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宋太祖開寶4年(971)11月，汴京城發生了一場短暫但卻為宋人所熟知的 兵變。事件的起因在於，當年太祖舉行了即位以來第三次的南郊大禮，儀式 完畢後依照慣例犒賞文武百官。1其中隸屬於殿前司御馬直的軍士，太祖體念 他們郊禮時擔任扈從任務的辛勞，特命增給他們每人五千的額外賞錢。然而 皇帝這份額外的厚賜，卻意外地引來另一支同樣隸屬殿前司的部隊抗議。這 支部隊大約只有120人左右，他們是在孟蜀後主孟昶(919~965)於乾德3年(965) 投降後，由太祖從投降的蜀軍中親自挑選武藝、才勇出眾的精銳，共分作十 個班，因而被稱作「川班內殿直」。2或許當初太祖是為了展現他對這支新附 之軍沒有厚此薄彼的心態，因而讓他們能夠擁有與高階的禁衛軍─御馬直相 同豐厚的廩賜優給。因此這群川班的軍士認為，依照過去皇帝的宣示，這次 的郊賞他們也應該比照御馬直一樣能夠獲得這筆額外的賞賜。所以當有司通 知他們不在這次額外增賞範圍內的時候，部分心有不甘的軍士便像一般受委
1 郊祀禮起自於漢代，是皇帝祭天的禮儀。在儀式中皇帝以天子的身分對上天表現出的敬順之意，
以乞求天人秩序的安定，參見甘懷真，〈西漢郊祀禮的成立〉，《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 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馬拉雅基金會，2003)，頁33-78。在郊禮之後施行郊賞的制度起源不 明，至晚在中唐時代的呂溫(771-811)便有〈代李侍郎謝用內庫錢充南郊賞表〉一文，見《呂衡州 文集》(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粵雅堂叢書本)，卷5，頁2a-3a。有學者認為郊賞的實質目的與 其他的恩賞類似，都是皇帝以此提高官員忠誠的手段，參見福鉉，〈宋代對官員的郊祀賞賜〉，
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6輯(2005.4)，頁66-83。
2 關於川班內殿直的編制，曾鞏以及《太平治跡統類》有留下稍為詳細的記載，見宋‧曾鞏，《曾 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49，〈軍賞罰〉，頁659；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台 北：新文豐，1989，叢書集成續編)，卷30，開寶四年十一月己末條，頁18b-19a。
屈的平民一樣，跑到登聞鼓院去擊鼓鳴冤，希望皇帝能夠直接給他們一個交 代。
但這批軍士始料未及的是，他們集體抗議的行動竟然深深觸怒了皇帝，
皇帝認為「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因此在盛怒之下，太祖先 是派遣中使將這些四十幾名訴冤的軍士全部抓回軍營，並各杖二十大板以示 懲戒。隔天，怒氣未消的皇帝更是直接下令將這些抗爭的軍士全部處斬，其 餘未參與鼓譟的軍士則降隸為侍衛司的驍捷軍，而該班軍校也皆遭到受杖、
降職的處分，於是這支川班內殿直便因此而整班廢置。3
在宋人眼裡，這則川班廢置事件是一個嶄新時代開始的徵兆，象徵了過 去武人跋扈犯上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沒有宋人會質疑，太祖對這批川班軍 士是不是有濫刑之嫌，因為他們相信在那個特殊的混亂時代採取亂世用重典 的治事風格是必要且合理的。太祖曾說「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 犯吾法，惟有劔耳！」4，對於軍士有任何違法犯紀的行為決不寬待，以免重 蹈五代軍人顛覆政權的覆轍。在宋人的歷史思考中，兵亂會如此頻繁的產 生，跟上位者對下屬採取姑息的態度是息息相關的，如〈新唐書〉有言：「蓋 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5宋人認為，唐 代的覆亡固然是由於制度上方鎮事權太重，導致國家權力外重內輕、本末倒 置的結果；但是追根究底，天子對於武人亂政的姑息態度，才是後期會演變 為武人兵驕難制的主因。因此宋人認為，太祖能夠革除唐末五代之弊、矯正 前代措置之失，是因為太祖從制度與紀律兩方面雙管齊下的結果，如南宋永
3 關於此事的經過，各家史料述事詳略不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平治跡統類》無杖二十 後處斬一事，但《宋史》與曾鞏所記皆有，且《宋史》尚見該班指揮使單斌之名。分見：元‧脫 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太祖本記〉，開寶四年十一月壬戌條，頁3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12，開寶四年十一月壬戌條，頁274-275；
宋‧曾鞏，《曾鞏集》，卷49，〈軍賞罰〉，頁659；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30，開寶四 年十一月己末條，頁18b-19a。
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開寶四年十一月壬戌條，頁275。
5 宋‧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0，〈兵志〉，頁1329-1330。
嘉學者葉適(1150~1223)便說：「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 使極嚴。所以平一僣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 也！」6太祖一方面從藩鎮手中收回軍事、財政權力，另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匡 正武夫兵士驕橫的行事作風，軍隊再也不能像五代一樣恃眾而驕、為所欲 為，如川班軍士的下場一般。
然而這段走出五代的祖宗故事，是否完全貼合五代到宋代實際的歷史變 化，還是有不少值得推敲之處。在川班廢班這則事件中，宋人沒有注意到的 是，這批軍士集體抗爭的手法與唐末五代的武人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川 班選擇去登聞鼓院申訴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尊重天子權威的前提下表達他 們的不滿。至少他們相信，歷代以來的登聞鼓制度確實提供了一個直訴天聽 的管道，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7反觀唐末五代，同樣的情事往往會落得截然 不同的結局。當唐末武人對上位者的施政忿忿不滿的時候，常常無視朝廷的 規矩，尋求體制外的手段，直接用自身的暴力謀取權力，以達到他們想要的 目的。像是唐僖宗光啟 3 年(887)，鎮海節度使周寶(814-887)旗下的鎮海軍，
就曾因為廩給不均的問題傳出埋怨的聲音。雖然周寶對伺機而動的軍士們給 予過「亂則殺之」的警告，但這番強硬的態度並沒有收到任何警惕的效果，
反倒是讓軍士體會到「惟反可免死耳」的覺悟，因此發起兵變驅逐了周寶。
8相較之下，川班軍士的行動似乎透露出唐宋武人在內在性格上的些許轉變，
宋代的武人基於不滿或怨忿依然會採取集體抗爭的行動，但是他們抗爭的對 象、手段與前代相比已略有不同。
眾所皆知，在唐宋之間，中國的政治、社會等各層面都發生極大的變動，
而其中顯著的現象之一，便是武人群體的出現與崛起。9概括而言，這批武人
6 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台北：台灣商務，1967，四部叢刊正編)，卷5，〈兵論二〉，頁 22b-23a。
7 關於唐宋登聞鼓制度的淵源及功能，可參見趙旭，〈論唐宋之際登聞鼓職能的強化及影響〉，
《唐史論叢》，第11輯(2009)，頁30-45。
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256，光啟三年三月壬辰條，頁8345-8346。
9 關於唐代文武分途的現象，可分別參照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
實為唐代長期對外軍事壓力下的產物。為因應邊防上外族不時的襲擾，唐代 的統治階層放棄了他們賴以建國的府兵制度，轉而採行較能滿足長期作戰需 求的募兵制。新的制度不但造就了這些世代從軍的職業軍人，同時也讓帝國 在制度及文化兩方面都開展出文武分途的現象，形成文人與武人兩大群體。
不少關心唐宋變革議題的研究者已經發現，武人是中唐以後歷史發展的主要 推手，理解這個時期武人的政治角色與社會型態，是掌握此階段歷史脈動不 可或缺的關鍵。10
事實上，宋人曾有過「四民之外，又生一民」的說法，這表示宋人對於 武人群體的興起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並非毫無體認。11他們相當了解，唐代文 武分途以來所產生的武人群體，在宋代獨樹一幟的軍事制度保障下，並未隨 著五代藩鎮政治的告終而消失於歷史的舞台。只是，這群武人走出五代之 後，在新的時代裡何去何從？又如何自處？他們是否成為一個具有共同利 益、行動文化的階層(class)嗎？還是分為數個型態各異的集合？或者只是一 群同處在「武人」這樣一個政治文化身分下的烏合之眾？對於這些現代史家 有興趣知道的問題，當時宋代的文人倒是沒有提供太多直接的答案，而只是 在他們文獻裡間接地為宋代武人留下兩種鮮明卻失之淺薄的意象：無所為與 無所能。
前一種來自於當時文人對於本朝兵制的讚頌，他們論及本朝軍事時，往
《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台北：新文豐，1990)，頁387-399；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國立 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8期(1998.6)，頁145-166；Cheng-Hua. Fang, “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Ph. D.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2001), pp. 10-44。
10 關於武人在唐宋之間的歷史角色，研究成果最為突出當屬深受唐宋變革論所啟發的日本史學 界，其中部分學者延伸運用了谷川道雄「豪族共同體」以及明清研究中「地域社會論」的概念，
對於唐與五代時期軍政制度與武人支配結構之間的關聯有深入的發掘，可參見曾瑞龍、趙雨樂在
〈唐宋軍政變革史研究述評〉中的詳細介紹，該文收錄於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00-2000)》(北京：商務，2004)，頁169-182。
11 此為宋人王禹偁(954~1001)語，全句如下：「自秦以來，以強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是四 民之外，又生一民，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見李燾，《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條後，頁899。
往流傳了這樣的說法：「(本朝)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 Fang, “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p248-251、276-284。
14 宋人自己對於當時募兵的負面看法，則可以王安石(1021~1086)及孫洙(1031~1079)的言論作為代 表，如王安石曾對神宗說：「募兵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8，熙寧三年十二月乙 卯 條 後 ， 頁 5299。 王 銍 在 〈 《 樞 庭 備 檢 》 序 〉中 稱 孫 洙 為「 善 論 本 朝 兵 者 」， 並將批評之論記述如下：「古者兵一而巳，今内外之兵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