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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的政策，解決民事爭議。
(二) 劉波與金蘭會會友拒繳會金糾紛
1910 年（明治 43 年）2 月 25 日張麗俊的日記記載，其外甥劉波參與劉立組 織的金蘭會，因劉立身故而會友多抗繳會金，張麗俊遂代表劉波前往役場請教區 長廖乾三，應如何處理該糾紛。同時，張麗俊也拜託其好友陳其敏（鴉片賣捌人
〔經銷商〕，下南坑區區長），請他出面代為周旋、和解。整起事件實為金蘭會會 頭劉立死亡，而該會份正好輪至會尾，部分會友遂託辭會頭死亡，該會應即行解 散；同時，諉稱會頭尚欠會友本金與利息，故不願再出會金給尾會者，尾會人劉 波只得尋求調解。2 月 28 日，張麗俊與其友傅錫祺、謝春池乘列車到臺中，其 目的即是想替劉波向「當道者」（按：似指負責調停之官員）請教應如何處理該 糾紛。當夜，並赴臺中廳民事調停通譯張納川處稍坐。5 月 25 日，張麗俊再記 載，他本欲向民事調停通譯張納川說明他為劉波申請與劉才（劉立之子）進行民 事調停之事，但張納川正好出差不在。5 月 30 日，張麗俊因劉波申請調停劉才 欠會金之事，乃赴臺中廳民事調停室旁聽調停，隨後再到通譯張納川宿舍申明此 事之理由，並託他秉公辦理44。
此後，直至 1911 年（明治 44 年）6 月 12 日的日記中，才出現張麗俊到代 書湯池彥作處，請湯池協助代其外甥劉波申請「去年（1910 年，明治 43 年）6 月 6 日申請劉才民事調停謄本」。這也就是說，雙方應該已經在 1910 年 6 月透過 民事爭訟調停達成和解。但是，8 月 30 日張麗俊卻又記載，他到伊東愛敬的律 師事務室，問該律師之通譯陳文龍，是否可以將金蘭會事向法院提起訴訟？陳文 龍則回答，金蘭會並沒有申請立會許可，即使提出告訴也沒有幫助45。整起事件 在 1910 年 6 月達成和解後，雙方究竟又發生什麼事，日記中並沒有完整的紀錄。
然而，此事件中，雖可見張麗俊代其外甥劉波出面，請託和解、申請民事調 停，但張麗俊卻不能以代理人的身分參與民事爭訟調停，僅能入席旁聽。另外，
又可見即使是地方上最基層的行政人員，似乎仍對調停、訴訟等事不甚清楚，故 必須向區長、民事調停官的通譯或律師的通譯請教。此外，與前述的事件相似，
在缺乏專業知識，又缺乏語言能力的情形下，通譯在地方社會中，對於制度與法 規範的說明與解釋，似乎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三) 張大欠張欉之債務糾紛
1912 年（明治 45 年）3 月 9 日，張欉因張大欠債之事而對其申請民事爭訟
44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328、362、365、405。
45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405；張麗俊著，許雪姬、洪 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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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停，張麗俊於當日赴張大之宅，欲為雙方和解。3 月 12 日，因張欉以張麗俊 為證人，張麗俊遂接到民事調停傳票而被傳喚。3 月 13 日張安然亦以證人的身 分接受傳喚。調停官傳入後，問張欉向張大討債等事，張麗俊與張安然皆據實相 告。調停官知道此事為張大理虧，故裁決要求張大還款 10 日圓，張大卻不願接 受調停結果，想私下委託張麗俊辦理和解之事。張麗俊於是向調停官要求減少 2 日圓，僅要求張大還款 8 日圓，雙方遂達成協議46。此一案件中，原本被傳喚的 證人，居然可以在當事人雙方與調停官的裁決之間，居中協調、折衝，未知是否 可以算是特例。
除上述之案例外，在張麗俊的日記中，尚記錄許多張麗俊親自參與，無論是 為自己之事（主動申請與被申請調停），或為他人之事作證，或是聽聞別人所參 與民事爭訟調停的事件。然而，其他案件紀錄，大多只有隻字片語，記錄較不詳 細，須待來日配合其他資料加以釐清。如 1906 年（明治 39 年）張大、張戇與王 能的購買牛車糾紛，在赴支廳進行調處時，卻遭支廳斥退，原因不明47；1912 年
（大正元年）12 月 27 日，盧運秀與佃人張能的贌耕退租糾紛，雙方亦採民事調 停48； 1916 年（大正 5 年）7 月 10 日記載與張相傍混爭山界、林甘樹與張文常 混爭山界之事，也都有調停之事49。唯其內容不詳。
另外，可能因調停制度的實施已經上了軌道、制度化，故有部分案件因其內 容的特殊性較少，於此暫不列入討論。如 1909 年（明治 42 年）12 月 22 至 25 日，黃妹與廖石旺的欠款糾紛，雙方透過民事調停之後，黃妹交清欠款 100 日圓
50；1913 年（大正 2 年）10 月 29 日，盧運秀因欲分家產與杜賣盧育枝嘗會田產，
引起民事調停51； 1915 年（大正 4 年）9 月 13 至 14 日、1916 年 1 月 16 日，張 相煌、相登與賴氏妹的店地糾紛52；1916 年 6 月 27 日保正林慶通因與林慶枝、
林慶在、廖母、庶母租地納租糾紛，聲請民事調停，林慶連遂邀張麗俊、區長廖 乾三和解53；1928 年（昭和 3 年）3 月 20 日張鴨為混爭張阿英祭祀張元香香祀 而誣告，並申請民事調停，最後被調停官命令取消調停54；1930 年（昭和 5 年）
46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181、183。
4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110-111。
48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04、429。
49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2001），頁 359。
50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 304-306。
51 有關盧運秀、盧番親杜賣盧育枝嘗會田產所引起民事爭訟調停事，另可參見大正 6 年（1917）
12 月 11、15 日，大正 7 年（1918）4 月 8 日至 5 月 31 日之日記。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 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429；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 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24、126、168-169、
171-173、175-176、178、180-181、187-188。
52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232-233、283。
53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353-354。
54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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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張麗俊向前貸債務者劉、羅（安）提請民事調停等事。55
值得注意的是，張麗俊的日記中有關民事爭訟調停的紀錄，不僅遠遠少於民 間和解、調解，或菁英出面周旋、排解糾紛的紀錄；另外，自 1918 年（大正 7 年）以後，日記中有關民事爭訟調停的紀錄也越來越少，但無論是為己事或為他 人事而參與的民間和解紀錄卻是一樣的多。此一現象，似乎與王泰升、林峻立、
村永史朗的研究結果不同，他們都指出臺灣社會利用民事爭訟調停來解決爭議的 數量，有越來越多的趨勢56。既然整體的數量呈現增加的趨勢，為何張麗俊個人 的經驗卻是減少？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現象？是單純地因為張麗俊缺 記、不想記？或是因為張麗俊基於個人數次在調停中吃虧的經驗，致使他不信任 民事爭訟調停？或是因為他在 1918 年至 1920 年（大正 9 年）間數度被法院收押、
判決入獄，因而被免除保正、保甲聯合會議長、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理事的身分，
於是不需要再以鄉治人員的身分以身作則、參與調停？或有其他原因造成該現 象？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以下，本章將以另一位菁英林獻堂的日記記錄作為比較，繼續討論社會菁英 參與和解訴訟的經驗。
第三節 《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和解訴訟案例
《灌園先生日記》與《水竹居主人日記》這兩部日記，相同的地方是，日記 中保留了數量眾多的民事訴訟、和解、調處紀錄。其中，特別是有關民間和解、
調解糾紛的部分，林獻堂與張麗俊一樣，也留下了很多親自參與和解紀錄。但是，
兩部日記不同的地方在於，林獻堂的日記中，很少留下民事爭訟調停的紀錄。究 其原因，可能與林獻堂特殊的身分有關，或許當他出面斡旋、排解時，受排解之 人根本難以婉拒其和解，而不致步上民事爭訟調停或訴訟之途。另外，值得注意 的，即是林獻堂所記錄或參與的和解，大多數都發生了訴訟，不論是先訴訟、後 和解，或是先和解又訴訟，或是和解伴隨著訴訟同時發生。這使得林獻堂常常不 是為了和解爭議、糾紛，或為了彌合感情而和解，而是為了解決訴訟而參與和解。
史研究所，2004），頁 333。
55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2004），頁 293。
56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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