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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競爭。如張麗俊與陳振德等人同往豐原街中觀賞競爭結火排的活動（農曆八 月十五夜後菜園與番社的傳統慶祝活動），因有人賞番社優等旗，後菜園人不服，
故將原來的火排全部拆卸，重新改造，以得公賞51。除了香火權威、慶典聲勢等
「面子問題」外，即使是為了修繕廟宇之事而在地方上募款，鄰近街庄的募款活 動常常因本庄正在募款或其他因素，而被拒絕或遷延。例如，東勢庄文祠在 1927 年欲赴豐原募集修理寄附金，聽到這個消息的張麗俊與陳振德遂同往聯合所對諸 保正說明，他們認為慈濟宮本身的修繕金也不足而尚需再募款，「二者恐有相 阻」，故託陳振德代為提議，令其延期至冬季才來募款；同時，向對方託稱張麗 俊有事不能出席，給對方軟釘子碰52。
二、官方與半官方之公共事務
在官方公共事務或活動方面，在缺乏適當空間的情形下，特別是在尚未有公 學校、女學校、公園、戲院等公共空間時，地方廟宇往往成為官方舉辦各種公共 事務或活動的重要地點。無論是政策宣講、選舉保甲、公量檢查、公共衛生、種 痘、剪辮、解纏足、戒鴉片、土地整理、土地相續（繼承）、林野整理、討伐生 番的募款、日人節慶與遙拜儀式、官員的歡迎與餞別會、官方活動後的飲宴活動 等；或是半官方的農會問題、水稻共進、水利問題、舉辦演講、表演教化性質的 日戲、賑濟等事務、會議與活動，往往都會選擇在地方廟宇來舉辦。就張麗俊日 記的內容來看，顯然張麗俊紀錄官方利用地方公廟這個空間所牽涉的事務，大多 與其身份有關，也就是張麗俊任職保正以及保甲聯合會議長期間所必須負擔的職 務53。不過，這卻也更加凸顯地方廟宇成為重要的地方公共空間之角色。另外，
必須說明的是，官方或民間將信仰空間視為公共空間而加以運用的事例，並不單 純只限於傳統漢人的傳統信仰，外來信仰的「廟宇」也常常是舉辦此類活動的重 要空間。例如，豐原水利組合及其前身之一的八寶圳水利組合，便曾兩度在天主 堂召開過協議會54。
51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七），1927 年 9 月 12 日，頁 253。
52 東勢張海浪、朱阿貴來募集修理文祠費用，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七），1927 年 8 月 10 日，
頁 238；後東勢朱貴（即朱阿貴）、楊銳赴豐原亯用募款亦同，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七），
1927 年 8 月 18 日，頁 242。
53 有關保甲與放足斷髮的關係，參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294-301；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史聯雜誌》
19 期（1991.12），頁 1-36。有關保正的任務與特質，參見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
的編制與運作〉，頁 99-101、107、109、112、114、128；洪秋芬，〈日治初期葫蘆墩區保甲實 施的情形及保正角色的探討（1895-1909）〉，頁 225、227-229、235、243、257。
54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21 年 11 月 19 日，頁 435；《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3 年 5 月 21 日，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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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地方廟宇舉辦而牽涉保正職務的相關事務，首先，即是保甲長的產 生——保甲長選舉。在張麗俊的日記中，不僅在他任職保正其間，即使在卸任後，
日記中皆有在地方廟宇舉辦保甲長選舉的紀錄。這些記錄在日記中非常的多，筆 者於此不一一列舉，但其中較為特殊者，例如：1928、1930 年在廣福宮改選保 正時，張麗俊皆親臨選舉會場，原因是怕自己又被庄人選為保正，還說「此風影 能避與否，尚未之知也」。1932 年原一保被分為三保後，下南坑庄的保甲選舉仍 在廣福宮進行，且 1934 與 1936 年亦同。張麗俊是不是真的不想當保正？從日記 中很難判斷。值得注意的是，以 1934 年為例，當時投完票後，張麗俊未及開票 就先回家去了；而且，在選舉之前，張麗俊曾赴聚星觀訪其友吳玉成，提到原保 正林瑞德「定會落選」，實際上他也「不堪用」，故而推薦許國衷可任。他還另外 解釋說，如果不推薦別人，他恐怕又會被選為保正。同樣情況，又發生在張麗俊 想再次往聚星觀與吳玉成相談，途遇張文武言及重新選舉保甲之事，張麗俊希望 張文武能支持改選許國衷。不過該次選舉，最後在聚星觀投票時仍是選出林瑞德 與林朝啟55。
在上述這些紀錄中，出現很多問題，如先前明明提到投票是在廣福宮進行，
何以最後變成是在聚星觀選出？又，為何張麗俊不斷向人強調「怕自己又被選舉 為保正」，甚至向人推薦人選？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力量在運作？或者，張麗俊 真的只是單純地不想再當選保正？因限於資料，這些問題筆者目前仍無法解答。
無論如何，至少可見地方廟宇仍是國家權力、基層菁英重視的公共空間之一。此 外，或許也可以往另一方面進行思考，即菁英是否有可能在部分的官方事務中進 行權力交換或移轉？或許可以藉此重新思考日治時期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互 動關係。唯此問題，筆者目前仍力有未逮，於此暫不討論。
其次，即是保甲應負擔的任務方面，張麗俊的日記中有關保甲任務的紀錄非 常多。其中在地方廟宇進行的事項，至少包含了在聖王廟前召開保甲會議、召集 壯丁團、繳交戶籍資料等。又如，官方明令保甲協助進行土地調查，包含委員講 習、地籍清丈、土地登記、說明繼承問題與官有地贌耕等事；又如林野整理，包 含委員選舉與講習、調查指導、林野業主權登記、業主權許可與保管、公有林野 贌耕等事。另外，與土地利用關係密切的水利灌溉系統方面，當豐原街各埤圳收 歸公有並設置評議會管理之後，評議會的會員選舉或會議，也常在地方廟宇（如 聚星觀等）中舉辦56。在這些事務中，值得注意的是，身為帝國基層統治機器一
55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七），1928 年 9 月 16 日，頁 421；《水竹居主人日記》（八）、1930 年 9 月 13 日，頁 266；《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4 月 9 月 24 日，頁 481-482、1934 年 10 月 9 日，頁 489-490、1934 年 10 月 20 日，頁 495；《水竹居主人日記》（十），1936 年 9 月 11 日，
頁 256。
56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 年 10 月 21 日，頁 128、1906 年 11 月 1 日，頁 132-133、
1906 年 12 月 25 日，頁 153、1907 年 5 月 29 日，頁 225、1907 年 9 月 7 日，頁 261、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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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的保正，有時也不見得完全支持官方的政策。例如大甲溪官有土地贌耕事，前 街長廖西東、保正廖鏡堂與張麗俊等人在慈濟宮開會，欲將該官有地贌耕所得收 為街庄公有、充為街庄費用，用以解決每年官方向民眾攤派各種公費的沈重負 擔，並試圖在聖王廟召開街民大會（郡守、街長皆與會）討論此事。雖然此事在 官方的壓力與置之不理的態度下，不了了之，但可見地方廟宇確實也成為統治者 與被統治者間溝通、菁英參與折衝的一個重要空間57。
另外，在保正必須參與官方的政策宣傳、協助推行官方政策的前提下，地方 廟宇也往往成為官方傳達或執行政令的空間之一。例如：說明農事與米種改良、
說明秧籍共同之事、說明協辦廳報與徵收市場稅、鼓勵剪辮與解纏足、勸說造林 與植黃麻（軍需）、勸說加入愛國婦人會，以及說明天皇賑災（1911 年風災）救 濟金的分派、徵集駐軍所需稻草、檢查度量衡器等。另外，在司法方面，聖王廟 管理人呂汝玉涉及「侵吞」該廟神明會中和季香油錢一事，檢查單位曾在聖王廟 大規模的偵訊中和季會友58。在公共衛生方面，不論是街庄設立公醫的慶祝典禮 或預防種痘，也都曾在地方廟宇進行，甚至改鴉片者亦曾自神岡迎請關聖帝君舉 行謝神儀式59。
年 10 月 31 日，頁 280；《水竹居主人日記》（二），1908 年 6 月 2 日，頁 52、1908 年 6 月 10 日，頁 55、1908 年 10 月 10 日，頁 101、1908 年 10 月 13 日，頁 102、1910 年 4 月 11 日，
頁 341、1910 年 5 月 24 日，頁 362、1910 年 6 月 1 日，頁 369、1910 年 6 月 25 日，頁 377、
1910 年 9 月 16 日，頁 410；《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1 年 2 月 20 日，頁 17、1911 年 7 月 28 日，頁 87、1911 年 9 月 29 日，頁 117、1912 年 1 月 18 日，頁 156-157、1912 年 1 月 24 日，頁 160、1912 年 6 月 3 日，頁 217、1912 年 7 月 29 日，頁 244、1912 年 8 月 20 日，
頁 253、1912 年 9 月 22 日，頁 268、1913 年 9 月 24 日，頁 415、1913 年 10 月 1 日，頁 418；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4 年 6 月 2 日，頁 53、1915 年 1 月 16 日，頁 138、1915 年 1 月 18 日，頁 139、1915 年 9 月 10 日，頁 231、1916 年 6 月 29 日，頁 354-355、1916 年 7 月 1 日，頁 356、1916 年 7 月 17 日，頁 361、1916 年 12 月 7 日，頁 409-410；；《水竹居主人 日記》（五），1917 年 3 月 2 日，頁 19；《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3 年 5 月 11 日，頁 41。
57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1 年 6 月 15 日，頁 68、1911 年 7 月 28 日，頁 87、1912 年 1 月 18 日日，頁 156-157、1912 年 1 月 24 日，頁 160、1912 年 3 月 13 日，頁 183、1912 年 7 月 22-23 日，頁 241、1912 年 8 月 31 日，頁 256-257、1913 年 7 月 28 日，頁 394、1913 年 10 月 1 日，頁 418、1913 年 10 月 3 日，頁 419-420；《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6 年 6 月 29 日，頁 354-355、1916 年 7 月 1 日，頁 356-357；《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20 年 11 月 19 日，頁 319《水竹居主人日記》（七），1926 年 6 月 12 日，頁 54、1926 年 6 月 14 日，頁 55；《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3 年 2 月 3 日，頁 204；《水竹居主人日記》（十），1935 年 11 月 6 日，頁 129-130。
58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 年 12 月 25 日，頁 153、1907 年 5 月 29 日，頁 225、1907 年 9 月 7 日，頁 261；《水竹居主人日記》（二），1908 年 6 月 2 日，頁 52、1908 年 6 月 10 日，
頁 55、1908 年 10 月 13 日，頁 102、1910 年 5 月 24 日，頁 362、1910 年 6 月 25 日，頁 377；
《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1 年 2 月 20 日，頁 17、1911 年 12 月 8 日，頁 144、1913 年 9 月 24 日，頁 415、1915 年 1 月 16 日，頁 138；《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5 年 3 月 16 日，
頁 164、1916 年 7 月 17 日，頁 361、1916 年 12 月 7 日，頁 409-410；《水竹居主人日記》（五）， 1919 年 8 月 14 日，頁 250、1921 年 7 月 4 日，頁 381-382。
59 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 年 10 月 21 日，頁 128；《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4 年 6 月 2 日，頁 53；《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17 年 3 月 2 日，頁 19。另外，改鴉片菸癮者，
自神岡迎請關聖帝君謝神，見《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 年 8 月 8 日，頁 99。臺灣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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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地方廟宇說明、勸諭或執行地方公務之外，官方也同樣會在地方廟宇 舉辦宴會。這些宴會包括日式節日慶祝或官方會議結束後所舉辦的宴會，以及民 間為官員合辦的歡迎或餞別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地方廟宇的廟埕、
甚至廟內舉辦的宴會中，竟然出現酌婦、藝妓陪酒的情形；在時機方面，不僅出 現在官員的餞別宴上，亦出現在天長節祝賀儀式之後的宴會上。從這點來看，雖 然殖民當局在日治初期對民間信仰的管理採取放任主義，但在廟內的宴會出現酌 婦或藝妓侑酒，對於廟宇這個「神聖空間」而言，殖民者似乎不太懂得應如何尊 重臺灣的民間信仰60。
甚至廟內舉辦的宴會中，竟然出現酌婦、藝妓陪酒的情形；在時機方面，不僅出 現在官員的餞別宴上，亦出現在天長節祝賀儀式之後的宴會上。從這點來看，雖 然殖民當局在日治初期對民間信仰的管理採取放任主義，但在廟內的宴會出現酌 婦或藝妓侑酒，對於廟宇這個「神聖空間」而言，殖民者似乎不太懂得應如何尊 重臺灣的民間信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