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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林獻堂或張麗俊的日記中，也可以看見當事者試圖在訴訟、民事爭 訟調停或民間和解中增加自己的影響力，或增加可信度的作法。最普遍的，莫過 於動員其他社會菁英為自己作證、背書，或者動員社會菁英為自己出面調解，依 靠這些菁英的身分、背景、社會地位與影響力，儘可能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和解結 果。其中，最特別的方法，便是利用報紙為自己宣傳。無論如何，上述的現象，
並不是意味著在地方社會裡，林獻堂的影響力一定大過張麗俊。或許應當解讀 成，他們所接觸的人群不同，發揮影響力的方向與時機亦不同。更重要的是，即 使是在國家權力有意識的透過行政與司法系統，強力介入私領域，社會菁英似乎 仍能透過民事爭訟調停、民間調解與和解等機制，得以保有建構或發揮影響力的 空間。也就是說，國家權力創造了一套制度，試圖透過行政權將社會菁英原有的 權力加以整編，並且納入國家機器的控制之中；但是，這套制度卻又同時創造了 一些新的空間，讓社會菁英得以在夾縫中繼續發揮其影響力。
未竟的研究
在本文搜集資料、判讀資料與考證資料的過程中，實際上充滿著許多的困 難。首先，在整理菁英的名單上，每一筆菁英的資料，都不見得能完全查出菁 英的出生時間與死亡時間。對照戶籍資料的進度十分緩慢，仍需要更多的時間 完成。其次，人物誌、人名錄等資料經常是錯誤、疏漏百出，因此每一位菁英 的經歷，除非能找到履歷書，否則出任每項職務或重要經歷的時間、正式職稱，
都不夠精確。第三，菁英的資料在1942年之後，幾乎都出現斷層；除了極少數 的臺灣菁英之外，戰後初期的人物誌、人名錄也未完整記錄臺籍菁英的資歷。
這對於本文嘗試討論1940年代至1951年的菁英的延續與變化相當困難。當然，
這也隱含著新政權對於臺灣菁英的不重視。第四，許多菁英之間的親屬關係仍 難以清楚勾勒，特別是姻親關係。第五，日記的記錄仍欠缺對比資料，特別是 事件關係人的資料。即使是行政權主導的民事爭訟調停，不僅行政單位沒有保 留調停書的相關檔案，也僅有部分事件的結果倘若與民事判決有關，才會被司 法檔案保存。在判讀資料與解釋資料的過程中，筆者已盡力避免過度推論或過 度解釋的問題，但前述的這些困難，仍使得本文不免有疏漏或錯誤之處。
對於本文而言，未竟之處實在太多，每每討論一個子題、一個事件，得到 的不是結論，而是更多的問號。除了這些因為資料或方法論所形成的障礙之外，
就本文而言，觀察社會菁英如何建構與發揮影響力、如何度量影響力的問題而 言，特別是在閱讀張麗俊、林獻堂的日記，以及楊肇嘉等人的回憶錄後，筆者 認為仍有一個重要的主題應該討論，也就是社會菁英的生命禮儀。從日記中，
不難發現臺灣社會菁英非常重視婚禮、喪禮與其他如出生、祝壽等生命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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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喪禮，通常可以被解釋為喪家家族關係或人際關係的繼承或重整，甚至 可以被視為是權力轉移至下一代的通過儀式。治喪團體、主祭者、三獻禮生等 重要人物要邀請誰？要發訃文給誰？邀請誰寫祭文？邀請誰來參加？要掛哪些 人的輓聯？這些時機似乎都是菁英可以主動建構或發揮影響力的時機；同樣 地，也是喪家重構關係、穩固關係，甚至發揮影響力、動員力的時機。張麗俊 的日記確實有許多相關的記錄，但因尚未釐清這些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暫時 只能留待日後進行分析。
對於社會菁英接受新知、新資訊方面，在蒐集調解與調停資料時，特別注 意到法制度、法律名詞究竟是如何被臺灣社會菁英了解？如何被接受與運用？
這個過程中，又有那些人對知識的繼受或轉化產生影響？在日記中，也確實可 以找到更多線索。這也是本文日後可以延伸討論的方向。
回到社會菁英本身而言，弄清楚菁英是誰，弄清楚不同時間對於菁英的定 亦有沒有差別、弄清楚不同時間的菁英會不會有變化，這是本文最重要的課題 之一。然因受到部分資料的限制，40至50年代的社會菁英，實仍有許多需要努 力的空間。此外，女性菁英的部分，也還需要再蒐集更多資料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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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臺(1921.04) W：189；Z：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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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0.03) ； 從 六位勳六等、五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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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臺(1897.10) Q：296；AB：418
古山四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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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04-1928) 、 東 京 帝 國 大 學 法 學部渡臺(1910.07)、 AU：151；BG：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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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臺(1920) AU：157；BH：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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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岡庄役場、彬彬書局(1930-1933.12) 三角仔呂家、漢學、
普通教育、臺中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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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臺(1908) U：128；AU：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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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街 (1931.12)；理蕃事務囑託(1932.08)、第三十 五區指定酒類賣捌人(1934.07)、豐原街協議