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局勢

一、 辛亥革命的成功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往往是恥辱的表徵，日本人常以「清國奴」三字來辱 罵台灣人民。清廷的老大腐敗，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確實令有心之士感到失望 與憤怒，所以起初的台灣留日學生，往往非常自卑，極力掩飾身分，不敢承認自 己是台灣人。在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裡面的主人翁胡太明留學日本，早 他留日的同學告訴他：「你在這兒最好不要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台灣人的日本話 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好了。」⁵⁴蔡惠如也回憶在

53 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2005，頁 223。

54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2000，頁 88。

清朝時，台灣同胞來到日本，到處被罵「清國奴」，留學生總是盡可能掩飾自己 的國籍，努力學習日本的風俗習慣。因此，他們常被嘲笑：「唯唯諾諾，屈從於 日本的統治之下。⁵⁵

」

對於中國的局勢，台灣也密切的關心著，當時還在念台北醫學校的翁俊明、

杜聰明兩人，天天閱讀報紙，關心中國革命運動之發展，並與國語學校、農事試 驗場的學生，有志者祕相往來，經常集會，討論時局。⁵⁶宣統 2 年，翁俊明不顧 日方之忌諱，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為會員，並奉派為台灣通訊員，即成立中國同盟 會台灣通訊處於台北醫學校，致力革命之宣傳。

在《蔡惠如傳》中也提及，辛亥革命成功後，再也沒有人嘲笑他們是「清國 奴」，蔡惠如感覺不只是輕鬆，心中更是亮起了希望的明燈，其他台灣留學生也 都轉變了態度，開始對祖國懷抱希望，將台灣的解救寄託祖國。⁵⁷這是辛亥革命 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對民族自信的提升有其效用；同時對身處在日本壓迫的台 灣，對於日後的民族運動，應有群起效尤的效果。

55 白慈飄《啟門人—蔡惠如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頁 4。

56 鄭淑蓮《國民革命與台灣》（1895~1914 年），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 100。

57白慈飄《啟門人—蔡惠如傳》，頁 5。

二、 五四運動的民族覺醒

五四運動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部份。所謂狹義的五四，乃是指五四當天所發 生的愛國運動。主要因為山東問題，我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山東權利失利 所引發，對於日本蠻橫所產生的學生愛國運動。所謂廣義的五四，乃是基於愛國 運動，延伸的新文化和新思想運動，其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然焦點仍在中國為 什麼不能強盛，從辛亥革命、袁世凱的禍國，及至軍閥的割據，中國一次次的變 法圖強都歸於失敗，這一定是中國文化有了問題。⁵⁸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政局日益 不滿，認為要破除這些封建的遺弊，就要根本的引入西方的先進文化，宣傳民主 主義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國只有實行民主、科學，才能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 家，因此漸漸形成近代的民族運動，其喚醒了人民的民族自覺，成為了反帝國主 義和軍閥的運動。

五四運動在中國傳播的思想，雖有社會主義、三民主義、國家主義、自由主 義等思潮，但在關懷國是上，都是要解救國家，都是想改造社會，因為在當時的 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包括不平等條約下的關稅不能自主，外人在中 國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等；內受軍閥的剝削，軍閥又連年戰爭，更使民不聊生，因 此，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為救國者一致的目標。

此刻，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時常與支那留日青年往來，到了大正 8 年（1919 年）末，支那方面的中華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吳有容、劉木權和台灣人方面的林

58 王家儉＜五四的今昔觀＞，載於張忠棟、包遵信等編《海峽兩岸論五四》，台北：國文天地，

1989，頁 126~127。

呈祿、蔡培火、彭華英及蔡惠如等人之間，協議成立以親睦為號召的團體，名稱 為「聲應會」的結社組織。⁵⁹希望結合中國與臺灣旅日知識分子之力量，因為血 濃於水，能同聲相應。同時蔡惠如、林呈祿等也不斷地往返於中國與日本之間，

自然會互通消息，受到強烈影響；中國局勢的發展變化，一直是台灣留學生所關 注的。

59《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第一冊文化運動，頁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