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事爭訟調停、訴訟與社會菁英
第一節 和解、調解與民事爭訟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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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兩部日記，也並未針對社會菁英如何與代表國家權力的法制度互動進行全面 的討論。以下，本章將分三節，以前述的兩部日記為主要資料，利用日記內記錄 較為完整、精確、豐富的事件，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菁英涉入調解、民事爭訟 調停與訴訟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以及社會菁英處理問題時如何與官方的權威進 行互動，並進一步論述社會菁英在地方社會中所建構的主動性角色。
第一節 和解、調解與民事爭訟調停
調處糾紛，一向是漢人社會中用以解決爭端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方面，不 論是在中國帝國晚期的法制史研究，或是臺灣法制史、社會史方面，已經累積數 量眾多的成果。如張偉仁對於清代司法制度的研究、滋賀秀三討論裁判與習慣的 互動、寺田浩明研究民間各類合約的效力與司法訴訟制度、黃宗智（Philip CC Huang）以「和息」制度解釋民間所出現的「第三領域」，及其在法律與實踐上 的關係等。民間在訴訟前、訴訟時與訴訟後如何排解糾紛，一向是這些研究的焦 點6。另外，關於日治時期的民事爭訟調停制度，特別是法規範、內容、制度與 程序方面，乃至於這項制度對臺灣民眾接受西方現代法的影響方面，林峻立、王 泰升、村永史朗已有簡明的介紹與討論；村永更是以此為題，撰寫碩士論文。7
人日記為本的探查〉，收於許雪姬、陳志聲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
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423-448；吳俊瑩，〈日治時期臺灣人與近代法律的交會：以張麗俊
《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政大史粹》9（2005.12），頁 89-123。
6 梁治帄，《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滋賀秀三，〈清代 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收於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帄編，王亞新、范愉、陳少 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 19-53；滋賀秀三，
〈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收於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帄編，王亞新、范愉、
陳少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 54-96；寺田浩明，〈明清時期法秩序中「約」
的性質權利與冤抑〉，收於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帄編，王亞新、范愉、陳少峰譯，《明 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 139-190；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の江南社會：17 世紀中 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趙曉力，〈中國近代農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約、
習慣與國家法〉，《北大法律評論》1: 2(1999)，頁 427-504；寺田浩明原著、王亞新譯，〈清代 民事審判：性質及意義—日美兩國學者之間的論爭〉，《北大法律評論》1: 2(1999)，頁 603-617；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 2 (April, 1993), pp. 216-240. Philip C. C. Huang,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alm of Qing Justice,” Modern China 19: 3 (July, 1993), pp. 251-298. Kathryn Bernhardt, Philip C. C. Huang and Mark A. Allee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ang, Philip C.C.,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雖然黃宗智以滿鐵調查部所蒐集、整理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與巴 縣、寶坻、順義三縣檔案為基礎，分析清代中國契約與土地糾紛的處理情形，但其討論中仍 未引用臺灣淡新檔案的資料。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33-45。
7 林峻立，〈調處：十九世紀台灣社會民事紛爭解決途徑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7），頁 135-143；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93-213；王泰升，
《台灣法律史概論》，頁 246-249、362-367；村永史朗，〈台灣日治時期的民事爭訟調停〉（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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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去受限於私人資料的缺乏，前述研究幾乎無法運用私人資料來討論 調解、和息這些習慣的運作實況，以及這些習慣在日治時期之後，究竟發生了什 麼變化？這些變化與國家、社會菁英之間，有什麼互動關係？屬於行政權架構下 的民事爭訟調停制度，施行在民間的實際狀況究竟如何？會衍生哪些社會效應？
民間社會在和解或調解各種訴訟關係時的實際運作情況又是如何？《水竹居主人 日記》與《灌園先生日記》則為前述問題提供了許多線索，可用於檢驗法律與個 人、法律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就這兩部日記資料的性質來看，日記資料本身，自然有其侷限性，例如：記 事簡短、記事易受記主主觀意識影響而具有強烈的選擇性、部分人物難以考訂等 等。特別是日記本身一定會受到記主自身經歷的影響，對於事件的觀察、描述與 記載，恐需蒐集更多的資料配合加以分析，否則也確實容易陷入斷章取義的窘 境。如張麗俊曾經擔任保正，又曾身兼保甲聯合會議長、土地整理委員、林野整 理委員、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取締役（理事）、慈濟宮修繕委員會總理、富春信 託會社理事、豐原信用組合理事、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豐原街協議會會員等職，
是臺中豐原地區重要的官治代理人與社會菁英之一8；林獻堂則不僅是霧峰林家 族長、地主，更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9。
以下，本文將以兩部日記為主要資料，利用日記內記錄較為完整、記錄較為 豐富的事件或案例，討論日治時期臺灣菁英涉入清以來的習慣「和息」、「調處」，
以及日治時期行政權所架構的民事爭訟調停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並嘗試透過具 體個案論述其產生的社會效應。由此，亦進一步嘗試探究殖民政府如何透過這些 機制，將官方的權力深入與試圖控制地方社會？以及，臺灣的社會菁英如何面對 與回應行政權力的擴張。
此外，必須事先說明的是，日治時代有關「調解」、「和解」、「仲裁」、「裁判」
等名詞，已成為專業法律用語。其中「和解」為雙方合意終止紛爭，「調處」為 雙方合意的中立第三人介入而達成和解，「仲裁」則為雙方合意之中立第三人做 出和解雙方都必須接受的裁決；「裁判」則是經法院訴訟程序所做出可拘束雙方 的判決。10雖然張麗俊在使用「和解」、「調停」這兩個詞時，和解（或周旋）通 常是指非正式的和解糾紛、調處糾紛，調停則大多指涉民事爭訟調停，幾乎與官
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3-51。
8 張德懋提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掃瞄，〈履歷書〉、〈戶籍資料（1924）〉，「張 麗俊檔案」，082-01-016-002、082-01-016-003；或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 纂，《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附件一「張麗 俊昭和三年（1928）之前的履歷」，頁 323-324。
9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68、174、211；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
一九二七年》，頁 2-5。
10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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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定義相同。但是，林獻堂在用字方面，則完全不同。「調停」一詞，對林獻 堂來說，其實與和解無異，大多指涉發生訴訟事件的和解，或是被請出來擔任「公 親」的和解。至於，一般使用「勸慰」、「勸解」時，則通常只是安慰情緒，不具 有調解、和解糾紛的意涵。相關例證，筆者稍後將於文中詳述。
至於民事爭訟調停，乃為臺灣總督府試圖以官方力量，特別是行政權的力 量，處理民事糾紛所制訂的和解制度之一。臺灣總督府在臺始政之後，總督府便 已沿用清朝行政官員得以介入民事糾紛的習慣，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7 月 1 日頒布施行「民事爭訟調停規程（府令第三一號）」（「民事爭訟調停規則〔府令 第 31 號〕」），規定辨務署長得以調停其轄區內內地人與臺灣人之間的糾紛。但 是，該規定僅適用於調停內地人與臺灣人之間的糾紛，且不得涉及刑事案件；此 外，亦規定雙方若是同意和解，必須提出調解報告書作為憑據；倘若和解不成立，
即由官方發下調停不成立書。其後，又再頒布「民事爭訟調停ニ代人ヲ禁ス（府 令第六０號）」（「民事爭訟調停禁用代理人〔府令第 60 號〕」），禁止代理人參與 調停，冀使官方介入的調停單純化，並且確保官方介入的力量能儘速解決糾紛11。
1904 年（明治 37 年），臺灣總督府為減少日益增加的民事訴訟，特別是減 少在法院內進行的訴訟，又為因應 1901 年（明治 34 年）11 月以來的地方官治 變動（設廳裁縣、署），乃又以律令的形式，於 3 月 29 日頒布「廳長ヲシテ民事 爭訟調停及ヒ其執行ヲ取扱ハシムル件」（「廳長處理民事爭訟調停之件」）、「廳 長ヲシテ民事爭訟調停等ヲ取扱ハシムル律令施行細則發布ノ件」（「為廳長處理 民事爭訟調停律令發布施行細則之件」，以下簡稱「施行細則」）兩項命令。4 月 1 日起，正式將廳長得以介入民事爭訟調停的制度，實施於澎湖廳、恆春廳與臺 東廳，並規定臺灣其他地方在必要時，各廳長得加以援用。其中，與先前的規定 相比，最重要的變化有三：第一，申請人必須依照戶籍或爭端標的物所在地，向 該管轄廳提出調停。第二，糾紛一經調停成立，同一事件便不得再提調停，亦不 得再向法院提起訴訟；第三，調停結果具有執行力，且準用「民事訴訟法」的強 制執行規定。1912 年（大正元年），再將上述律令修正為全島各廳皆適用。至此，
民事爭訟調停制度，算是完成了法源依據的制訂，使得臺灣官方的行政力量不僅
11 臺灣總督府，〈民事爭訟調停規程（府令第三一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臺 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142 冊 1 號 16 門（司法 門民事類甲種永久保存第 22 卷），1897 年 6 月 29 日；臺灣總督府，〈民事爭訟調停ニ代人ヲ 禁ス（府令第六０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
11 臺灣總督府，〈民事爭訟調停規程（府令第三一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臺 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庫），142 冊 1 號 16 門（司法 門民事類甲種永久保存第 22 卷），1897 年 6 月 29 日；臺灣總督府，〈民事爭訟調停ニ代人ヲ 禁ス（府令第六０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