代の階級法に関する一試論－宋代軍法研究の一環として－〉，《立命館文学》，
518(京都，1990.9)，頁270。
塘方期任使，輒敢恃憑，既都將以上言，在軍法而難恕。況屬環衞，
并在藩方，上至偏裨，下及行伍，皆是久經訓練，備曉條章，官爵甚 高，衣糧極厚，必能共思整戢，自務保全。是宜特舉規程，徧加曉諭，
責令遵守，務肅轅營。今後在京及諸道馬步將士，上至都尉，下及長 行竝須各據職資，共存禮體，遞相鈐轄，遵稟指揮，如紊亂條章、下 不從上、指使前却、使酒訛言，其長行犯者，委本都副兵馬使已下節 級科罰；其副兵馬使節級犯者，委本都頭科罰；其都頭犯者，若無事 不出時，錄罪申奏；若出軍指使之時，便委隨處統將科罰。其或所犯 人自負罪愆，不伏首領刑責，便即奏聞。如指揮使都頭已下，但務顏
情，藏庇兇軰，自招負累，必不恕容，頒下內外諸軍知悉。」8
從引文可以看出，後唐末帝李從珂這篇詔文，針對是一件軍校擅取錢財，又 酒醉後污辱長官的事件而發。從安從進就此事上奏的動作，可以推測在李從 珂頒布此道詔令前，這種下級冒犯上級的事件，是要由當時安從進所掌管的 侍衛馬軍司或侍衛步軍司來審理，決斷後才奏請上聞。因此可以想像，這類 事件的處理，應當頗難即時處分，所以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緣故，李從珂才特 地頒布此詔令，指示軍中都副兵馬使以下的軍士，若對上級有「紊亂條章」、
「下不從上」、「指使前卻」、「使酒訛言」四種情況，其上級便可以自行科罰；
都頭以上分平時、戰時，平時為錄罪奏聞，戰時則是由當時領軍將領裁罰。
並且還規定，如果有不服長官的裁決，是可以向朝廷上訴。這也就是說，李 從珂的這道詔令，其實是把軍中管訓權下放給一般的中級軍校，藉此提振紀 律。但是為了預防上位者有不當裁罰的情況，他仍容許下層軍校可以越級申 訴，做為救濟。
接著，再來對照一下石敬瑭在天福2年(937)的詔文：
(天福)二年二月敕：「古之用兵，必先立法，等第既分於將領，高卑自
有于規繩。或聞近年多踰此制，至於行間士卒，罔遵都內指揮，既侮
8 宋‧王欽若主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6，〈帝王部‧發號令五〉，頁738b-739a。
國章，且乖師律，適當開創，要整紀綱，宜示條流，免干法制。應在 京及諸道馬步諸軍將領、節級、長行等，今後仰並依階級次第，凡事 制禦區分。如是長行或有違犯，即副將便可據罪處理。如是副將、十 將違犯，即便勒本指揮使據罪科處。指揮使違犯，不出軍時即委都指 揮使具錄事繇騰奏，當行勘斷：如是行營在外，即便委行營統領，依 軍法施行。其餘諸道軍都見在本處者，或有遲犯便委本處節級、防禦、
團練使、刺史據罪科處。事要整齊，法宜遵守，分明告諭咸使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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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可知，石敬瑭這則天福2年2月的詔文，其精神跟清泰元年詔文是頗為 一致的，同樣是授權中級以下的軍校有決罰之權，基本上可以視為該篇詔文 的重申；只是所用軍職術語有所不同，大概是石敬瑭自立於太原，其軍制自 成一格的緣故。不過，石敬瑭此詔與永泰元年詔文有三點不同：其一，此詔 補充了各地刺史以上的州將、藩帥同樣擁有當地軍政的決罰權，這是永泰元 年詔文所無。其二，永泰元年詔文適用範圍僅有「紊亂條章」、「下不從上」、
「指使前卻」、「使酒訛言」四種情況，餘外並未明示是否一體適用；而石敬 瑭此詔則明言，長官平時須據罪論處，而戰時則依軍法從事，換言之，其適 用範圍較永泰元年詔文寬廣。其三，在石敬瑭此篇詔文中，並未如永泰元年 詔文一樣，有特別明示下屬軍士對長官決罰不服時，可以申訴聞奏。意即在 後晉，當基層軍士受長官不當管教時，並無明確的救濟途徑。
然而石敬瑭恐怕沒有想到，他這三點對清泰元年詔文的修正，雖然對於 提振軍紀可能有所助益，但很也造成兵將之間一些新的磨擦。首先，由於禁 軍軍校與藩帥對於同樣都有決罰之權，當他們因故同處一地時，會發生管轄 權重疊的情況，本文前節所提及符彥饒與白奉進的衝突就是一個例證。其 次，石敬瑭將清泰元年詔文中的四個要件，擴大到一般法律範圍所及之事，
這個改變很有可能造成現代法律學中所謂「空白刑法」的弊端，意即在上位
9 王欽若主編，《冊府元龜》，卷66，〈帝王部‧發號令五〉，頁739a-739b。
者授權範圍不明確時，下位執法的軍校很容易可以憑己之意任意伸縮法律的 適用田件以及量刑的輕重準據，故很容易造成專殺濫刑的情況，因而致使受 管轄的基層軍士心生怨懟。因此，在軍士有所不滿或冤屈，而無申訴管道可 以訴冤的情況下，便很容易產生軍士集體仇殺上司的情況。例如後漢大將白 再榮(?-950)平時為政貪虐難狀，結果郭威澶州兵變帶兵入京時，軍士變乘亂 半籌，抄掠其家，並將白再榮給殺害。10
不過在石敬瑭之後，後面諸帝是否有針對此詔作出修正或補充，史無明 文。但是從太祖朝的一些事例來看，當時所實行的階級之法仍與五代相去不 遠，並且各地的統帥對於部下的管訓仍有著很高的自主權，如宋初北邊名將 郭進(921-979) 御軍嚴而好殺，太祖曾對於被調發到郭進旗下的禁卒說：「汝 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11由此可見，太祖對邊帥與他決罰 不一的情形絲毫不以為意。然而，對於像郭進如此過於嚴苛的將帥，宋初的 軍士並非沒有救濟之道，像是另一名邊將董遵誨(926-981)的部下就曾擊登聞 鼓，申訴其不法之事，只是太祖釋之不問而已。12不過，太祖對於軍卒申訴 長官不加理睬的原因並非單單只是偏袒將帥，而是太祖了解到基層軍士的申 訴有可能只是為了要反抗或報復他的上級。像是郭進也是屢屢被部下所投 訴，但太祖對於大臣說：「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 而誣罔之耳。」13
的確，在宋初，不少基層軍士會用誣告、枉訴的方式來反抗他們的直屬 上級，這樣的例子所在多有。像是建隆元年(960) 彰義節度使白重贊(909-970) 就曾遭到兩位仇視他的部下偽造制書，以誣其謀反，試圖將其致於死地，但 被另一位軍校察覺有異，進而揭發他們的陰謀。14乾德元年(963)殿前都虞侯
10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106，〈白再榮傳〉，頁1399-1400。
1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九月是月條，頁106。
1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開寶元年七月乙末條後，頁203-204。
1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九月是月條，頁106。
1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建隆元年八月是月條後，頁22-23
張瓊(?-963)則被兩位所屬軍校誣以私納部曲百人、懷有異志，因而被太祖所 殺，但事後清查卻發現，張瓊家中並無軍校所稱的私人部曲。15這種情況到 了太宗朝也仍然存在，如太平興國3年(978)有驍捷卒徐素等3人，誣告他們的 指揮使戎希萼私習被禁止的天文災異之術，不過這次他們的告狀也被察覺不 實，因此最後這3名軍士反而都被處以極刑，而戎希萼則收到太宗賜予紫袍、
銀帶、金帛作為安慰。16從這幾件事例來看，這種軍士因仇視長官而借國家 之手加之謀害的誣告案例有三個共通點：其一，告發者的人數都僅在兩到三 人之間，這是否代表這類事件只是因為少數個人的恩怨而起？其二，這類的 誣告內容大多都是指稱長官有種種謀反的跡象，藉此構陷其大逆不道之罪。
其三，在現今所見宋人編寫的歷史中，宋初兩朝這類事例的記述其實都相當 簡要，僅有朝廷最後判決的經過，而未言及誣告長官的軍士是因何事而對長 官有所不滿。
相對的，在宋人所留的資料中，的確可以發現幾件發生在太祖、太宗朝 軍校謀反卻被事先告發的案例。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開寶2年(969)殿 前司有一位散指揮使杜延進(?-969)與其餘19名黨徒謀變，事先被太祖察覺，
便於半夜指派內侍，召住在禁中北城門外的殿前都指揮使楊信(原名義，後避 太宗諱改名信，?-978)前往逮捕，隔日太祖親自審問過後，便將杜廷進與其 黨徒全數族誅。17此外，同書還記載了開寶6年(973)一位擔任棣州兵馬監押的 殿直傅廷翰(?-973)，被部下告發他要發動叛亂投靠契丹，因此被當地知州周 渭(923-999)逮捕，送御史審問，最後被斬於西市。18太宗淳化5年(994)貝州向 朝廷報告，當地有驍捷卒37人要推舉該軍虞候趙咸雍(?-994)謀亂，企圖謀害 知州周審玉(927-1000)，但事前被當地知州周審玉給察覺，因而與當地轉運
15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條，頁101-102。
1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庚辰條，頁430。
1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開寶二年十月庚寅條，頁232。此事尚見於《玉壺清話》，
該書稱杜延進為杜廷進，其黨人為39名，恐史籍傳抄之誤，不知何者為非，本文暫以《續資治通 鑑長編》為準，見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51。
1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開寶六年二月丙戌條，頁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